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明】关于鲁迅 -- 萨苏

解放前，时任特派国联(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会议首席代表朱家骅曾许给钱锺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钱锺书敬谢不敏，私下对扬绛说：“不吃胡萝卜，便不受大棒驱使”；钱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有意聘他为台湾大学教授，但他没有答应；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牛津大学聘他为高级讲师（Reader），他托辞“惟一的爱女患有肺疾,伦敦的恶劣气候不适宜于她的健康”，也没有去。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这样说：

其实，钱、杨两位早就看过纪德《访苏归来》和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还曾跟友人交流看法，对共产党掌权有比一般人更全面、冷静的认识。在政权更迭之际，对自己今后的境遇有达观的定位，也作过最坏的打算。

杨绛后来在接受访谈时，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回答的很朴实：“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

“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