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维稳相识的警官朋友──基层生活样本之三 -- 潇洒书生

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从2001年以后，我一直负责代表单位与当地政法系统打交道，其中，与公安部门往来最多。当然，这种交往多是公事公办，办了事就走人，与公安局的头头只是面熟却并无“深厚友谊”。说实话，我那时颇有些书生意气，对这些看上去行事作风比较霸道的警界中人，抱定的了“敬而远之”的态度。

这种态度不得不在2004年彻底改变。根据国家主管部门的安排，我所在单位被纳入“改革脱困”的计划，所需政策资金由中央负责，而稳定工作则划归当地政府负责。地方政府首长大笔一挥：请公安局负责相关事务。于是，我与当地公安局开始了密切的联系。恰在这时，公安系统全面实行主要领导交流制度，原在偏远之地一个公安局主管刑侦的云副局长提拔交流到本地担任公安局政委并负责维稳工作。云政委未等我上门寒喧，就主动登门“服务”来了。我们一见如故。因为，从相互的交谈中，彼此感觉思路一致、处事风格一致。云政委明确表态，完全同意企业的维稳部署，公安局不乱插手，有困难会全力支持。听了云政委的表态，我方才消除了心中的芥蒂，开始了友好的往来。

那时的国企改革鲜有不闹事的。尽管我们做好了层层宣讲政策、苦口婆心疏导，不满之人还是很多。在我们单位就有全民所有制职工、大集体职工、临时用工、占地农民工，即便是全民所有制职工又分固定工、合同制职工，平时彼此待遇差异不大，到了改革脱困的时候其享受政策标准就有了天壤之别。我老婆就是大集体身份，她问我：“俺与别人同一天在同一单位参加工作，岗位职责一样，可为何分流出去的安置费标准差了那么多？”我能说什么呢，这政策是国家制定的，我能不保持一致吗！按照安置政策，哪些临时用工、占地农民工等等的待遇比起大集体工更是不足。在本单位，非全民所有制职工占了三分之二，一旦闹腾起来，影响不小。为了维稳，我和同事做了艰苦的疏导安抚工作，公安局那边也没有搞大摇大摆进驻之类活动，但，提供了“有人策划围堵单位大门”的情报。拿到情报，我驱车三十公里与云政委在城里见面，他表示：对挑头闹事的现在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上级一再要求慎用警力，只有在触犯法律的时候，警察才能制订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我告诉他：我来这里不是请你们去抓人的，而是希望提供策划围堵单位大门人员的名单，以便单位做最后的说服努力以避免造成后果。云政委答应了。所谓策划者均是大集体身份的生产技术工人。

尽管当晚，我和一些干部到了几个策划者家中去做说服工作，但收效甚微。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单位召开中干会议，通报了情况并提出了洋洋洒洒的应对措施，但说来说去还是尽可能做好疏导工作。不出所料，上班时间一到，约500人围堵了厂门并用铁链将大门锁上，参与的基本上是大集体职工。其间，我陪单位主要领导、上级联络组组长到了厂门口对话，呼吁参与者回单位上班。结果无效。中午到了，因厂门被锁，上班的几千人无法出去吃饭，里外对立情绪高涨。我见时机成熟便下令单位的安保人员强行剪断锁链、推开大门。几十名安保人员在执行命令过程中挨了打，但终于不负期望。上班的工人出去了，但领导们却根本出不去。这时，云政委穿着便装进来了，还带来了方便面。他说，市委已要求公安局组织了200警力准备支援排堵。他考虑一旦警察介入、强力排堵，必定伤筋动骨，事后，单位与那些伤者也必然结下怨仇。建议继续开诚布公对话。对于云政委的表态，我的一些同事是不满的，认为“公安机关软弱了”。但我认为这样处置是正确的。以后的结果是，警方并没有出手，围堵人群也陆续散去。通过此事，我与云政委也成了真正的朋友。云政委曾向我谈起他对维稳工作的想法。他认为：其实，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或执行合理的政策是否到位是矛盾多寡、冲突强弱的决定因素，如果政策本身比较公道、合理，即使有人存心挑起闹事也不会闹成多大的事。警察现在负担很重，压力很大，留给社会上不少人的印象很不好。但，绝大多数警察并不惹事生非。对于群体性事件，能不出手还是不出手为好，上面也是这样要求的，不是示弱而是有纪律约束。

单位实现重组后，借贯彻《劳动合同法》东风，所有的职工都统一了身份，成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职工，再也没有了全民工、集体工等区别。

这些年，我因工作调整、调动，与云政委很久未见过面了，但信息还是经常互通。他后来担任一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据说在当地名声尚好。

潇洒书生:【原创】一次群体冲突的经历──基层生活样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