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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绵延不绝,并将复兴——换了一个题目 -- 慧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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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好皇帝,坏奸臣之三:清官意识

一,海瑞上疏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的一天清晨,春寒料峭,通往紫禁城的路上,安静得如同还孤悬在天边的月亮,两边的树枝都还是光秃秃的,它们伸出奇形怪状的胳膊,指着天,不说话。海瑞像往常一样,听着自己的脚步沙沙的响。过不多久,在临近宫门的时候,他遇到了几位同僚,相互拱拱手,没有多说话。“他们在躲着我吧。这也难怪……”海瑞心中正如是想着,就进宫了。

这一年,他47岁。可是就在前几天,他刚刚给自己订做一口薄皮棺材。昨天,他跟妻子和儿子都打好了招呼,安排后事,他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银两安排未来的生活。妻子昨天没有睡好,儿子将来做什么……

他的身体还很健康,虽然平时没有钱买肉,消瘦的他却很少生病。不过,今天来向他索命的,不是阎王派来的无常黑白,而是他袖口里揣着的一份奏折。在这份奏折里,他用文雅的语言骂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皇帝。他如此教训皇帝:

一是“竭民脂膏,滥兴土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

二是薄情寡义,: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

三是迷恋斋醮,妄求长生:“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

而且奏疏还把皇帝的品行与刚刚被处死的罪犯严嵩相提并论:“既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臣宁为嵩之顺,不为材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写到高潮处,海瑞痛骂满朝文武:“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读了疏文,明世宗把上疏扔在地上气急败坏,大叫:“快去抓人,不要让他跑了。”太监黄锦说:“不会跑,这人明知将死,已诀别妻子,买了棺材,在家等着呢。全家仆人早跑光了。”

皇帝沉默良久,捡起来反复默读,心中叹息。世宗内心极度煎熬,情绪剧烈摇摆,忽觉海瑞可比古代忠臣比干,忽然又深感受辱之痛,几个月后,还是忍无可忍,将海瑞投入诏狱。刑部论死,皇帝沉默不答。再过几个月,明世宗去世。海瑞在狱中住了十个月。有一天,狱警端来好酒好菜。海瑞以为要绑赴西市砍头了,更是豪吃豪饮、神色自若。狱警告诉他:恭喜您哪,马上官复原职,皇上死了。海瑞惊问:“信然乎?”随即大哭,吐出所吃食物,昏绝于地,一夜哀哭不断。

二,清官意识

说海瑞是中国官场之“异”。是因为像他那样的官员不多,明朝的薪水太少,俸禄极度严苛,像海瑞这样完全靠薪水度日,会非常艰难。明朝敢骂皇帝的官员其实也不少,文死谏算是明朝留下的传统。但是像海瑞那样抬棺而骂,骂到皇帝举足无措,进退失踞,却并不多。更难得的是,海瑞并非一时之勇,而是一生正直不阿,无党无群,独来独往。人不喜而不得不敬,海瑞被囚之后,内阁大学士徐阶和其他大臣设法委婉劝说皇帝,尽力保全。

然而海瑞又是中国官场之“常”。中国几千年历史,官员不计其数,在人民的心中,论声望,能够跟海瑞相比美的,恐怕就只有包公了。一般官员,在世时自然有人尊敬,百年之后,如过眼云烟,不知何踪。如海瑞包拯,则久唱不绝,历久而新。论之者无数,传之者无数,谈之者无数。中国的京剧中,海瑞的形象在舞台上赢得观众的一片喝彩和一片泪花。

这阵阵的喝彩和泪花在后来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一个总结:清官意识。这个词在今天的语汇中,恐怕算不得什么好词。当然,就大部分学者而言,他们倒不是想批判海瑞和包拯本人,他们犀利的眼光对准的是这两位“大人”的屁民粉丝。关于清官意识的讨论很多,本文作为一篇笔记,无力在这里做思想史的梳理。虽然我下面要写的东西可能看起来是在为“清官意识”平反,但是我也必须首先承认,对清官意识的诸多批判都有合理的一面,因为至少,清官意识并没有保证,当官的都是清官。倘若都是清官,包公和海瑞也不会有今天的名声,也不会有那么多粉丝。这就是历史的悖论。

三,清官意识:中国的特殊性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二十世纪批判的话已经说了那么多,那么我就站在另外一边说道说道。一分为二,阴阳平衡,方为自然之道。

清官意识

1,中国之所以有清官意识,是因为在中国,官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官代表的是“公家”。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超越“私”的问题,人人生而有“私”,但是仅仅有私,则无法成其为社会。因此文明的一切努力就在于超越这个小我。相对于个人而言,个人为私,小集体就是公;相对于小集体而言,小集体为私,大集体为公。中国自郡县制的皇权制度建立以后,天下一统,这个天下则为公,而代表这个“天下”的就是皇帝和他手下的官。因此中国很早就确立了所谓“公家”的概念。官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形成所谓“官本位”。就如我在其他《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中所说的,中国的主导矛盾是官民矛盾,在政治上,这个矛盾的重要性超过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因此所谓官本位,也就意味着中国

2,从官的本质上来,本来与私人并没有政治的矛盾。“何者为公?”成就众人之私,则为公,保护众人之私,则为公。站在公私的纯理论角度而言,官作为公来保卫私人的利益,本来应该得到民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的。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官员本人作为有私心的凡人,他很有可能损公肥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是他个人的,而损失是大家来承担——这是一切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必然难题,用经济学的术语可以说是“公地悲剧”。

3,清官的意义就在于他做到了官的“本位”。也就是说,官本来就应该所处的位置,就是“公”。清官在政治的价值,并不在于纯粹的“道德”。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清官才具有崇高的道德。中国历史上,有崇高的农民,有崇高的隐士,有崇高的工匠,但是在人民大众中,很少有人崇拜出“好农民意识”,“高隐士意识”,“巧工匠意识”,虽然他们也都有各自伟大之处,但是他们不能像海瑞和包公得到万民景仰,是因为中国的清官所成就的不但是他们个人的人生道德价值,而且是“官”的价值。是官的本质体现,这个本质体现象征了“中华政治文明”的最高核心——公。因此,人民大众所崇拜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政治的公”。对包公和海瑞的崇拜,实际上既是是对“公”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官”的道德要求和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中国的普通农民,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所表现的集体智慧远超过绝大多数大学教授。清官意识也绝非智力低下的产物。当我们轻蔑人民智慧的时候,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缺少智慧,读不懂人民。

4,当人民崇拜和要求“公”的时候,并不意味这个群体的成员具备“公”的素质,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准备像他们所崇拜的包公们一样,能够克己奉公,牺牲小我为大我,牺牲小家为大家。他们的崇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道德的感染力,这是对崇高人格的尊重和心灵上的模仿;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合法利益得到“公”的保护。“公德”与“私利”在伦理上是对立的,但是在现实上,众人的合法私利却恰恰需要“公”的保护。那么这个“公”,实际上就是官,过去是皇帝手下的官,今天是共产党的官。这也就是我过去强调的,腐败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杀伤力,它所破坏的不是具体的个人和某个具体组织,它所破坏是能够维系大一统的“公”意识。倘若这个“公”的意识过分削弱,私的意识过去强大,利益集团就会兴风作浪,封建力量抬头,国家就会“乱世而亡”,陷入分裂。——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这一点应该并不陌生。

有关清官意识的几点争议

1,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对“清官意识”的批判基本上都是西学东渐以后,站在现代西方的角度来批判所谓”官本位“的角度展开的。所以要想把清官问题说清楚,就必须首先谈谈官本位。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说。

从社会等级秩序的角度上来说,大致而言,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三种本位。一种是“官本位”(中国自秦汉到今天),一种是“血统本位”(中国春秋战国以前),另外一种是“钱本位(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三种本位或者这三种本位的混合体,因此,当您想批判和打倒“官本位”的时候,请您想好,您是希望这个世界是血统本位还是钱本位呢?也许您要说,我什么本位都不要,我要平等。那么我真诚地告诉您,在我们有可能看得见的将来,在地球人类上,没有这种可能性。官本位还是钱本位?您想好了没有?官本位实质上“公”对“私”的超越。但是,如同越耀眼,其阴影也越明显。中国自古形成强烈的“公”的意识一方面维系了中国的大一统和以“公平”为诉求的政治伦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一旦官员修身不足,所造成的危害也更严重。用俗话来说就是,梯子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2,尤其当我们站在西方的立场批判古代“官本位”和清官意识的时候,并且把这当做中国人劣根性,当做中国文明是落后文明的例证的时候,完全是处于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因为当包公和海瑞被人崇拜的时候,欧洲还是贵族和农奴的社会。他们没有官本位,也没有清官意识。除了乞求贵族不要过于残酷之外,他们根本就处于完全的绝望,根本就不可能祈祷任何人来帮助他们用“公权”来保护他们的基本利益,公权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的安慰只能是彼岸的上帝。也许上帝代表的是“公”,因为上帝没有私心。但是上帝的荣光在彼岸,而不是人间。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着“不公的官员”破坏了“公的政治伦理”,那么在当时的欧洲,则根本就不存在“公”这么回事。因此,假设有人在那时的欧洲批判“清官意识”,如同我们现在到索马里面对饥民痛诉营养不均衡对身体健康的危害。

3,欧洲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封建力量,才建立起了真正有权威的中央政府(法国国王曾经努力建立专制,而且我感觉正是因为法国国王打破封建,所以才使革命成为可能,路易十四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王位挖好了坟墓)。这时才逐渐有了“公”的概念,十八世纪才建立起公权(不出我所料,刚刚查字典,法语中,public这个词十六世纪晚期才出现,而中国的“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4,而且欧洲的公权也是靠“集权”来推广的,法国是拿破仑,德国是俾斯麦和威廉,俄罗斯靠的是彼得大帝,后来的苏联靠的是苏维埃。但是欧洲的集权通常都会走极端,最后不得不崩溃。(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民主与集权》系列博文)。因此,欧洲的“公权”发展都有限,而且历史比较短暂,还缺乏传统。西方国家,公还没有压倒私,因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不过是周期性崩溃的最近一次而已。因此当我们为中国的官民矛盾而纠结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同样的方式来想象西方,官本位的社会与钱本位的社会是不同的。胃痛的人以为胃痛才是最严重,肝病的人以为肝病是最严重的,如果连这样的人情都不能体会,就根本无法理解社会现象。西方社会最重要的矛盾不是官民矛盾,不是公私矛盾,而是私人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的官民矛盾不如中国官民矛盾尖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不尖锐,更不意味着,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之下,倘若采取那样的社会结构,整体的社会矛盾会更轻。现实情况是,在他们的人均财富几乎是中国的十倍的情况下,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5,今天对古代社会清官意识的批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解决官员损公肥私的问题,光依赖道德是不行,要靠制度建设,中国人没有制度理性。这样说是没有错。不过,同样也是要解决一个时空倒错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批判唐宋和明朝的制度腐败的时候,当我们说那时的清官意识不顶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当时的欧洲,几乎就不存在“腐败”,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清明”。在贵族可以占有初夜权的时代,讨论什么腐败和清明的问题,就像跟饥民讨论食品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忽视“制度建设”,中国古代官制早就有所谓分权,相互监督,回避制度,内阁六部。中国古代行政制度的严密和理性,如果说是第二,就没有人敢说第一。当然,您坐惯了汽车,就认定古代的马车从来就是落后的交通工具,,那么这是您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

6,因此中国政治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所谓“官本位”,也不是所谓“清官意识”。而是要进一步发挥“清官意识”,以此为榜样和象征,恢复“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

7,当然,我从不反对制度建设和监督的作用,这方面是必须加强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民主和集权问题:思考片段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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