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就北京日报为张国焘路线翻案致北京市委信 -- gaogeli

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宁夏战役兵力部署“首先击破南敌”与“增兵西渡”的分歧

由于张国焘基于个人“出发点”制造的“甘南风波”，令红四方面军“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迫使中央不得不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根据共产国际1936年9月11日关于“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的指示，要“打通国际”，必须以主力攻占宁夏，站稳脚跟后，派支队依托根据地穿越沙漠北上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取得共产国际援助的物资。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当务之急是“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

宁夏战役期间电报极多，特别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阶段，其内容李先念后来都说“复杂”。

解读这“乱麻一团”般的众多电报，双石是从梳理指挥系统下手的——电报“复杂”，首先源于指挥系统的复杂。溯源而上，又缘起“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困难，因为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对他也没有办法”。

由于张国焘怀揣着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一切都完了”的个人小算盘，悲观估计中国革命形势， 以为“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双石注：应为马步青）总比胡宗南好对付”，曾判断“北上会静是断送红军”，其一年多前与中央在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很可能要在宁夏战役中延续，中央对于宁夏战役部署能否得以贯彻，并无把握。

对于张国焘“可能的动摇性”，毛泽东早就看透了，但为了团结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中共中央还是犯了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于1936年10月10日20时，就三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统一作战指挥，致电各方面军首长：“拟请朱（德）、张（国焘）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10月14日，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专电彭德怀，从更积极的角度更进一步解释这项任命的意义和中央的良苦用心：“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不可求善太急，他们在中央指定朱、张任前线指挥后表示很好，彼任前线指挥事实上与名义上均不能不听中央军委指挥，加上兄与弼时的赞助，前线行动当无大不好处”，“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信任，不宜使他感觉不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徐、陈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此后直至1936年11月1日，红军三大主力处在这样一种指挥格局下：

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除了以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此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拥有最高决策权。

红军总部——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的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前敌总指挥部——鉴于张国焘“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习性，10月2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直接指挥河东三个方面军，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实施“打击南敌”的计划。由于张国焘暗中阻挠和破坏，在11月1日之前，这个指挥权并没有落到实处。

在这个时期，红军总部署名“朱张”的电报和部署≠中共中央的意图，且至少有一部分因张国焘的小动作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而张国焘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也在三大主力会师后的部分时段失效了。

在这多重复杂的指挥关系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国焘、徐、陈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电文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照顾，有隐忍，有迁就，有妥协，就连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发电报强调必须克服“避战，对胡敌力量过分估计”之倾向，都要被毛泽东批评在措辞上“过于刺目，今天还是不相宜的”。

这种因战略分歧不得不建立的多重复杂的指挥关系，营造了特殊语境下的特殊语义和特殊语言表达方式，以及“阴谋强奸式”的电报署名方式，进而又成了张国焘表达其特殊欲求的特殊手段。

为了促使张国焘回心转意，并帮助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克服张国焘路线”，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后，安排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林育英（张浩）同志去红四方面军，以求“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10月13日，毛泽东特别致电提醒拟赴红军总部“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的彭德怀：要“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

然而，未等彭德怀前来“会商”，“朱张”就在其下达的第一个作战部署中，将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的时间缩短了，将“拒止南敌”的兵力减少了，而将“西渡”的兵力增加了。

于是，在兵力部署上，西渡黄河成为整个战役的首要。

于是，红三十军西渡黄河的时间提前了。

于是，有了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并强求中央“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之电报。

于是，有了未经中央批准，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五军和红九军紧随红三十军西渡黄河之“三军竞渡”的既成事实，有了“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之可能后果，有了中央追认既成事实的电文被后人当做中央指示“三军竞渡”之误解。

于是，张国焘力主西进以便通过“保存四方面军”来求得莫斯科“支持”的企图，有了得以实现的希望。

在这一系列有着特殊语言表达方式的电报中，最典型的，是红军总部在10月 28日16时至20时4个小时内，连发了4封作战部署完全互相抵触的电报。

红军总部上演的这出“变脸戏”，差点让双石在《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中也犯了糊涂：

对其中的原因，双石是这样解析的：

面对既成事实，之后的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得不也扮起了“变脸”的角色。而这一系列被张国焘搅和起来的“变脸戏”，给后来那些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却又自以为是的西路军史学研究工作者带来的误导，可想而知。

鉴于张国焘所作所为给宁夏战役部署带来的严重危害，10月 29日，毛泽东不得不授权彭德怀：“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张总政委”的“变脸戏”还没演够。

10月 30日，在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下达新的作战部署后，“朱张”再次致电“徐陈”，对彭德怀的兵力部署釜底抽薪，致使聚歼胡宗南先头部队的海打战役计划流产。

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张国焘惹翻的可不是一两个人。同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张浩）将张国焘一状告到了共产国际：

实际上，张国焘的思想觉悟还是被林育英他们高估了，他连“北进”都不愿意，他孜孜以求的是“西进”，还毫不遮掩地在《我的回忆》中宣称是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多数”领导的支持。对此，徐向前数十年后也未隐讳：

果然，11月 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

对于这封以“时序”价值可以说明其西渡最初意图背离了中央决策进而印证“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重要电报，双石一针见血地指出：

然而，11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补给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的理由，也给几十年后掩饰张国焘“出发点”制造西路军战史“阴谋论”者留下了一个得以瞒天过海的“根据”：

11月4日8时，尚不知“重大变故”的“徐陈”致电“朱张”，在报告了一大堆“滞留现地”的困难后，再次提出了“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要把原拟执行“宁夏战役”的方向整个左旋90度，而对毛泽东、周恩来日前“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的重要指示，未作只字应答。

11月5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应该已传达到了已转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张国焘、林育英等人。这个“重大变故”正好给了张国焘一个堂而皇之再张“西进”之旗的理由。于是，当日14时，“朱张”致电“徐陈”，对其行动方向左旋90度的建议完全予以确认，并强调了“独立”、“不受一切牵制”、“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11月6日，“徐陈”按此电示，拟定并上报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同日，“徐陈”致电中央，请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之“独立”行动的“名份”。

面对共产国际的突然变故及“徐陈”已率部“西进”的既成事实，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至11月8日才给共产国际复电，11月11日才正式授予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称。

从此，西路军踏上了不归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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