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绵延不绝，并将复兴——换了一个题目 -- 慧诚

题记：这篇文章本来是《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系列的一篇小文，原想不过就写几百字。不过在思考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重要的思想火花，变成了一个思想的总结。从去年春节到今年春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个问题一直紧紧缠绕着我，几度想放下，去总是提起。在博客上写了一堆拉拉杂杂的问题，一些模模糊糊的问题渐渐变得清晰，但是一直感到还有一层窗户纸。去年九月，在学校做了两场演讲，题目是：《换一种眼光比较中西文明——全球视野中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在这次演讲中，我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和期望，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历经挫折与考验，至今屹立不倒，并且有希望再度复兴？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学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等更年轻的一代人来回答，并且当时也准备放下政治思考，做些别的事情。

不过我一直都放不下这个问题，前些天因为偶然的机缘，我终于感觉捅破了那一层模模糊糊的窗户纸，透出了一道亮光，把心头的很多疑惑都照亮，得出了一个暂时的比较确定的结论。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些思考。

这篇文章虽然有将近一万字，但是基本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只有房梁没有砌砖。很多细节的问题都在其他文章中有过探讨，这里主要是用一个思路把散落一地的思考归拢起来。当我写完今天的这点东西，回头再看过去的一年所写的文章，有了另外的感觉，感到有点欣慰。我把这篇文章置顶，希望有人读了这篇文章，然后再看看我在《政治与社会》的类别中的那些笔记小文，或许更能看清我的思路。

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下）

前段时间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性质有一些思考，写了两篇小文《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上）和（中）。写作的过程中一方面感觉自己说的有一些道理，另一方面也感觉还是没有说深说到位，还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前两天终于感觉思想又突破了一层，感到一阵畅快和喜悦。

一，为什么不谈“主义”？

我在前面两篇小文中都提到了“不谈主义”，兼容并包，因为“主义”不能很好的说明中国的复杂状况。西方的词汇中常常提到主义，这个ism的意思是把某种思维和逻辑贯彻到底。但是现实从来不是逻辑和命题的表现，现实就在那里，当我们用命题和逻辑对现实加以抽象的时候，抽象的程度越高，越ism，就越远离事实的真相。这样的逻辑思考有它的好处，因为可以进行数理的推演，然而其弊病就是会走极端。如果要真正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就必须对ism保持警惕。不能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为什么既不是标准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标准的资本主义，这种不标准，并非不正常，恰恰是非常正常的。理论应当服务于现实，而不应当拿现实来服务于理论。

二，中国的概念：公与私和封建社会

五四以来，中国的话语都被西方概念彻底洗了一遍，本来中国就有一整套适用于自身的解释社会的词汇，都被遮蔽了，现在到了我们重新发掘的时候。《礼记》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我以前也读过很多遍，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前两天，这句话突然像闪电一样，划开了我思想中的晦暗之中，一下子照亮我这些年来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思索。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包括公与私的两方面，构成了人性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自私性，人要保存自身生命，把自身的存活和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人必须在社会中才能更好生存和发展，因此公与私都是人类的基本属性。马克思过分强调了人的公的一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其实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而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公”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小型部落发展到今天的国际社会，人类的公的一面不断增长，社会性越来越强。黑体加粗的这句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向上提升自己，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人不断变得更“公”的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欧洲的希腊文明最初也都是小规模的部落联盟，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古希腊的部落联盟，发展到罗马这样的城邦帝国，然后再发展到封建国家，最后形成现代国家，直到今天的欧盟。

中国古代社会在三皇五帝的时代，是原始部落联盟制度，社会单位比较小。相对于个人来说，部落是公，个人是私；相对于联盟来说，部落是私，联盟（天下）为公，共私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到周朝的时候（我们以周为例，因为周的历史相对清楚一点），周天子位居中央，分封诸国，形成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当时的分封国很小，统共有八百个国家，向周天子效忠。就当时的国家整体而言，中央对分封诸国的控制权力较小。因此直到春秋战国，公与私之间，就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而言，私的力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就是分封建制，是用来形容地方势力的概念。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提到说：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周文武虽为圣王，也没有办法完全克服“私”的力量，只能保留封建，提出“天下为公”的理想，靠伦理和精神来维持天下一统。

中国从五四以来对“封建”这次词语的翻译和运用是悲剧性的（关于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界的命运，请参看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这里不详述），这个错误绝不局限于学术范畴，也不局限于思想范畴，因为对这个概念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悲剧，无数人因为这个错误的词语概念送了命。事实上，秦朝统一中国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柳宗元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朝的一统天下是代表“公”的国家对“私”的克服。

为什么我在讨论中国现实的文章中喋喋不休谈春秋战国和封建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误用对于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产生了太大的影响，不返本清源，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中国的现实。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封建论”成为主流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为了认定中国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欧洲，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欧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克服了封建走向现代国家，而中国只到1912年才结束封建。但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克服了封建，整整比欧洲领先两千年！而且欧洲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现实统一，欧洲整合过程依然障碍重重，大一统是中国奇迹般的成功。那些否定大一统意义的学者看到今天的欧洲为了大一统所付出的努力不知应当作何感想。

欧洲的大革命同样也是一个克服封建，走向更加“公”的过程，被家族血统分割的土地和人民归之于国家，他们向中国学习了并使用了郡县制和文官（公务员）制度，使国家的公器具有了最高的权威。

中国的郡县制在秦朝就确立下来，文官制度经过长期发展，从汉朝的举荐制度到唐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权力成为公器。

因此拿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当作欧洲的贵族封建制度完全是错误的，是为了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套用在中国身上，其结果就是张冠李戴，给一双大脚穿上了一对小鞋，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我们在这里强调中国克服封建远远早于欧洲不是为了什么所谓“民族自豪感”，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现实。

三：封建残余

公与私作为人性的阴阳两面，同时存在，对封建的克服不是绝对的。如果从广义来理解封建这个概念，应当把它理解为社会整体之中的部分利益集团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封建领主是封建，大家族也是封建，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是封建，某个区域的特殊利益也是封建，阶级的利益也是封建。因此对于人类的社会和国家而言，无论中西，一直都是处于公与私的矛盾统一之中，处于“整合一统”与“封建势力（广义）”的矛盾统一之中。

因此，我们就可以人为，中国古代的“地主土地私有”和“皇帝家天下”就是封建的剩余部分，这是天下之公的私立成分，私有的土地属于个人，权力的最高核心属于一家所有。而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在19世纪形成的现代国家同样也有其封建的剩余部分，那就是：土地私有，资本主义和多党体制。土地私有这一点与中国清朝以前的制度是一样的，而资本主义和多党体制就需要多说两句了。

资本主义是私的传承，私人占有和支配生产和经济资源，并且形成社会的分裂力量。因为欧洲是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制度，所以很多人把资本主义看成封建制度的绝对对立面，这不过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资本主义一方面超越封建，另一方面它也会保留封建的成分。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相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封建剩余，私人资本与社会形成了类似的公私辩证关系。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实践（法国和北欧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都是为了克服公私矛盾而进行了努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就是为了克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也就是资本作为封建之余和社会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是资本主义欧洲为了克服阶级的封建性和整体社会之间的内部矛盾才形成的一种思想。但欧洲在近代以来科学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技术上虽然比中国先进，但是其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成熟期远远晚于中国，欧洲的国家政治现实跟中国的战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完全用来套在中国身上有很多不合适之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有参考价值，但是绝对不可教条运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是只对欧洲有效，对中国是无效的。

关于多党制和一党制的问题

多党体制需要多说一些，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是最热烈的，也是误解最多的。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我写的小文《君子不党》。其中有一段：“所谓党，英语写作party，实际上是从part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分裂的状态，从总体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换而言之，它不属于人民和国家的全体，不属于“公器”，而是属于部分人的“私器”，所以还有一句话叫做“结党营私”。然而西方现代国家却普遍是政党政治，也就是说，政党是政治的基础之一，这造成的基本结果就是：以私为公，以一个part来作为全体国家的代表和利益的执行者。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必然是有矛盾的，一个part与整体是不同的。这是西方政党政治在伦理上的最大弱点。”

也就是说多党作为社会的部分利益的代表，相对于它的个别组织成员来说是公，相对于整体的国家来说是“私”。因此西方式的以部分利益为代表的party是没有权利掌握整个国家权力这个公器的，因此它只有以时间上的轮替制度来曲折地解决空间上的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缓和“公与私”的基本矛盾。即便如此，在公器与集团私利之间的根本矛盾并不能完全解决，会出现种种严重问题。代议制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党的封建性问题，实际上西方多党代议制也是原始部落联盟制度的剩余和继承。现在常常把欧洲的制度命名为民主制度（démocratie），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所谓“民主”说明的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描述，需要加上限定词，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多党代议制民主”。把 这样一个制度视为神圣不可取代，是因为观察历史的广度和长度不够。（请参考我的系列文章《民主与集权问题》和《君子不党》）。

下面再来考察中国的状况。如果只能代表某个地区或者阶层，那么一个党长期控制国家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虽然名义上也是叫做党（party），但是实际上它从成立的时候，就以“公”为其基本价值观（共产主义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公心”建立了人民统一战线，最大程度代表了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利益，而国民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那么它搞一党制缺少了根本道义基础。一党制能够稳定执政的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党必须姓“公”，而不能姓“私”，只能姓“天下”，而不能姓“集团”，否则就无法解决“集团”与“整体”、“封建”与“天下”之间的根本矛盾。国民党由于只能代表集团利益，因此虽然在战争初期其武器精良，实力远超共产党，但是也必然会失败。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讲，中国已经实现了两千年的大一统（虽然期间有分裂，但是最终都能合起来），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有“天下统一”的文明因子，经历民国的分崩离析，一个能代表天下的力量战胜代表集团（封建）的力量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如果我们从“公私矛盾”和政党性质的角度来观察建国以后共产党执政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建国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用两种方式来克服政党的部分性与国家的整体性之间的公私矛盾。第一种方式就是从49年到76年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国家彻底走向“公”，一切都是公家的，没有私家。从公私合营，到集体化，人民公社，三反五反，再到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是文革的“恨斗私字一闪念”，这些都是公消灭私的努力，因此也是消灭“封建残余”的努力。很多人把中共在文革中的表现评价为封建，完全是对“封建”这个概念的极大误解。集权不是封建，封建和集权是对立的，集权是对封建的超越，秦始皇是对封建的超越，法国的路易十四也企图超越封建。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权力高度集中不是“封建”，而是集权。

不过集权并非越强越好，事物过分就会走到它的反面。文革的反私运动招致了极大的反弹。因为人的私心远没有能够消灭，“恨斗私字一闪念”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人性所能达到的范围。一个举重运动员能够举起两百公斤的杠铃，这个杠铃的重量标记了他的荣耀，显示人的力量和伟大，但是如果因此让所有人都举这样的杠铃，那么这个杠铃的重量就变成压死人的凶器。同样的，少数人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大公无私，这表现了人在道德上的伟大，值得敬仰，但是因此来用暴力强迫所有人都跟道德的圣贤一样，就会像那根杠铃一样把普通人压死，造成社会的悲剧。

道分阴阳，相互矛盾、融合和补充。倘若说公是阳，私是阴，那么正常的社会之道是这两者形成互补和融合，而不能轻易地以其中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阴阳平衡方为大道。76年之前的中国失去了平衡，那么在此之后就转向另外一边，阳极则转阴，阴极则转阳。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放松“私”的过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私人资本已经占据了相当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力量，这就是所谓封建力量之重现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党与国的“公私矛盾”问题。这就是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要让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工人阶级）。

76年以前，中共以改造社会，力图使整个社会成员变成“公”来解决工人阶级党（party）与国家公器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证明这条极端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改造成全体中国人的党，来解决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前面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力图使社会来适应党的理想和性质；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力图使中国共产党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

三个代表思想是后三十年共产党自我改造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使中国共产党真正变成有中国特色的党，超越了阶级对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可以代表中国整体各阶层利益的党，解决了party的封建性与国家的公共性之间对立和矛盾。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不能用西方的party概念来理解了，中国已经没有party，只有中国共产党。我过去也是嘲笑“戴三个表”的人之一，现在发现以前不过是年少轻狂，什么都不懂。现在对“三个代表”极其佩服。那三句话本身并无意义，但是通过这三句话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改造，并且其巧妙的修辞手段尽最大可能缓和了来自党内极左派的攻击 。

Ps：这个理论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非洲和其他部落力量还很强大的地方推行多党代议制民主，必然造成崩溃和失败。

再论中国的现实

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上）（中）两篇中，我大致谈了一下中国的现象。那么经历了刚才的历史梳理和中西比较之后，我们回头再来考察一下中国的现实状况，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以古鉴今，以西鉴中，可以明得失。

中国的现实矛盾是什么？

根据上面的解释，中国从秦汉到隋唐之后，封建贵族的势力基本肃清，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在政治上则是官府与民（包括平民和地主）的矛盾，第一部分是社会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而第二部分是执掌公器的官与私人之间的矛盾。由于官府的权力很大，实际上地主如果家族中没有官僚的保护，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权利。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在此就不展开了，只说说他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的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

从理论上说，如果官员都是清廉正直之士，代表公的官与私人的民之间的矛盾本来可以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但是现实从来不是理想，官僚存在腐败是社会的常态，所谓腐败的意思就是“化公为私”，导致了矛盾的加剧。老百姓因此就呼唤清官拯救他们于水火，对于百姓而言，清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良心好的地主。不过中国的官僚阶层不是固化的，下层有可能通过努力成为官僚，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打破阶级固化的最终利器。

而西方国家则一直是阶级矛盾为主导，从奴隶社会到封建贵族制度，是战争和血统决定了社会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基本是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次重要革命，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打破了血统的固化，和地域的封建割据，是对血统和地域封建的克服。民族国家的整合性力量战胜了地方割据的力量，中央集权战胜了地方割据。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是一次集权的革命。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我们用错误的“封建”概念理解中国的时候，同时也使我们观察西方的参照系搞错了，有些人以为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打破集权，建立多党代议制，搞了三权分立，是从中央集权变为私人选举的革命，这是极其严重的误解！误解的原因就是把欧洲的国王当成了中国古代的皇帝。欧洲的国王跟中国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国王不是中央集权的（虽然法国的路易十四以后，国王的集权比过去大得多），他只是一个最大的贵族，并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地位有点像周天子，而不是秦朝以后的皇帝。虽然没有三权分立，但是国王在欧洲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只有推行中央集权的法国国王的权力相对而言更大一些，法国首先爆发大革命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国王的集权为资产阶级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革命由于打破了地方割据势力才建立起越来越强大的中央权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是权力逐渐集中的过程，而不是相反。在欧洲的古代，国家不存在统一官僚体系，也就谈不上官民矛盾。启蒙世纪中，欧洲人从中国逐渐学到了文官体制，才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方面，欧洲通过中央政府和官僚集团的建立，实现了公对私的克服，国家有了权力公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化就变成“私”的封建性在现代国家中的继承。由于西方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之中，因此其“公”的程度有限，只能建立以多党代议制为代表的政府形式，以政党轮替执政的方式缓和公私矛盾。这样的话，欧洲多党体制的政府，相比中国而言，其权力就必然是分散的，政府的权力比较小，控制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小布什说：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终于被关进了笼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普世价值。这句话让中国的不少右派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而实际情况是，除了法西斯国家和偶尔出现的帝制，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来都是在笼子里的：贵族时期，它被各个大小贵族关在笼子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被资本家关在笼子里。欧美国家建立集权的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这些集权制的中央权力都没有成功地实现“公器”，只是某个阶层的代表，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意大利，都是如此。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暴政，失败就是难免。

集权是一门艺术，需要中庸之道、思想自由和社会宽容，不能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观（文革前的危机就是因为缺失了这几点，使得社会一度非常危险）。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我《集权与民主思考片段》系列文章以及《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

总结如下，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私”为主导，封建分裂的力量更强，社会的分裂性更加明显，因此西方一直是阶级矛盾为主的社会，奴隶社会、贵族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按照阶级矛盾的特征来定义的。以这种方式来命名欧洲是合适的。但是中国社会从秦汉隋唐以来，社会一直是以“公”为主导，大一统的力量更强，相对欧洲，社会矛盾更集中的表现为官民矛盾。

西方是以“私”的发展带动“公”的发展；而中国是以“公”的发展带动“私”的发展。这是东西方最大的区别。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看，集权是高于封建的，公是高于私的，但是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平衡和度。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这个度？

当我们批判中国的官本位的时候，也要看到西方过去是血统本位，现在是钱本位。所谓“本位”也就是标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价值。血统和钱本位就一定好过官本位？

中国还是官本位，而不是钱本位，所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

当然，没有所谓本位和矛盾的理想大同社会是最好。不过理想最终是理想，讨论最重要的还是现实精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我写的《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中）》

我们拿欧洲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来命名中国，完全是张冠李戴，相当于拿植物的命名体系来命名动物，给狮子套上马鞍，驴脣不对马嘴。很多人都感觉到不对劲，但就是说不明白，原因就是根本不应该用这些概念来命名中国。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命名再也不能按照欧洲的模式了，我个人的建议是，秦汉以后：皇权郡县制。49以后，一党集中制民主。

中国社会的矛盾分析

腐败问题

中国最大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腐败。西方国家，包括搞多党代议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官僚腐败会造成社会的巨大代价，但是并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因为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民众对腐败的政党不满意，可以换一个，如果再因为腐败不满意，还可以换。如果不能解决，也就是绝望对政治失去兴趣而已。他们的主要矛盾集中在阶级矛盾，因此工会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谈判比选举更重要，美国人的抗议目标首先是华尔街。

而中国与它们不同，官民矛盾是主要的，因此官员腐败对“集权公器”的破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一体制度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从中央的态度上看，对于这一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控制官员腐败，提升道德水平，加强监督，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行不悖，双管齐下，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对于具体的操作，在《集权与民主》的系列文章有过探讨，在此不详述。只是要补充一点的是，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会有相当大的助力。

80年代以后，中国从极端“公”的理想化走回现实主义，私的力量迅速抬头。资本

那么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呢？

我想，最好的说法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好。因为中国肯定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让我们看清西方的社会现实，而不是用来看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非常复杂，并不存在所谓标准的社会主义，法国和北欧就自我认定为社会主义。以我比较了解的法国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肯定超过法国。法国除了铁路、水电、公交和军工等等还是国有企业，银行和金融基本上都私有化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于法国主要是中国人均的社会财富太少，而不是私有的资本家太强。在2001年的时候，我去法国，对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非常羡慕。一位已经移民法国的同学说我太理想主义，法国的福利好不过是因为国家富有而已，并不是道德格外高尚。当时我对她的话不以为然。2010年我再度去法国，看到法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是下降的，生活艰难，而且国家也更加虚弱。而就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新农合，农民福利已经开始逐步推广，我逐渐明白了，社会建设更需要现实的进步，而不是靠理论的思辨和理想国的想象。

左派和右派

前段时间，有同事惊讶地说：你怎么变成了左派？居然跟中共同流合污？而我在某些论坛上，则被当做右派的典型批判，是资本家的代言人。我左右彷徨，四顾无言，只有唯唯诺诺。辩护无益，唯有慎思，明辨而已。

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思考了二十年，走过很多弯路，年少轻狂，胡思乱想，幸而我不过一个爱思考的闲人，而不是手握权力的人，否则不知祸害多少人。回头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智慧积淀，终于明了，中庸之为大道：中为至公，庸为至德，其行不彰，虽隐而光。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其实这一点对任何国家都同样重要，一个大国，不能保证其思想的复杂性，就不能成其大。这篇文章已经拉拉杂杂将近一万字，因此并不准备进一步在此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只是希望大家都能放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我独尊的思维模式，尊重对立的观念，则为中华之大幸。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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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清官意识问题。
• 搞多党制说明他们根本不懂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