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原创】铁血文革 -- 时光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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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成人甚至吃盐比别人都多的人当他有抵触情绪后,

言行表现和小屁孩没什么不同。

以下可不可以充当一次你需要的证据?

先提出一小段:

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1967年12月1日)

                ·陈再道·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一、 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蜕化变质,第二部分我再来讲(犯罪的根源)。

  第一,我养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来,回武汉,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针也没有学习,领会。一回来,因为我是省委常委,就参加常委会,就听张体学的,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一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保省委,说省委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帮助张体学,说你们不要去活动(这也是帮助他);要做的好看一点,隐蔽一点,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坚决去向省委进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么对付革命派,怎么样应付革命派。那时,革命派在省委绝食,送饭不吃,还照下相来。省委提出“高姿态,软办法,真狡猾,难对付”,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个会我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开会纪念国庆,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压,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一次说报社被封,要撤职几个,罢官几个,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先拿下来,以后再拿上去,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搞不出革命的东西。帮助省委搞检讨,检讨一下就行了。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保张体学,借房子给他住,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开了几天会,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干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保这个黑省委,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写信,当然也给了中央,也写给我、韩东山、姜一,要转给省里干部,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什么检讨?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错误,但不是三反性质,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能够增产,能够搞好?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信上都有。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我们没有组织批判,这不是保他?

  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也说他这个检讨,抱着成绩不放,很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写这个信,还写了个“同志”,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为什么还写个“同志”,所以,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他是个敌人,就应该和他坚决斗争,应该揭发他,应该斗争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张体学,保王任重,参加了一些活动;起了极坏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来对付造反派,帮助省委出谋献策。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到一月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镇压革命造反派。一、二月会议以后,这个阶段。这次会议,贯彻的就是自己的,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十六条”上说什么样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所以违反了“十六条”,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子,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我们那个司令部,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调兵遣将,用部队。那样怕,完全不是那个情况,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问题就好说得很么。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镇压,很恶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坚决。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还没有暴露。所以,以后就镇压的更利害,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李迎希要夺权啊!野心家啊!张广才啊!所谓稳定部队啊!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这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把坏人也搞进来,镇压革命,镇压的学校多了,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这样办法,借口要支援北方,赶快搞整风,整风九天,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打击下去,不是就没事了嘛!不打倒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谁个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气,就想办法要整。依照我们那样子,国家就不革命,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就是我们复辟了。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处理李、张,什么政治扒手啊!什么野心家啊!处理张竟的问题,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他们很好么,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现在看,说得对么,说有两条黑线,军区一条,省委一条,这就是两条黑线么,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职反省,这都是我亲自做的。开会,我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参加省委大会,抓革命促生产,想搞生产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都是机关、省直、市委各个战线上的,各行业的当权派。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歪曲事实,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给他们打气,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动,还革什么命啊!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出来复辟,把一些当权派,有严重问题,象张旺武是历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是什么人解决的?是旧省委张体学、王任重解决的,到底是怎样解决的,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都把这些人拉出来,塞进办公室,不经过造反派,也不经过群众,这我们的罪多大啊!所谓成立“抓办”,以后,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办反革命事情,这都是在我的意图,思想指导下面一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自己不革命,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 批判“二八”声明,错误的批判“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什么香花派,什么毒草派,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跟造反派斗争,打击镇压造反派,特别是对于二司,打击二司,打击工总,为解散工总加罪名。还拉三新,说支持你,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二八”声明么。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几派斗争,镇压真正造反派,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不管批判“二八”声明怎么样,我负责,起了这么样坏作用。“二八”声明有什么错误?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用毛主席缔造是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

  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彻底地争取瓦解、分化、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说了又后悔,就是要团结、教育、提高,准许人家革命。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这才是革命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个观点,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还变本加厉了,比他们镇压革命,镇压造反派还厉害,为什么呢?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不到了,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这个威信。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不革命,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所以,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到反动路线的作用,我们起到了。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损失,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还恶毒,更厉害,你带枪嘛,有枪杆子么。 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这是什么革命啊!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专政。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你这个反动路线,是你点了头么。就是你干的,也不要推谁么,就是我的罪么。我们抓的这些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紧批判“二八”声明来压工总,解散工总来压二司,打击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拨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排一个一个的打下去。这是二月会议后,在武汉镇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坏的时候。

  第三,军委四月会议以后,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就是要纠正错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讨论十条,一个是接受教训。要转变么。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有错误就赶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许多教导,都没有听进去。十条革命就是好啊。好啊,内心里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怕人反攻。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不认真执行,不检查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在内部也不说,在外部更不说。工总不平反,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组织也不恢复。说的要平反,要赶快放人,我们就是不坚决,放一点,留一点,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有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拒不执行十条,不检查错误,工总不平反,抓人不放,组织不恢复,变本加厉,放一点人,恢复一点。说过去解散是对的,现在恢复是对的,放个鬼啊!过去就是错的,就是继续反动路线,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承认错误,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 “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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