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略》创刊 -- 南渝霜华

为什么要保障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无论是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古代哲人孔子，都发表过对教育公平的看法。正因为如此，现在对于教育公平歧见纷呈，不同的学者因为价值观、伦理观不同，对教育公平的目的和力度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事情。

依笔者之见，教育公平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实证研究和总结可以看出，世界历史大致是一部以族群为单位、以文化（这里取广义）为手段（或者用进化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的话来说，以文化为“延伸的表型”）开展的自然选择史；现在所谓的“国家竞争”，说到底只是族群竞争的现代版本。国家战略的目的，因而不外乎保证国家在国家竞争中能居于合理的生态位，从而使构成国家的族群能够免于在族群竞争中因居于劣势而被淘汰。

而之所以说教育公平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升国家的竞争力。第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人类天生有追求平等的心理。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太高，大众的幸福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的合法性也因此会严重削弱，这显然会降低国家的竞争力。因此，现代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才能保证足够的竞争力。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在现代越来越表现为科学知识的竞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科学不仅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小约瑟夫奈曾经提出国家实力可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自然科学对硬实力的贡献居多，但如果没有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参与，自然科学本身是很难成为硬实力的。至于软实力，就更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撑了。

然而，科学堪称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复杂、最深邃的知识体系，如果不经过长时间的系统教育，就不可能具备进行尖端科研的能力。因此，国家必须保证把高智商的人搜寻出来，鼓励他们学习科学知识，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服务。然而，智商并没有很强的遗传性，高智商的个体不可能通过代代通婚的方式集中到少数家族，而总是散落于全民之中。如果教育不公平，那么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高智商个体就可能因为不能利用足够的教育资源而导致才华被湮没，这对于国家来说当然是严重的损失。因此，出于汇集高智商人士为提升国家竞争力服务的目的，也需要实行教育公平。

由此我们便可知作为国家战略的教育公平的两个目标，一是提升社会的公平程度，从而提升大众的幸福感，二是尽量把高智商个体筛选出来，鼓励他们通过掌握科学知识成为精英阶层。显然，这两个目标也正是衡量一国教育公平政策合理性的标尺。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经验教训

谈到教育公平的具体实施情况，美国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肯定是必须予以第一位考虑的案例。

所谓肯定性行动，严格地说，指的是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对在肤色、种族、原籍、宗教、性别、性取向等方面居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予以照顾。但是，由于肯定性行动是美国政府在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下采取的政策，因此这一政策主要惠及黑人。

肯定性行动诞生的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的时代。二战对于美国的兴起是极大的契机，美国借此一跃成为建立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雄厚基础之上的世界第一强国。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原本聚居于美国南部的黑人大量向制造业集中的北部和西部迁徙，进入城市定居。然而，这些怀抱着自由、平等之类“美国梦”而向北、向西迁徙的黑人发现他们在新的居住地仍然要受到白人的歧视，而且这歧视还有法律依据，这显然让他们心怀怨恨。因此，20世纪50－60年代，既是美国黑人大迁徙的年代，也是美国种族冲突愈演愈烈的年代。要求废止一切针对黑人的法律歧视、保障黑人和白人拥有平等机会的“民权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展开的。

当时，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对抗正炽，世界范围的左翼社会运动也如火如荼，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不仅危及社会安定，而且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美国政府终于痛下决心，决定实施平权政策。平权政策实际上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废除一切法律规定的歧视，其二就是肯定性行动，也即对过去遭受歧视的弱势群体采取补偿措施，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在一些白人精英的建议下，采取了肯定性行动这样多少有些激进的政策？除了因为这些白人精英对黑人的负罪感外，还因为他们相信通过教育上的照顾，黑人可以有效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而一旦大量黑人通过提高经济水平成为中产阶级，获得了白人相同的经济地位，种族平等也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包括肯定性行动在内的这些平权措施的客观效果如何呢？首先，法律歧视的废除，实现了民权运动的基本诉求；肯定性行动的实施，更使一大批黑人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加入殷实的中产阶级行列，还在政治上形成了不容小觑的势力，可谓“锦上添花”，这使很多黑人以为斗争已经胜利，是开始享受成果的时候了。民权运动由此衰落，在美国黑人中再也未能形成当年的高度团结的力量。

然而，美国的普通白人本来就不像白人精英那样有很强的负罪感，很多人对肯定性行动一直颇有微词，甚至有人认为这根本是反向歧视。因此，在1978年终于发生了著名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基（Bakke）案。尽管该案的最终判决仍然维护了肯定性行动的基本原则，但是已经开始有所后退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国内国际氛围更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方面，冷战结束，苏联轰然倒下，东欧变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谷，美国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世界霸权。与此同时，互联网泡沫经济成就了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持续繁荣。这时候，作为美国核心价值观、崇尚个人竞争的保守主义少了左翼思潮的掣肘，开始反攻倒算。

在这种氛围之下，不仅白人对肯定性行动的不满越来越烈，甚至一些受过肯定性行动之惠的黑人成功者也反对肯定性行动，不愿意被别人视为非靠国家照顾不能取得成就的懦夫。与此同时，以亚裔为主的其他少数族裔的抗议也逐渐显现——在肯定性行动造成的“黑白之争”中，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只是以前一直沉默而不为政府重视罢了。这时候，肯定性行动不仅不再增进社会公平，反而损害了社会公平，降低了大众的幸福感，它的衰落也就自然而然了。

至于肯定性行动在减少种族歧视方面的效果，则并不理想。由于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即使有了肯定性行动数十年的照顾，美国黑人的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仍然远远不如白人。如果说民权运动时期的黑人因为还没有在法律平等的条件下和白人共同生活的经验，还憧憬着一个自由的、黑白融合的美国社会的话，到了上世纪90年代，很多黑人已经在现实的打击下对此不抱希望，自愿和白人隔离。

综观肯定性行动从实行到衰落的3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性行动针对黑人等弱势群体在历史上遭受的歧视而提供补偿，这种“补偿正义”是合理、有效的，因此，肯定性行动在总体上还算成功，至少是完成了历史使命。然而，肯定性行动最终治标不治本，未能帮助美国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更不必说种族融合。目前这种自愿的种族隔阂，很可能比强制性的隔阂更可怕。在国家经济没有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候，还可能保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而一旦国家经济崩溃，也许就会爆发可怕的种族冲突。

因此，肯定性行动留给我们的最主要教训就是，在教育方面简单地基于族群身份照顾某些弱势群体，并不一定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这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无疑是重要的警示。

简评中国高等学校的招生政策

上述对肯定性行动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明了目前针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的成效，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教育公平的真正应然的发展方向。

有关中国高等学校招生的一大争论是，中国应该像美国一样，实行高校自主招生，还是实行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在笔者看来，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坚决应该实行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同时向贫困地区适当倾斜。

美国的高校自主招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高等教育资源丰富，而且高水平的学校多，考生首先不愁没有学上（能不能上得起是另一个问题），其次不愁没有好学校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可以容忍高校自主招生中存在一定的偏袒行为。事实上，美国高校的自主招生有时候是非常不公平的。以耶鲁大学为例，该校作为美国最优秀的“常春藤学校”之一，竟然为校友的子女留出了40%的名额，完全是赤裸裸的门阀作风。

相比之下，在十几年前，中国还是一个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短缺的国家，以致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近十几年来，通过“教育产业化”带动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资源有较大的扩充，但是高水平的学校却仍然屈指可数。以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例，在世界排名150－200的高校中，中国高校只有清华大学入榜；在世界排名201－300的高校中，中国高校也只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6所高校入榜；在世界前500名的高校中，只有23家中国高校。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滥开高校自主招生之风，那么不可避免的偏袒行为将极大扼杀“寒门”进入优秀高校的机率，这是中国社会绝对无法容忍的不公。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尝试的自主招生制度，现在已是弊端重重，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偏袒城市学生，而对农村学生极为不利。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自主招生已经是城市学生的“小高考”。而且，这种偏袒主要表现在招生条件和流程之中（如2011年东南大学的自主招生报名资格竟然把夏令营活动也算在内；而很多学校的笔试、面试地点都在大城市，边远地区的学生很难参加），一旦制度化，是极为可怕的。

相比之下，人民大学等学校的“圆梦计划”就合理得多。这一自主招生计划面向农村考生，主要招收在县及县以下地区学校就读的优秀学生，并且要求直系的三代之内无大学生。从历史角度来看，正如肯定性行动是白人考虑到黑人过去遭受的歧视而给予的补偿，“圆梦计划”也是城市人口考虑到过去长期剥削农村人口的事实而给予的补偿，是具备正义性的。与肯定性行动不同的是，“圆梦计划”针对的不是种族，而是地域、阶级，被补偿的群体所具备的价值观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和主流价值观一致的，因此不会出现肯定性行动那样的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圆梦计划”看上去和美国学者理查德D卡伦伯格（Richard D. Kahlenberg）在1997年出版的《补救：阶级、种族和肯定性行动》（The Remedy: Class, Race, and Affirmative Action）一书中的观点类似，即以经济地位而不是种族或民族为因素实行倾斜、照顾政策。这种办法成效如何，尚有待中美两国若干年后的实验结果的检验，但笔者相信它是很有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