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东山顶上的酥油茶】甘孜事变：末代女土司的生死之恋（上） -- 京华烟云AMIP

贵族、土司、活佛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抗是一方面，但这些人的反应是可以预见到的，如果仅仅是他们在闹事，解决起来也不会像后来那么麻烦。

这就要说到另一方面，其实相当一部分叛乱分子只是老百姓，本应该是民主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是反对者，那这些人为什么被推向对立面呢？

受当时大环境影响，民主改革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极左的现象以及不尊重民族习俗的事情，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分光粮食后饿死人的情况，让许多普通藏族人无法理解既而失望，藏族高层趁机煽风点火，不满的老百姓遂跟着起哄，造成形势不可收拾。

其实，在给中央上的那份有名的《七万言书》中，十世班禅列出了藏区民主改革中出现的八大问题，周恩来也承认“八个问题都是事实”。八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就是“平叛”，班禅写道：

“由于我们藏族是一个对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具有深厚的信仰、热爱、自尊心的、勇敢而勤劳的民族，所以他们就利用这种实际存在的思想势力，说共产党既然要消灭我们的宗教和民族，那么我们雪域上吃糌粑、念“玛尼”的全体人们，就要团结一致，拿起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民族，争取独立等散布了许多诱骗人的甜言蜜语，而很多群众和中上层人士由于对实情不睹、不闻和不了解而上了当，这才使得叛乱在我们大部藏族地区成了普遍性的。”

而派来开展民主改革工作的许多TG干部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十世班禅就曾回忆说：“（他们）在执行时，把开一两次会和急躁的进行少许学习看成是发动了群众，把积极分子所讲的都信以为真”。他们做事简单粗暴，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实际斗争运动中，完全执行了党的政策的是少的”。

当然，并非所有干部都是这样毛躁，但那些极左人士无疑起到了相当不好的示范，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不要说有罪过的人，就是中立的中上层人士，和中、富农奴也感到十分惧怕和惊慌”。

现在看来，如果当初民主改革开展得当而不是那样左，大叛乱的后果也许不会那么严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参与。但这也只能说事后诸葛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整个中国都在跃进，西藏何能独免。

对了，十世班禅因为这份《七万言书》引起太祖震怒，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没有周相的暗中关照很可能活不到文革结束，他后来感慨地说：“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先生的恩情。”

佛爷的《七万言书》与老彭的《万言书》，尽管里面也有一些内容至今值得商榷，但都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老实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