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关于蔡锷 作者：梁由之 -- AleaJactaEst

1857年，毒品销售法案提到了鸦片的销售，并有意要控制它。但考虑到鸦片的广泛应用，这种控制是否是非强制性问题上引起了争论。皇家研究所的布雷德教授指出“有许多人有喝鸦片酊的瘾头，他们喝滴10-20滴……当他们肠胃不适时，或者当他们担心霍乱时”。而一个布里斯托尔的执法官指出，不要指望药剂师来妥善保管鸦片，因为他们一天至少要分发鸦片上百次。

一段时间后，不仅药剂师出售鸦片，杂货店、合作商店、农村一般商店、书店和流动小贩也都出售鸦片。零售价为一便士三分之一盎司鸦片，这便成交了。

尽管所有迹象表明鸦片背后潜在的东西是走向邪恶，但鸦片瘾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公众多少兴趣。对于一般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服食鸦片就像喝酒或抽烟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的确，1870年的鸦片供应比1970年的烟草供应还要广泛和普遍，而且就像烟草在当今社会中的情况一样，买鸦片者在当时主要是穷人和低层民众。当时的研究表明，越是穷得叮当响的人，就越想买鸦片。P79

19世纪30年代，认为鸦片无害的假定受到了冲击，鸦片供应开始使那些新近卷入公共卫生运动的人们焦虑不已，同时引起了一些受到良好的职业道德教育、有了新的伦理观的医生们的担忧。由此鸦片成为医学问题，并且在一系列的公众要求下，19世纪60年代也被作为社会问题同其他毒品一起受到关注，鸦片瘾也被看作是慢性中毒。死亡统计开始把鸦片列入死亡原因之一。1860年，有三分之一的致命性中毒由鸦片引起，意外的过量服食鸦片是如此的普遍，以致于英国国内有关民众健康的出版物也对如何处理中毒问题提出了指导。

1868年，控制鸦片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1868年的《毒品药店法案使立法者、医生和药剂师在经过几次立法尝试的失败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该法案把鸦片及其各种制剂列入种毒品之中，严格限制鸦片的销售者，规定了处理鸦片的方法。然而法案对于违法行为没有严厉的刑罚，而且也远没有达到一条法律可以宣布一种东西为非法并禁止其使用或拥有的程度。……事实上，这些限制根本就不严厉，而且也难以执行，但死亡统计数字确实有了一些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有了明显的下降到年时，1880年时降至法案前的1/3。然而到年，1900年所有的鸦片致死率又保持在1868年前的同一水平。法案中的一个漏洞是含有鸦片的专卖药没有包括在禁止之列。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法案开始执行后专卖药的销售直线上升，一场新的反对专卖药的运动由此也在1880年开始在医生们中间展开。

……到19世纪末，鸦片被牢牢地固定在医生的领域里而不是厨房的碗柜里，而且随着新特效药的发展，鸦片已不再被认为是能包医百病的万应灵丹了。鸦片成了受控制的物品。P80-82

在印度，公司对鸦片的态度是严格的。他们通过许可证来控制零售年颁布了新的规章，所有罂粟生产者都必须把产品卖给公司。

由于产品的市场得到保障，鸦片种植猛增，因而，印度吸鸦片者也剧增，大批土著居民吸毒上瘾，结果他们的生产效率下降。对此，沃伦哈斯丁明确地谴责使用鸦片，但他又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会失去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经济损失，他说“：鸦片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致命的奢侈品，除非用于外国贸易，它应该被禁止，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禁止国内消费。”

按照这种无耻的虚伪，公司决定限制印度国内的鸦片消费但可以发展出口贸易。

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发现，鸦片贸易是在英国君主允许下进行的，1830年，在双方关系开始瓦解之前，当时的两广总督就曾建议禁止进口鸦片的最佳办法是控诉外商们的国家元首。林则徐写道，英国“目前由一个小姑娘统治，但据说是她发布命令，因此最好是给她下一道诏书”，所以就向维多利亚女王递送了一封长长的措辞非常严谨的信，反对鸦片贸易。

亨特被请来把这封信又从英文译成中文，以弄清楚原稿的意图，在1882年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这份文件是一份极其特别的文件，尤其是夸夸其谈的文风，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结果。由于缺乏外交往来，他们对西方官僚体制一无所知。”

林则徐认为销售鸦片极不人道，违反良知。假如他的这一态度在英国传开，在人道主义者的运动中，他会有一大批拥护者。从长远来看，那些人还会看到英国的名誉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