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革命,第一部,引子 -- mingxia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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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父亲的革命,第一部,引子

引子

父亲生活在一个半人半神的时代,但他不是英雄。

我希望父亲是个英雄。他当过红军,抗过日, 打过老蒋,肚子里装着讲不完的惊险故事,大部分都是亲身经历,按理说可以算个英雄,然而父亲却常常让我大失所望。记得有一次我面带崇敬地问他:“爸爸,你们打仗打到关键时刻是不是总是手枪(望远镜也行)一摔,大吼一声(我的意思是叫声狗日的或来句国骂什么的,没敢说出来)向前冲,立马扭转乾坤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不料他老人家啐了一口,哈哈大笑道:“看你说的,打仗又不是拍电影,哪有那样的事儿。”

我不泄气地追问:“那你们的陈锡联(中野三纵司令员)呢?”

父亲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简单地答了句:“反正我没见过。”拿起一本古诗躺到床上自得其乐地哼哼叽叽起来,好像是鲁迅笔下三味书屋中的那位教书先生。

刚上小学时,我的几个同学是军队干部子女,动不动就比划谁的老爹是师长,谁的老爹是团长,搞得我以为团长是个多么大的干部。有一天晚上,屋外下着绵绵细雨,天很冷。我洗漱完毕“腾”的一声跳到家里的饭桌上甩手踢脚迈正步,还一面高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弄得那张台面多处烫伤,漆皮剥落,腿脚带着补钉的可怜饭桌嘎吱嘎吱响。既害怕我摔伤又怕那张“珍贵文物”散架,母亲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大叫父亲:“哟,黎明,快出来,看小明好蛮哪。”父亲放下书本从里屋跑出,赶快上前把我抱下来。我在他怀抱中挣扎着大叫:“放开,放开,我以后要当团长。”父亲没有理会这种远大抱负,只是把我扔到床上。看到母亲把我裹到被窝里,他在一边笑眯眯地说:“噢,就这么个团长,不简单,现在就团在被子里长大呢。”

父亲很少提到自己在干什么。有时我们问他究竟当了个什么官,他都不屑于回答,简单一句:“什么官,还不是芝麻官。”把人打发了事。他的那些小萝卜头们当着父亲的面也很少叫他的官衔,除非是以这种口吻:

“耶,黎部长,你要尊重一下群众的意见呢。写文章各有各的风格,有些人喜欢花哨些,有些人喜欢严谨,不能千篇一律,万马齐喑嘛。”

“什么千篇一律,万马齐喑。新闻报道靠事实说话,遣词造句要简明扼要,直截了当。最忌讳乱砌形容词,夸大其词,搞花架子。”父亲脸红脖子粗地拉大了嗓门。

小萝卜头们并不害怕,开始讲歪道理:“形容词就不是中国文字哪?这也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呢。党报总要讲点生动活泼嘛,整天死板板的说教没得效果嘛。”

父亲马上打断,干脆地:“强词夺理,强词夺理,你看你的文章,动不动就阳光灿烂?这就等于生动活泼?天天阳光灿烂就没个刮风下雨的时候?要没阴天那是沙漠,就是沙漠也有个飞沙走石的时候。你这分明是扯噱筋。”

省委大院里有一栋灰色小洋楼,据说是前清提督赵尔丰的公馆。小楼看上去很派,但年代过于久远,到处是蜘蛛网和厚厚的尘土,墙皮开裂,砖石散失,支撑木条曝露,地板经常一踩一个洞,从来没有人住那儿,所以也就成了孩子们游戏的天堂。我们经常在楼上楼下开仗,武器是一把猴皮筋弹弓。对手是集中住大院另一端的军队干部子女,平均年纪比我们稍大,打起来很厉害,一般我们都要吃亏。最可恨的是他们占去了我们的司令部,小洋楼二层上的一格小房间。我们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贴上了门牌:“小八路司令部,闲人免进”。从那间小房间的窗户可以尽情偷看楼下的女孩子们跳皮筋而不用担心她们以尖锐嗓音冲你大叫:“不要脸”。这三个字对一个朦胧少年男孩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丢失司令部对我们来说真是切肤之痛。一天我们发现食堂旁边的几颗李子树结果了,在塞满一肚子又酸又涩的青李子后,我哥估计那伙大孩子也会来摘果,于是让我们埋伏在李子树边的竹子丛后面。不一会儿我们的对手果然吹着口哨大呼小叫地来了。他们刚有几个人爬上树,我们就怪叫着从竹丛后面杀出来。那些大男孩们措手不及,连滚带爬四散逃命。记得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小西米单手吊在树枝上手脚乱晃,又不敢下来,又没法逃跑,吓得哇哇大哭。我那时跑得极快,领头追赶他们的司令向小洋楼冲去。司令跑上楼梯,半道嫌上楼速度太慢,爬过扶手向下跳,当即歪了脚瘫在地上爬不起来。大获全胜后,我冲上二楼准备重新夺回司令部,不料他们狡猾的军师埋伏在楼梯口,看我上来就照我面门来了一弹弓,正好打在我的眼睛边上。我捂着脸哇地一声奔下楼去,蹲在地上大哭。不一会儿听到有人问:“哟,这谁的娃儿?好肇孽。”

“谁的娃儿,黎部长的老么嘛,你不晓得?”回答带着一点少见多怪的腔调。

童年的时候,这样的对话我听到过很多次,就好像自己的后背上贴着一条父亲的标志,让我恼火也让我隐隐约约感到父亲在四川省委中的地位。我家有一本老相册,给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照片是一张他在康巴地区出差拍的老照片。白云蓝天下,他头戴兰色呢帽,身着中山装,腰板笔直背着手站在小山岗上,身后是几株纤长挺拔的雪松。逶迤蜿蜒的雪山如同一带银丝镶嵌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似水非水,似雾非雾。照片不是十分清晰,仔细看你觉得模糊不清,闭上眼却能感受到他始终如一地注视着你。他面容严肃,深邃的目光自然,自在,自信,自傲。他的嘴角好像略微弯曲,仿佛平淡如水的笑意显得亲切而又顽皮。父亲平时给我的印象是严谨和勤奋。他和大多数普通父亲一样既有夏天骄阳般的严父威严,又有冬天暖日般的慈父眷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和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距离我是如此遥远又仿佛伸手可及。我总想透过缭绕在父亲身边的薄雾找到一个清晰的背影。正是这种好奇让我一头扎进了过时的废纸篓中,只兴趣远去的沧桑巨变却不知当今的世俗变通。八十年代初,封闭了近三十年的国门缓缓拉开,人们突然感觉到色彩斑斓的花花世界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 我当时春风得意,七八年应届考上四川大学,面对那些痛失花样年华的老三届同学很有点不知所以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时代脱拍,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只白垩纪的恐龙。最不幸的是这种书呆子性格导致了我的第一次生理冲动以悲剧收场。

悲剧的起因是寒假后的一个清冷早晨。我和同寝室的一位从云南来的东北籍同学到荷花池边读书。那天雾蒙蒙的对面看不见人影。我坐在池边的绿漆木椅上看小说,东北同学站在不远处读英语。他老兄发音特次,嗓门还特大,就象一台正在混浆的电动搅拌机,轰隆隆中夹着卡矶卡嚓。突然电动搅拌机停电了,四周好像寂静得发慌。我抬头一看也觉得诧异:荷花池斜对面的梧桐树下灰蒙蒙的雾气初时有点发紫,接着一团红影排开朦胧的纱幔,款款走来一位身穿白花红底薄棉袄的漂亮女孩,扎着一束乌亮如雪的长发。东北同学咳了一声:“那不是肖蓉吗?瞧那马尾巴在后脑勺一厥一厥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肖蓉就走到了我的面前,抿嘴笑着慢声细语说:“是黎小明呐,这么勤快?”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图书馆走去。

东北同学看见肖蓉走远了才嘿嘿笑道:“看见了吧,小姑娘对你有点意思。”

我大为光火,跳将起来对他大叫大嚷:“你就没见她跟我说话,眼睛瞟着你吗?不就一红棉袄吗?跟小地主婆差不多。你也不看看她那地瓜脸模样,倒找我几百块钱也不干。”

东北同学哈哈乐了:“你们成都老乡,她瞅着我干嘛,咱是云南来的毕了业还不得回云南,不成让她跟我走吧。你也别光瞅着自己臭美,把脑门儿捂在被窝里自以为了不得。要说肖蓉也算得上咱班上不错的啦,谁配谁掉价还保不定呢。”

肖蓉这一瞟还真是弄得我心猿意马。上午上课时我特意挑了个靠墙角的位置以便清楚地看见前排肖蓉的一举一动,当然这会儿我脑海中的女孩模样和所谓的“地瓜脸”相去甚远,“地主婆”的小红袄也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在我眼前晃动。我根本没有注意普通生物化学张老师那天在黑板上写些什么鬼东西,全部精力都用在如何“自然而然”地盯瞟肖蓉,甚至竭力想数清楚她脑后有几根头发。犯了几天病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必须有所行动,经过几天精心策划,我终于把肖蓉堵在了去学校的路上。

那一天下着川西平原特有的毛毛细雨,我们沿着锦江边上的柏油路向川大校门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树,锦江对岸灰色的民房上冒出灰色炊烟,平直地滑过屋顶落向灰色的河面。我们就像在一部四十年代的灰色爱情片中,一切都是标准的浪漫,除了闲聊的乏味话题。最后我试图谈点音乐,因为肖蓉那天背着一把小提琴,然而贫乏的音乐细胞让我无从分辨G大调和C小调,于是我想起了黄河大和唱。正在踌躇怎么把话题引到自己熟悉的巴顿,隆美尔,山本五十六,肖蓉突然嘤声问道:“你家有邓丽君的磁带吗?”

“邓?邓小平的什么人?”

女孩甜甜的笑了,带着一种大慈悲的同情口吻问了第二个问题,也是我终身难忘的问题:“你说黄蓉和王语焉谁更可爱?”

“,,,,”

肖蓉从此没有正眼瞅过我,听说后来她去了美国,发了点小财,留下我茫然了十年。

十年后我迷上了武侠小说。在一个炎热的夏夜,我突然明白了谁是黄蓉,谁是王语焉。一种迟到的,被人捉弄的耻辱感让我咆哮着从宿舍床上跳将起来,把那些捡来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统统扔到了窗外,然后跑到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胡乱遛哒。十年哪,我毕业后先分到成都输血研究所工作,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生物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混到北大,其间多少酸甜苦辣都没有让我气急败坏,唯独这次顿悟真是伤透了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想到咱这么貌似聪明的哥们儿居然如此孤陋寡闻,被她那么貌似甜美的美眉作弄,心里到底不是滋味,真恨不能扯起嗓门大叫两声国骂。哎, 要说咱中国人就是心胸开阔,家事国事天下事真是事事相联。这不,咱的感情很快就从个人的耻辱感升华到了历史的使命感:在遍地垃圾的草地上来回各走了七步以后,我也诌出了几句小诗:

哪一天,我仰卧在草坪,

遥望着,湛兰的夜空星斗依稀。

喊一声Democracy(民主)心情更舒畅,

叫一声Liberty(自由)空气更清新。

这是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凌晨。几个小时前在北大三角地有一幕烛光晚会。一两百学生围坐在地上,许多人手里拿着点亮的蜡烛。一个瘦削的高个学生站在那里,昏黄的路灯让他的黑青刀子脸看上去有点缺血。他一手放在裤兜里装出随意状,一手不时轻轻地在空中晃动:

“去年今天,中共用坦克血腥镇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他们许诺要控制物价,惩办官倒,改善民众生活。他们的诺言实现了吗?没有。物价依然在涨,官倒依然在倒,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共产党的诺言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今后也决不会实现。他们从来就是谎言加暴力。他们借口稳定,压制言论自由,排除异己,凭借疯狂和残暴构筑最后一道防洪堤。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共产党可以摧残自由之花,扭曲自由之干,但他们永远不能拔出深藏在中华土地上的自由之根。”

集会学生们开始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几个校领导和十几个保安从拐角处晃晃悠悠的走过来,学生们顿时作鸟兽散。两天后学校公告栏宣布开除两名演讲的学生,并交公安机关逮捕。可怜,这就是八九民运的最后绝唱。

然而一年前的六月四日那是何等的光景。没见过的不会相信,见过的不敢忘记。上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十多万武装到牙齿的军人发了疯,雨点般的砖块石头砸向呼啸而来的坦克装甲车,机枪在射击,汽车在燃烧。从公主坟到建国门,从永定门到德胜门,诺大个北京城变成了放在炭火上的烤肉架。

事情的直接起因是三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我当时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但在北大做实验,所以有幸见识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的全过程。十五号在北大三角地贴出的一些大小字报主要是悼念,没有涉及太多其他的东西。三天后大字报开始变味,语调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我当时对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小字报基本不感冒,只记得了一副有趣的对联:共产党比基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新闻界遮羞布多种层次一种的确良。横批大约是:不穿更好。

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预定在五月中下旬,而课题进展差强人意,心里发慌。根本没注意正在学生中发酵的激动心态。直到四月二十日傍晚米老猫拉细嗓音尖叫着冲进植物组织培养间:“小明,你还在这里两耳不问窗外事呀,快点出去关心关心国家前途吧。”米老猫是北大应届生,也在我们实验室做毕业论文。她说话腻声腻气,象迪斯尼电影中的米老鼠,无奈长了一张圆盘猫像,故被大家称为米老猫。

“怎么啦?天没塌下来啊,屋顶也还没漏水吧。”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水渍斑斑,尚未完全干。所以这话倒也不完全是开玩笑。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我们再不走出去,中国就快完了。”米老猫一跺脚,神态庄严地宣布。

我突然想起前两天半夜窗外传来阵阵喊叫声。同宿舍几个同学都是外校来的,大家捂着被子暗笑,肯定是冲新华门的几爷子挨揍了,气不过,跑宿舍区找人帮他们出气。于是我问米老猫:“是不是今天晚上很多人要去天安门。”

“当然啦,明天是胡耀邦的追悼会,我们全班同学都要去。系里的老师都在鼓动。”

“那你跟他们去不就完了,干嘛跑来叫我。我又不是你们同学,谁也不认识,混在中间算怎么回事儿。”

“你。”女孩子就这德行,她什么事不干脆直说,偏要你领会,磨了半天才低声说“人家走不动嘛。”

这下明白了。米老猫当时一厢情愿地迷上了给她们上英语课的外籍教师,一个长的有点像汤姆克鲁斯的美国人。要说米老猫为了爱情也真够痴情,人还没追到手,先把过去的青梅竹马,现在的同班同学,一个北大低才生给甩了(北大女生多才女,男生多笨蛋)。这会儿汤姆克鲁斯正好回国会女朋友了,米老猫闲得无聊,又不愿和旧相好鸳梦重温,于是找头癞哈蟆解闷。

真是英雄美人的好机会。我推上从北大校园里‘顺’来的破自行车,让米老猫坐在后座上。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校内校外人山人海。按照米老猫的吩咐,我们从北大小东门出去以避免碰上她的同学。出小东门后看到成群结队的北大学生往清华方向走,说是要唤醒清华。这不奇怪,因为北大文科学生多,肾上腺素分泌旺盛些,奇怪的是成群结队的清华学生却朝北大来,一路哇哇叫着要唤醒北大。学生们不停地高呼:“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控制物价,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学”,还有颇为动情的“妈妈,我们不想增加你的负担”等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大家对建国后第一次通货膨胀不适应)。路边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男女老少,他们谨慎地模仿学生们高举的V型手势(那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代表胜利),只有少数几个大胆的汉子冷不叮儿对某个口号大嚷一声:“好”,然后双手举过头顶做热情鼓掌状。米老猫高兴地格格笑,一面对路人抛媚眼,一面挥舞双手喊叫:“自由啦,自由啦。”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倒不是害怕政治迫害,而是害怕米老猫一头从自行车后座上摔下去。

沿中关村路朝南走,远远的就看见武警在路中间排开组成了一道封锁线。穿着草绿色军装的武警们没有带武器,但他们个个木着脸挺直腰板钉在地上,给人一种无形的压抑感。几个五大三粗的白制服公安站在路边维持次序。北大游行队伍的先头人数并不太多,他们转过海淀路后愣不丁儿地看见这个阵势不禁放慢了脚步,前排的学生有些害怕,拉拉杂杂喊着“人民警察爱人民”等口号,就是不敢往前冲。路两边围观的群众开始给学生鼓劲,他们鼓掌,跺脚,对着武警做鬼脸,越来越整齐地对警察们喊:“闪开,闪开。”声音从低分贝到振耳欲聋,武警们就像球场上的客队球员,面对着不分青红皂白一面倒对自己喝倒采的观众显得越来越不知所措。正好这时从成府路方向黑压压地又开来了一支清华大学的队伍。一些流里流气的愣头青开始挤到武警身边摩擦冲撞,典型的骚扰。那些婆婆大妈,叔叔爷们儿也就按耐不住,先把维持次序的公安拉到了路边几丛人群的背后,接着纷纷渗进武警队伍中,他们嘻皮笑脸你拉我扯,很快把武警的防线蹂躏得七零八落。学生们看到后士气大振,手挽着手向前挤压。所有人都收紧了呼吸,心怦怦跳,齐声高喊:“一,二,三。” 洪水缓慢移动,防线弯曲,再弯曲,终于在雷鸣般地欢呼中彻底崩溃,草绿色条带刹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让人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挥手太弱,鼓掌太轻,大家可着劲儿地跳跃,扯着嗓地喊叫。唱歌,流泪,相互拥抱甚至想啃咬对方几口。然而每个人都还来不及注意别人的表情,也来不及表现自己的表情就被不耐烦的后续人群顶着腰往前推,游行队伍如同泥石流快速地向前涌动。

我对米老猫说:“我们骑车赶快到天安门。今天的架势不小,听说北航,钢院,政法大学都在动,天安门那里肯定更热闹。”米老猫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甜腻表情水汪汪地看着我:“就听你的。”于是我们从中关村,沿三环经北太平庄,西单转长安街,风驰电掣般地到了天安门广场。出乎意料之外,天安门广场冷冷清清,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影。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花圈堆积也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壮观。我和米老猫一声不吭在广场上转了两圈。米老猫跳下车,在静谧的幽兰色灯光下举手伸了个懒腰:“唉,没劲儿。要说中国真没救了,大家都不关心国家大事儿,就我们在那儿瞎折腾。”

我感觉骑车到天安门是一个重大错误,别看刚出校门时游行队伍如此庞大,谁知道有几个人能坚持走到天安门,毕竟骑车都得个把小时。真不如就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走,少看多少热闹。没办法,问米老猫。米老猫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轻轻地来,你轻轻地走,轻轻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回去吧。”不想刚过新华门,她就嚷嚷:“走不动了,歇会儿。”一屁股坐在路边不再动弹。咱大老爷们儿可不能这么娇气,怎么也得在马路边站直了溜哒几步。

天安门和东西两侧长安街是中国共产党的盖面菜。大马路边华灯高照,黑夜如同白昼。站在新华门对面向西单方向看简直就是漆黑一团。想到还要用我那辆破自行车把胖呼呼的米老猫驮回北大,心中顿生一种走向深渊的感觉。北京春天的夜晚颇有点神秘,马路上袅袅升腾的水雾扭曲模糊了矗立在远方的树木和楼层。我只奇怪道路尽头怎么有几点黑影在扰动,好像是孩子用一支磨秃的钢笔在纸上涂鸦。我回过头看看米老猫,米老猫耷拉着脑袋抱着腿看着自己的脚尖,再回头向西张望,发现扰动的黑点变成了小火煨开的紫米粥,不停地翻浆。我心中不禁格登一下,嘴里咕噜着:“大队伍来了?”

米老猫蹭地从地上跳起来,压抑着兴奋怀疑地问:“不可能,你眼花了吧?”

话音未落,几个学生神采飞扬地骑着单车从西单方向冲过 来,看见我们立即大叫:“民主啦”“自由啦”“共产党万岁”。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长安街就像一座缓缓拉开幕帘的巨大舞台,先在浓密的黑暗中浮现出一面斜举的红旗,在远方看上去很渺小,随着游行队伍的行进变得越来越显眼,很快就可以清晰地看见旗上的四个黄色大字:清华大学。骑车的下了车,走路的停下脚步,影响到风好像也停止了呼吸。清华的校旗在持旗人手中纹丝不动,指引着游行队伍稳步前进。这也许是有意安排,也许是巧合,但清华大学的确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北京各高校的大队游行队伍紧随其后,人数在十万人上下,前所未有的整齐。如果把官方组织的国庆游行看成是人工整修的公园园林,那么四月二十日学生们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就是天然的返朴归真,而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四二七百万人大游行则更像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各色人等纷纷窜出来表演。我还记得写“兵败汉城”的赵瑜坐在三人摩托车的车斗里,头上缠着日本浪人似的布条,手里提着大喇叭在学院路上呼啸而过的情景,就像是他老兄生害怕革命胜利了没他什么事儿似的。四月二十日晚上学生们红朴朴的笑脸上透出的不是杂技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自豪和纯真。队伍两边的学生组成了纠察队,彼此手拉手组成了防止外人进入的警戒线。队伍中间的学生举着各种标语,横幅,摇晃着小旗,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一幅白底黑字大横幅写着‘中国魂’三个大字在队伍中特别显眼。米老猫很快看见了自己的同班同学。她们看见我们非常高兴,又蹦又跳,挥手叫我们进去,米老猫按耐不住,拉起我就往队伍中闯。我一把拉住她,想说还没出口米老猫就明白了:“嗨,小明哪,都这会儿了你还怕?法不责众,知道吗?法不责众。”

学生纠察队员是几个大一的学生,不认识米老猫,看着米老猫往队伍中挤有些不知所错。米老猫指着胸前的北大校徽骄傲地说:“瞧,正牌北大。”然后指着我:“他,我男朋友。”

这句话就像电动打气机立马把我吹成了一个飘飘然的大皮球。大皮球不蹦哒两下还成?我高举双手大喝道:“打倒独裁,打倒李鹏,自由万岁。”马上博来一阵热烈掌声。我也顺顺当当地站在了一条‘人民政府爱人民’的横幅下。

四二零游行的真正意义就是开启潘朵拉魔盒。人们潜意识中的恐惧心理消失了。法不责众,只要大家伙起哄,政府就不敢怎么样成了多数人的共识。赵紫阳五四讲话以后,各高校多数学生开始厌倦学运。然而一方面是饱受压抑的牛鬼蛇神好不容易看见了梦寐以求的天边曙光,岂能轻易放过。另一方面是学运积极份子知道事情闹得太大,害怕运动结束后中共秋后算帐。双方一拍即和想出了绝食这个烂点子。其实当时很多人如大学校长,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到绝食的错误。但谁都害怕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被人骂作政府的说客和走狗,充其量就是在恭维学生爱国的同时搞一些不痛不痒的劝说。学生成为只能煽动不能压制的政治力量。

五月中旬,我回北京农业大学给导师汇报工作进展。碰上了在生物学院党总支帮忙的同学徐英。徐英问我想不想去天安门看热闹,院里弄了一辆小货车给学生送急救用品和食物饮水,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坐车当然比骑自行车舒服。

那天晚上下过一场暴雨,闷热的空气把地上的水汽蒸腾起来,就像把一层油腻腻的胶泥抹在人的皮肤上。下车时我大吸几口热烘烘的空气,吐气时可以感到细细的水流出嘴唇。我把铁皮一般搭在身上的短袖衬衣扒拉掉,就穿一件廉价的北京大学背心还嫌热,热还出不了汗。灯光昏暗的天安门广场泥泞和着垃圾,污水横流。救护车鸣着警笛在嘈杂的人群中穿梭。报丧似的高音喇叭声嘶力竭,加上电源连接不良忽而发出阵阵急速升高的尖锐的噪音。布满各式帐篷的绝食圈阴郁且死气沉沉,学生纠察队黑着脸组成封锁人墙,只留下几条需要严格检查才能进出的通道。绝食圈内见不到普通人的身影晃动,只有身穿白衣的医务人员显得异常活跃忙碌,看上去就像一座瘟疫爆发的城池。我抱着一箱急救用品跟着农大的慰问队进了绝食圈。在一座巨大的军用帐篷下找到了农大的学生绝食团。折叠床上绝食学生要么躺着昏迷不醒,要么坐起歇斯底里,几个人摁都摁不住。我这个无所事事的家伙很快就被来往的救护人等挤到帐篷边缘。突然我感到身后有人用力拖了我一把,转头一看原来是我同宿舍的同学肉冻。半年前一个湖北师大的漂亮女孩打上门来状告肉冻强奸,当时他老兄正和徐英的小师妹在校外找了间农舍同居。农大哭笑不得,最后给肉冻记大过处分。临毕业了,肉冻特担心自己的分配去留,绝绝食也好,散散心吧。我看他紧闭双目,两唇蠕动,貌似虚脱地躺在那里,连忙弯下腰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想听他说什么,不想肉冻突然睁开明亮的眼睛,顽皮地瞬间一笑,压低嗓音到了极限:“小明,带吃的了么?我身上就剩下点面包渣了。”

直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待我明白过来这狗日的鬼把戏后,真恨不得立马将他提起来暴揍。忍了又忍,我还是悄悄塞了一支巧克力在他屁股下面,做出亲切状对他说:“人民感谢你们,中国不会忘记。”

顺便在他大腿内侧狠掐了一把,疼得这小子嗷地一声怪叫。几个学生看护队员连忙跑过来,我说没事没事儿,他这是过度饥饿引起的神经亢奋,有我看着呢。

这时徐英跑过来,看了眼肉冻都懒得搭理他,只告其他人都外边等着呢,叫我赶快出去。我们正往绝食圈外走,突然冲出一个紧裹厚重军用棉大衣的男学生。他浑身颤栗,面色如死鱼肚皮,头发汗腻蓬乱像野人,额头滴答淌着清水。两个牙口尚未长开得黄毛丫头看护,套着白大褂,拿着汽水瓶边追边哭喊道:“这不是汽水,没放糖,真的一点糖也没有。”

徐英上前把他拦腰抱住叫道:“快,赶快送医院。”

这家伙头软软地后仰,已呈半昏迷状态,然而四肢却剧烈挣扎,一巴掌煽在徐英脸上,把他的眼镜打飞。徐英手一松,这家伙又琅琅跄跄向前跑,口里翻着白沫,不停地咕噜:“我就是要绝食,绝水,不去医院。对话,要求政府对话,不对话,我就死这儿给他们看。”

徐英唏嘘道:“看见了吧,是学院大三的一个学生。绝食前说他练过什么功,几天不吃不喝都不碍事儿。”

我木然愣在那儿半天才说了一句:“怎么他妈的政府到现在还不出来对话?难道非得等死了人?”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期间除了赵紫阳在广场露了一面,上到邓小平,下到李鹏就没人敢出来面对学生,更别说搞什么实质性对话。

绝食没有等来对话,等来的是李鹏,杨尚昆在首都戒严大会上杀气腾腾的讲话。五月二十日晚上,部队从各个方向开始进城。出乎意料之外,戒严部队的军车在北京城远郊就被愤怒的群众堵住。我宿舍对面的四十楼挂着一个高自联的大喇叭,不几分钟就传出一条条风声鹤唳的惊恐消息,不是石景山发现坦克装甲车就是建国门发现大队便衣军人,弄得人没法睡觉,只好就跑到三角地去凑热闹。正巧有辆机动三轮车去颐和园北面的青龙桥,说那里来的是杨尚昆嫡系二十七军,军长是他儿子。我脑袋一热跟着几个素昧平生的学生跳了上去。车刚开出北大南门我身上有点冷,快到西苑感觉小肚子发胀,青龙桥下车时奇怪大小腿怎么没长骨头。还好有个胆大的家伙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没让我的身体继续往下滑。十多个人就这样手挽手,唱着国际歌沿运河边上的柏油路朝前走,虽然我的上下牙床老是错位。其实我是太多虑了,长得望不到头的军车队伍早已停下,四周围满了五颜六色的民众。一个老农模样的老头儿像老和尚打坐盘腿坐在马路正中央堵住了军队的去路。一个学生递给我一张传单,我看也没看一眼就跳上军车大声朗诵起来,没念一半嘴里就像塞了只苍蝇:“今天晚上首都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军事政变,我们敬爱的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软禁。”

得,还敬爱的呢,咱干不了这差事,还是自己转悠转悠吧。当时最深的印象就是军车破破烂烂,车头铁皮凹凸不平,绿漆表面东补一块疤,西掉一片皮。车厢木条朽坏,螺丝长满褐锈。想看看军长是啥模样,却连团长模样的都找不到。士兵们没拿武器,个个歪戴军帽,领口敞开,横七竖八躺在车厢内,目光呆滞,昏昏欲睡,一言不发。

“革命胜利了。”戒严一周后,肉冻举着啤酒瓶在农大学生食堂对我宣布:“按国际惯例,政府宣布戒严三天还控制不了局势就算自动下台。李鹏已经没有选择,他只有辞职才能保住点面子,以后大家也许还说他几句好话。李鹏一下台,老邓离下台还远吗?”

我不以为然:“不对吧,你看电视上那些头头脑脑们每天接见戒严部队,中央好像没有乱。”

肉冻先不屑地瞟了我一眼,然后警惕地往四周看看,压低嗓音对我说:“你知道蕲门桥会议吗?”

我目瞪口呆。

“包尊信,陈一咨,王军涛都参加了,专门研究戒严对策的。非常绝密。我那天也去了。”

我顿时对肉冻怀有一种“宗教”似的崇拜:“哇,你小子和高层挂上钩了?”

肉冻得意地:“老黎,现在可以给你说白了。一开始农大高自联让我去,老子不干。农大算个什么鸟,没名气没牌子,谁答理你。革命胜利了捞不到好处,失败了还要被追查,傻帽才去干呢。要干也得在北大,清华干。”

“那你?”

“实话说罢,动乱一开始我几个哥们儿从湖北来组织了个中南农民请愿团,老子和他们一撮合,弄了个秘书长当。只管和高层联系,也不用多在大街上出头露面。”大概他觉得自己的过份得意引起了我的妒忌,语调一转,带着饱经沧桑的感慨:“哎,话又说回来,就是革命胜利了,我们这些人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呢?民主不过是个口号,台下的人喊几句目的是要上台,他要真上了台还不是照样搞独裁。毛泽东是如此。邓小平也是如此,他利用西单民主墙拱倒了华国峰,转过背马上把魏京生抓进监狱。今后的赵紫阳谁又说得清呢。”

“那你们今后怎么办?”

“一个字,拖。再拖一个月全国人大开幕,李鹏不下台也得下台,邓小平还得让赵紫阳出来收拾局面。到时候老赵登高一呼,动乱结束。老邓彻底退位,新皇帝论功行赏,最后清算民运黑手。”

“如果军队强行开进?”

“算了吧。都二十一世纪了,谁不想身后留个好名声。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上街,几百万,上千万。两老帅(徐向前,聂荣臻),八上将(杨得志,张爱萍等)都表了态,三十八军也拒绝执行戒严命令。其他人不是傻瓜,谁会上杆子对平民百姓开枪?不开枪,军队怎么进城?”

遗憾的是邓小平不这么想。六月三日下午武警在长安街施放了催泪弹,我和米老猫沿街行走时还闻着股刺鼻辛味。在复兴门立交桥上看见直升飞机迎面扑来,马达轰鸣掠过头顶,散发大把的传单。我能感觉到驾驶员的表情充满轻蔑的冷笑。刚进广场西北角,天空中刮起一阵强劲的南风。飞沙走石,把各色旌旗和标语横幅撕扯得挣扎翻滚。不少帐篷被掀翻,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的民运圣地笼罩在旋转的垃圾和尘埃中,就像一艘行将沉没偏又遇上顶头风的战舰。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草头王组织,他们个个都有一套高音喇叭不停地制造嘈音,整个广场就像是喧嚣的春节庙会。狂风中这些广播集体失声,只有一遍又一遍重复的戒严部队通告在干热的黄昏空气中凄厉地回荡。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美国电影“乱世佳人”中那个遍地伤兵的亚特兰大广场。我和米老猫站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动,也没有说话,最后她轻轻问了一句:“小明,你说今晚军队会开枪吗?”

晚上我们想回学校,刚到西单就听到公主坟,木樨地方向枪声大作。我们试图站在分隔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的水泥护栏上朝西边张望,但见漆黑夜空中道道荧光飞舞。子弹撞击高楼砖墙打得火花四溅。突然我身边不远处一个高大的男子无声无息地倒在水泥道上,鲜血从头上咕嘟嘟冒出来,向路边的下水道流。周围的人惊呼道;“中弹了,他中弹了。”

一颗流弹“劈啪”在耳边炸响,从一侧穿透路边的电话亭铁包皮,弹到另一侧又旋转着镖窜出来,把一个中年妇女的脸面揭去了半拉。一瞬间我明白了这不是国庆的烟火而是近在咫尺的死亡,这是真正的恐怖。我和所有人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转身后跑,身后却横亘着一道建筑工地的水泥围墙。要在平时我不可能攀上近两人高的围墙,可在当时人不知从那里来了一股子蛮劲儿,逃命要紧,蹭蹭两步就撺了上去。我至今不清楚是否踩着了什么人,反正脚下垫着一个软呼呼的东西弹跳方便。我正要从围墙上往工地里跳,突然听到一声尖细刺耳地惨叫:“小黎。”回头看见米老猫还站在下方,五官没有一官到位,绝望的脸色简直不是面无血色所能形容。她被人撞得东倒西歪还拼命朝我举着手。我一抓住米老猫的手,她根本不用拖就借着力飕地一下自己冲上来,然后不管我,也不管护栏内侧的工地上堆着什么砖瓦石块,“扑通”跳下去,歪着脚步双手抱头一声不吭飞速狂奔。我在围墙顶上的最后印象就是几辆熊熊燃烧,横在马路中央做路障的电车像纸盒一般被飞驰而来的装甲车“通”地一声撞开。

那一天晚上的东西长安街上何止千万人。反覆不已的场面就是机枪开火,人们立即爬在地上,脸紧帖着地面,好像海浪退潮。枪声一停,大家马上像涨潮一般站起来,高呼口号,高唱国歌,国际歌,捡起一切可能的坚硬物体:砖头,石块,玻璃瓶,钢筋,铁扦,还有少数自制的燃烧瓶(啤酒瓶或汽水瓶装少许汽油,插上一节报纸或布条引火)砸向军车。军队向喊口号处扫射,向歌声响起处扫射,向闪光灯闪烁处扫射,向马路两边住家亮灯处扫射,甚至向标着红十字的救护车,向医护人员扫射。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向呼啸而过的坦克奔去,刚抓住护板,就被车上的军官拔出手枪当头一击,顿时脑浆迸裂。他的身体像断线的风筝在空中惯性地飞舞跳跃,双手试图抓住什么又什么也抓不到。新华门前十多个鲜活的大学生在四周的惊呼声中被装甲车压成肉泥,时间只有几秒钟。[**]的全部死亡者中最小的是一个九岁的男孩,被流弹打死。那天凌晨一辆小货车拉着母亲和孩子到了中关村,母亲面无表情,面无泪痕,面无血色,只是低头死死拖着平躺在木板上的男孩身体。男孩前胸不见弹痕,唯有后背躺着的木板上渗出大片血迹,已经开始变黑。他大睁着双眼,原本黑色的眼珠呈纯透明的浅灰色。一个中年汉子提着高音喇叭站在旁边大喊大叫:“看看吧,大家睁大眼睛看看吧。这就是狗日的共产党干的,这就是狗日的‘人民政府,人民军队’杀的人,连九岁的小孩都敢开枪,土匪,野兽,畜牲,我操他李鹏的妈。”围观者都泪眼模糊。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打倒李鹏,打倒共产党。”于是所有人都跟着咆哮,仿佛只有这种绝望才能给悲伤的母亲带来些许安慰。

也许有一天会有这样一幅画:在公主坟,坦克正在发动,士兵们平端着手中的枪。他们面对的是几个失魂落魄的敢死队员和数千惊慌失措的平民。平民有的被踩倒,有的被挤落桥下。但我不喜欢这辐画,因为画面上没有英雄。历史不需要法官,是非无所谓标准。我喜欢的是京西碧绿的运河和杏黄的西山。“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人吓破胆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从天安门逃回北大,我倒头在宿舍里浑浑噩噩了一个上午,下午去邮局给家里发了封平安电报。第二天便如同惊弓之鸟逃到北京站。米老猫家住北京陶然亭,她坚持送我去北京站。记得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我看到她孤孤单单站在车站外面和我告别,眼睛都模糊了。后来米老猫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SCRIPPS研究所做博士后,很长时间没有结婚,每天晚上到公园遛狗。

我那天很幸运,一到北京站正好去成都的八次特快要离开,赶快挤进站。车站检票员看见是学生也不检票就让进去了。列车异常拥挤,我是单腿直立站到郑州,整整一个晚上。另一只脚下埂着个农民的大筐子,既不能着地又不能吃力,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想通其中的物理学原理。

好容易熬到成都,气喘吁吁跑回家。刚上楼梯口,母亲就开了门探出头向外张望,一看见我便又惊喜又得意地喊叫:“嘿嘿,我说是你回来了,你爸爸还不相信。”

赶快转头对家里人:“嘿,老头子,真是小明回来了,看我说得没错吧,我就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像他。”接着她把我拉进屋里:“快去看你爸,你爸在里屋,他好紧张,担心死你了,整天念叨。我说没事没事儿,他都那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轻重?”

我冲进里屋,看见父亲一手提着宽大的裤子,一手拿着我几天前发过来的平安电报,佝偻着背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的身影遮住了昏黄的灯光,只有瞳孔闪着微弱的亮点。父亲稍微低着头,嘴角带着熟悉的笑意,习惯性地扫视我的衣着,罗哩罗嗦不停地嘟囔:“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还是回来好哪。”

我挤出笑意,故做轻松地:“你是打过仗的,见过大风大雨,还怕这点小事?”

“看你说的,咋不害怕?谁不害怕哟?”

从此我再没有试图去寻找父亲头上的英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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