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逻辑、直觉、共识与争议 -- 慧诚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

很有意思，翻起了家里的一本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1987年版。想当年，这也是呼风唤雨的杂志。不过，我那时只是一名高中生，啥也不懂。

第一辑的前面两篇长文都是重量级的作者：

甘阳写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和余英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总论》

甘阳在文章中的慷慨陈词现在读起来真是能把人带到那个年轻的时代，读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他的观点、思路和逻辑，而是他的语气，正是这样的语气让我能够再次体会到为什么那个年代会发生8平方事件，太年轻，太青春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一本学术期刊中看到类似的风格。当然，我在这里说的年轻和青春，既指向它的热情而阳光，也指向它的幼稚而轻狂。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必介绍，向西看，向着未来，是那个时代的主轴。更不用说，当时意气风发的年轻的甘阳。他在结尾的时候写道：“这个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肩上，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今日已经真正迈开了它的步伐，有幸生活于这样一个能够亲手参与创建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历史年代，难道我们还要倒退回去乞灵于五四以前的儒家文化吗？ 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

今天的甘阳早已回归儒家，犹如离家闯荡的浪子终于回到故乡的怀抱，要通三统。

余英时的文章当时看起来与甘阳有些对立，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华文明很高级，只是对工业文明在技术和形式上有些不适应而已，但是中华文明对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对立，而是开放的，因此只需要把技术上调整过来就可以了。他对于中华文化信心满满，认为中华文明一定可以在自身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现在读起来，我对他的观点基本是赞同的，现实发展也差不多说明他的判断是睿智的。

余英时的明智除了因为他个人的学养，同时也是因为他人在美国，相对超脱，不像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在急切赶英超美但又屡屡受挫的情况下容易心态失衡，出现过于自卑无奈的情绪。拉开心理的距离，容易看清事物，布洛的距离说看来在审美经验和社会经验都同样有效。

另外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余英时文章讨论的一些问题，会非常有意思。看看他的小标题：

1，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是对立的吗？

2，只有个别具体的文化，而无普遍抽象的文化

3，检视文化传统必须注意其个性

4，文化的价值系统究竟是什么？

5，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是相互交涉的

6，一部西方近代史主要是由圣入凡的世俗化过程

7，中国人的价值之源不是寄托在人格化的上帝观念之上

8，人的尊严自孔子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

9，中国文化比较具有内倾的性格

10， 中国人的基本态度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

11， 内倾文化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

12， “五伦”是以个人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人际自然关系

13， “礼”虽有重秩序的一面，但其基础却在个人

14， 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的政治制度

15， 中国思想史上，个人修养一直占着主流的地位

16， 中国人对自我的态度能与现代生活相适应吗？

17， 传统的自我观念只要稍加调整即可适用现代中国人

18， 中国人的生死观仍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延伸

19，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不是互相排斥的实体

20， 中国的价值系统是经得起长期挑战的

余英时的文章有53页，是一篇长文。不过用来讨论这么多复杂的问题，仍然显得很驳杂。其中心观点是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并不相互排斥，是可以兼容的，全盘西化不可取。

他这篇文章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散点观察”。这些年参加硕士生的开题报告和答辩，跟学生们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焦点不突出”，是“散点观察”，没有聚焦，要求论文必须聚焦。就我自己而言，去年经过一年的思考，想到了很多问题，我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是比较有信心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安心，因为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核心命题把我的这些思考串起来，成为一个命题逻辑体系。直到前几天找到一个“公私”模型的宏大叙事来解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再想到前段时间看过的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感觉他也是一样，在找不到核心命题的焦虑中苦苦思索，终于找到了“国家财政能力”这样一个基点来观察中国明朝中期以来的历史，构建一个解释历史的脉络。我跟韩毓海一样，虽然都经历了向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的过程，但是因为年轻时所受的教育和学术训练完全是西方式的，即使在思考中华文明的独特道路的时候，根本的思维还免不了落入西方的习惯模式：找到一个可以进行逻辑推演的命题。

中国画与西方画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是散点观察的，因此没有透视；而西方绘画则强调在现实的一个点上观察事物的原貌，因此发展出精确的透视。这是两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前者更重视观察的全面性和广度，后者更强调观察的还原性和深度。对于前者来说，由于观察点的选择是个人化的，因此必然依靠直觉，其结果也难以通过逻辑的方式加以验证和还原，这样的话，观察是否准确，取决于观察者的心态和能力；后者由于可以通过实际的测量加以逻辑验证，观察是否准确，可以通过他人的验证和逻辑辩论，形成一个相对的共识。对于强调深度而不是广度的简单系统研究中，后者无疑有优势，因此西方的科技突破确实有思维模式的因素；然而对于更强调广度和平衡的复杂系统研究中，前者有优势，因此中国在政治思维上是领先于西方的。对于未来的中国来说，中西融合方为正途。中国人多，特长各不一样，只要调整好社会的心态，实现这一点并非做不到。而且我在这里所说的中西差别，并不能做水火不容的绝对化理解。中国人一样也有逻辑的能力，西方人也有综合直觉判断的能力，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终究只是个程度问题，并不是非此即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