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货币战之天下资本围攻中国局面的形成（上） -- 清湖渔夫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整体停滞和货币战争的进行，以零和博弈和资本投机为特征的全球各国财富博弈成为最本质的时代特征。虽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痛贬时弊和奔走呼号，民族再次觉醒的人群也在不断扩大之中，但是对当前经济领域的诸多问题的认识，我们的人民仍旧不够清晰。在世界主要大国相互确保核摧毁的时代，国际政治的和平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国竞争的现实途径和主要方式已经发生了由政治军事战向经济金融战的深刻转变。目前的世界体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体制，为了维护这种体制的存续和保有美国因为这个体制而获得的既得利益，遏制甚至瓦解世界其他大国的崛起，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终极目标。2011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头，在这一年中以中美货币战为主线、天下资本围攻中国的局面已经形成；尽管我们的经济在这一年里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但是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未得到相应地提高，国民财富的外流有增无已。本文要考察的是2011年天下资本围攻中国的进程，并附带述及其中的经济机制。

第一部分：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市场壁垒坍塌

贼喊捉贼的“汇率操纵案”

2011年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和政府对中国进行政治和舆论攻击的一个重磅炮弹就是“汇率操纵案”。从过去近百年的历史看，美国显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这是美国垄断资本的本能。自从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就开足马力印刷钞票，所有的这些贸易逆差用增加发行美钞就轻易地抵消！按照传统经济逻辑，实行美元弱势政策，美元汇率走低就产生一种外汇倾销效应。例如，欧元刚刚诞生的时候，1欧元只能换0.8美元，不到5年的时间，美国让美元持续走弱，直到今天的1欧元可以换到1.4美元，大大抵消了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在美联储主动操纵下，美国1985年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美元狂贬逾40%，2001年美元相对主要货币又持续贬值超过30%。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美国对外名义总负债增加3.856万亿美元，但净负债却减少1990亿美元，也就是通过美元贬值净赚资本收益4.055万亿美元，这其中操纵美元贬值就净赚8920亿美元，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制造资产价格变动净赚3.163万亿美元。至于其他小规模的市场操纵活动，可谓数不胜数。美国诸如此类的举措从来没有征求别国的意见，因为美国资本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在全球市场处于主导地位，这些操纵也就无须征得别人的同意。因此美国反复就汇率问题施压中国政府，以国内法律代替国际法则，除了根深蒂固的霸权意识之外，在 “汇率操纵案”问题上也就是“贼喊捉贼”。

美国利用汇率操纵案炒作世界舆论，以发动贸易战相威胁挥舞制裁大棒，从短期而言常常将汇率操纵问题与美国国内其他政治经济的短期性紧迫问题挂钩，意图利用汇率操纵问题压迫中国在这些领域让步和输送利益；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政府将国内问题凌驾于国际关系之上，干涉的目的当然在于迫使中国和其他各国改变政策，而且也说明美国的自身利益远远优先于其他国家利益，将中国和世界各国利益置于从属地位。中国政府应对措施的软弱和屡屡的利益输送印证了汇率操纵加贸易大棒屡试屡灵，抱薪救火，反而助长了美国人勒索无度的胃口，乐此不疲。美国国债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越买越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崇泉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操纵汇率，我国的汇率是按照市场的变化和市场需求浮动的。崇泉指出，汇率问题和对外贸易也有密切的关系。“人民币前两天出现的贬值现象是很好的，这正好说明人民币汇率不是受政府控制的，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我们在操纵汇率，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操纵汇率，我国的汇率是按照市场的变化和市场需求浮动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崇泉说，这说明中国是在实实在在地走市场经济道路，而且汇率也是由市场调节的，而不是由有些人所说的是政府操纵的。关于人民币是否有上升的空间，崇泉表示，因为我国汇率是随着市场波动而波动的，因此人民币汇率有可能再上升，也可能再贬值，是波浪式的，云云。汇率操纵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冰冷的利益之争，因而也就有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双重标准。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资本势力掌控了全球性话语权和操纵着世界舆论，但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应对明显乏力；在残酷的利益之争中只想当一个乖宝宝，不会获得对手的疼爱，只会让对手认为更加可欺；以带有西方利益倾向的市场理论和价值观来阐述中国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恐怕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人民币升值背后的美国因素“阴魂不散”

众所周知，人民币是我国的唯一主权货币，人民币汇率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由中国政府管理和定价，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实际上是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国家行为，在人民币的官方定价尚未废止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频繁拿人民币汇率说事，反复抛出汇率操纵案和威胁采取所谓“惩罚性”关税措施逼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人民币汇率调整自主性的践踏。自2005年中国开始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从8.2：1升值到了目前的6.3:1，升值幅度近30%；尽管如此，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报告虽然没有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仍然认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去年12月8日从华盛顿出发，前往中国和日本访问，在10日抵达北京。除了伊朗问题之外，盖特纳此次中国之行还将涉及贸易和汇率问题。美国财政部的官员称，盖特纳将持续表达美国的关切，“确保美国的企业和工人能够与中国同行公平竞争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任务，我们看到了一些进展，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将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场合向中方传达类似的信息。 ”看来就像每次中美高层会谈中方都会提及台湾问题一样，美国也是将人民币问题挂在嘴边不放。数年前美国曾经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低估了30%，但当前人民币已大幅度升值了30%之后，美国反而施压中国将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提高40%。话说三遍淡如水，美国在汇率问题上话说N遍不厌其烦的厚颜当然是无利不起早。美国存在言不由衷的短期利益动机。第一个目的就是变相赖账；通过人民币升值，达到中国人民币外汇储备的贬值。第二个目的就是配合美国总统奥巴马重整美国制造业的政策需要，恶化跨国产业资本在中国的经营环境，驱动这些资本转向美国制造业。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去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疾呼人民币升值。他开篇便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由于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虽然是很小的问题我也一定要讲。”至于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和利益损害，则不是美国应该考虑的所谓互利双赢问题或者被故意忽略，成了空气。饶有意味的是，在去年12月人民币兑美元连续12个跌停之后，发生了中国国有银行的进场干预买进，近年来屡屡指责中国汇率操纵的美国政府，对这个明显的操纵行为表现为故作不知和选择沉默——操纵行为的结果只要符合美国利益，还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不仅对人民币升值进行要求，而且还要对人民币升值速度和节奏指手画脚。去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汇率改革，截至10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6.6497，较前年同期人民币升值2.59%，创重启汇改以来的新高，其中9月速度达到单月1%以上。同一天，美国财政部虽再度推迟发布针对人民币半年度汇率报告，但其发表的声明认为，若人民币升值速度能够维持单月1%以上，则汇率低估状态可以得到纠正。而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呼吁人民币每年升值10%，以“协助”全球避免货币战。

尽管人民币升值被我们官方认为是渐进性的，因为人民币汇率变动背后的美国因素，代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美国政府对我们的人民币汇率自主权的频繁染指，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小步走的广场协议的翻版，我国也一度出现了类似于广场协议后日本的中国国企和民间赴美收购潮。因为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的频繁施压和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次次被动上调，人民币升值也就在世人面前似乎形成了一种“国际政治促动机制”， 尽管人民币汇率被官方定价，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还是因这个促动机制形成和发展，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就成了美国政府手中的木偶，国际市场的印象是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尽管口头辩解，但是实际行动上亦步亦趋。

汇率市场化改革的“真谛”

与美国抛出“汇率操纵案”和施压人民币升值同样频繁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一种怪异的局面就是；在美国人将市场化问题对我们年年讲、月月讲和天天讲的同时，我们的经济管理高层、主流媒体和经济学界人士仿佛成了美国人的传声筒，市场化思潮也就在我们的社会泛滥。以所谓供求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理论或者逻辑，是西方对市场大众进行欺骗性观念塑造的工具，也是伪善的西方经济逻辑的所谓基石，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机制在市场运行中并不存在，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形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市场是以资本通过投机主导、大众行为为基础的社会化过程，所谓的“以供求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不过是一种思维幻象或者欺骗性观念陷阱。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当中，存在三个必要的要件：1、起主导作用的资本，我们称为主导资本。主导资本的形成和确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因为投机的需要和以资本实力作为基础，成为大量的市场参与者的交易对手；二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或者与私欲有关的林林种种的想法和构思，利用自己在市场交易中建立的联系，向广大的市场参与者传递或者灌输。2、市场价值，这是一种趋同的理念或者观念体系，形成于商品交换或者交易过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组价格当中。它是在主导资本和市场大众的互动或者博弈中形成的。3、市场大众，也就是在交换中形成和与主导资本相对的大量的市场参与者。资本在广大的市场大众当中聚敛财富，通过投机获取利润。在大众行为的市场机制中，资本主导着这个机制运行，处于实际的统治地位，并且按照资本的意志建立自己的体系架构和运行规则。

美国人对市场化的反复宣扬当然是出于一定的利益动机。当前的全球化，是由美国资本主导的，因为美国资本在这个边界不断扩展的市场当中成其为主导资本，那么随着美国资本主导的市场不断扩张其边界并在同全球其他资本势力的角逐中胜出，全球化过程也就是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西方资本的统治体系确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垄断资本牢牢掌握着市场的主导权，利用这种主导权，摧毁以国家或者民族为特征的市场壁垒或者障碍，驯服他国资本势力，将适合西方资本需要的国际惯例和秩序向其它国家和地区推行，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权和民族资本纳入这个市场体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和利用霸权进行全球市场体系性操纵的美国垄断资本，之所以抛出所谓的汇率操纵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官方汇率定价制度与外汇管制体系严重阻碍了美国资本操纵和控制人民币汇率市场和中国其他市场的企图。我们都知道，去年上半年有关“国际热钱”屯驻香港的传闻，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时刻准备着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进驻；如果境外资本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大规模进驻，人民币汇率市场的运行和汇率定价也就掌握在外资手中。美国炮制“汇率操纵案”的一度甚嚣尘上与所谓“国际热钱”进驻香港本身就存在耐人寻味的时机关联，反映了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国际热钱”要求进驻和操纵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强烈愿望，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怀璧其罪”， 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是假，要求由美国资本和美国政府来操纵人民币汇率、在汇率问题上享有话语权是真！这一企图，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同样被表现得昭然若揭，要求人民币应美方利益需要的升值，不过是在染指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将人民币汇率变动竭力置于美国资本的控制之下。“汇率操纵案” 是与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相一致的，反映的是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国官方对中国外汇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之争，也就是美国垄断资本希望中国政府屈从其意志，将货币主权拱手相让。在人民币兑美元的市场上，美国垄断资本没有像日本和欧洲那样肆意妄为和得心应手的控制力和操纵灵活性，因而也就与国内崇美派反复唱和中国市场的自由化改革，要求与美国资本主导的国际惯例体系接轨，给予美国垄断资本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充分自由。资本的自由也就是获取暴利的自由，这一点可以从高盛和美银的中国股市暴利中管中窥豹。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资本项目自由化

国内官方和民间一些人对大洋彼岸的盲目唱和要么是出于对市场机制的懵懂无知！要么是对美国的有关人民币问题炒作的伪善面目下的利益企图故作茫然不觉！资本必然是依赖市场生存的，如果主导资本在市场的操纵活动受到阻碍和限制，资本在市场的循环也就不能正常进行，资本的利润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因此，美国垄断资本要求的市场化的一个必然内容就是美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自由化，主导资本操纵市场的活动不受限制和阻碍，主导资本的价值观传播并居于统治地位；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也就是美国资本势力拆除世界其他国家的市场壁垒、将这些国家的市场运行规则与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接轨的过程。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反复挑动“汇率操纵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频频指手画脚以及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对中国的所谓“热心帮助和监督”，都基于这个动因，从而推动我国目前外汇管理体制的逐渐消解。因此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资本项目自由化，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化，无非是资本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和无阻碍地进入人民币外汇市场，给予外国资本在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充分“自由”！

中国政府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采取“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布推进”的原则，尽管态度审慎而又积极，但是这种审慎而又积极的“改革”，却是沿着美国的战略思路进行，致于人而不致人。国际上公认的一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含义，是指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即取消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及金融账户下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兑换限制、区域限制、补贴及课税等，实现资本项目在国际间（境内外）的自由流动。即使是IMF研究结果也表明，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部分资本账户已经部分开放，在国际范围内也不落后。按IMF的衡量标准，一国在资本项目的13个子项目中，进行管制的不超过5个子项目就可以说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放开所有子项目的管制。根据有关部门评估，截至2010年底，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2008年）》中资本项目交易的分类标准（共7大类40个子项），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及以上的项目（合计30项）占全部资本项目交易的75％。此外，部分资本项目的实际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基于法律框架的可兑换评估程度。对于货币可兑换的条件，即便是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可参考的量化指标。一国本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否需要充分条件，学术理论逻辑和国别案例都没有定论，IMF有许多文献证明。假设需要充分条件，已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波兰等在宣布可兑换时，或者现在，主要条件都不如中国。80年代中期一些南美国家经济自由化进展被卷入金融危机，引起了关于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的第一轮激烈的辩论；辩论未有结果，90年代又迎来了东欧转型国家和东南亚各国的自由化浪潮，俄罗斯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如影随形而至，令人记忆犹新。实际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盲目自由化，自毁城墙，让西方资本大进大出，导致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被大规模洗劫，才是经济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反之那些外汇管制较为严格的国家，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危机。所谓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从其诞生那天开始就从未摆脱过种种危机和起落的周期桎梏、所以我们并不需要等待所有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微观主体条件充分满足才考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观点，以及所谓宏观经济稳定、完善的金融监管、较充足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稳健等等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条件我国目前都已满足的论调，都是在没有搞清楚资本自由化的现实经济机理和后果的前提下胡言乱语，不靠谱和与问题实质不搭界的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理由也就不能作为决策的充分可靠依据。史鉴使人明智，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就是一种鲁莽的不负责任的冒险；中国市场不是这些人的实验室，13亿人民人民的福祉也不是这些人的试验品，试验失败之后试验品可以当成废品丢弃！有观点认为，世界各地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不停地向国际金融秩序在传递信号，同时也为每个国家提供了丰富的防风险经验，这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是极其有利的，也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良好机会。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在危机问题上几百年来无数次地陷入梦魇，它们的那些反危机经验和办法不是越来越有效，而是使问题更加复杂深化；它们历经几百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难道因为市场自由化与国际接轨，我们的一些人就突然有了大智慧而旦夕之间能够扭转乾坤？这是一种盲目夜郎自大！更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需要。这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问题的逻辑，资本项目自由化要求汇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又要求资本项目自由化!林林总总的观点还有一些，篇幅所限，不再列举和驳斥。

中国外汇管制实施了几十年，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外汇的管控相当有效，成为我国经济的防火墙。不过这道防火墙在与国际惯例接轨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口号下逐渐坍塌。为了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步骤，中国政府已陆续颁布了多个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和放松资本管制的法规，主要有：2004年10月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6月的《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1年1月的《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2011年10月《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9年7月《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管理办法》等等；2011年10月14日，中国央行颁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为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创造了条件，并迈出了外币兑换在资本项目管制下走向解禁的重要一步。随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逐步推进，令境外投资或投机资本颇受制约的进出中国境内途径变得可以绕过了。例如，在入境方面，假如香港投资（投机）者以人民币资金进入，就省去了必须经外汇管理局把关审批的结、售汇的货币兑换环节；同样，企业以投资盈利并增值后的人民币本金加利润汇出到香港亦简单，香港货币市场上兑换成外币更方便。由是，过去多年进入境内的外商投资资本假如要撤出中国内地，就不必完全通过外币汇出的渠道了，它完全可以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名义绕开资本项目外汇管制流出境外，然后再换给央行指定的人民币在港清算银行——中银香港，拿回等量的外币。以相应政府部门及央行政策法规的支持，大规模的资本出入境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基本无障碍。

离岸金融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双轨制

离岸金融市场设立，不过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一个变通，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个“金融自由化”所谓范本或者样板，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影子市场。离岸金融市场是由国际资本主导和操纵的，中国资本进入这个市场后只能处于被支配和统治的地位，成为市场羊群，被外国资本猎杀。现在境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央行设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交易价形成，并由国家外汇局每天发布；而内地银行间外汇市场则是由国有大银行资本控制的。2005年推出银行间人民币外汇远期业务：2006年1月引入做市商制，开展了询价交易模式。香港的汇率正逐步影响上海的汇率，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后者的逆动。离岸市场的外汇价格和内地银行间外汇市场价格并存，实际上是一种价格的双轨制，这种汇率双轨制的形成，处于不同资本势力的控制之下。美国要求的汇率市场化，是上海向香港并轨；一旦上海的汇率向香港汇率并轨，所谓“操纵人民币汇率之说”则自然式微，因为汇市场和汇率定价权的操纵就逐步落到国际资本手中。

加快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以及内地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