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细说外交部――人物篇（开场白） -- 那年静静的海

钱其琛无疑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外交领域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人，甚至于将中国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的外交史称之为“钱其琛时代”也绝不为过。

显露头角

说起来，钱其琛的前半生其实并不显赫。严格上讲，他并不是外交部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而是半路出家的“外交官”。其最初的外交生涯起始于团中央的外派干部，五十年代时先是以青年团干部身分被派往苏联中央团校受训，又在中国驻苏使馆工作过几年，因此曾被西方媒体被认为是“团派”与“亲苏派”。当然，这是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大时代背景而作出的片面性判断。

直到1972年4月钱其琛出任中国驻苏联使馆参赞，才算真正加入外交部系统，时年已44岁。1974年8月被派往非洲小国几内亚任大使(期间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1976年11月回到部里，担任新闻司司长。大家知道，在外交部，真正的核心业务全在几个地区司，如美大司、亚洲司、亚非司、非洲司、西欧司、欧亚司等等，凡被高层嘱意的“业务骨干”也都会无一例外地被安排在这些部门任职而加以培养，而新闻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太大影响。因此可以说，在这十年中钱其琛并不被高层所重用。

真正使得钱其琛显露头角的契机，是1982年3月在其新闻司司长的任上，因应当时对苏外交的需要而设立发言人制度，钱也因此成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从而开始得到上峰的青睐并受到外界注意（发言人制度真正建立起来是在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成为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并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

1982年4月起，在全国干部年轻化的大背景下，中央也对外交部的领导层进行了大改组。为了提拔乔石担任中联部部长，而将资历比乔深的吴学谦（与乔同为1978年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排名在乔之前）转到国务院系统发展，吴先是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11月正式接替黄华任外交部部长。又先后免去韩念龙、何英、仲曦东、张灿明、浦寿昌、符浩、章文晋、宫达非、余湛等数位资深副部长职务（其中部分退居二线，部分外放担任大使）。新提拔了美大司司长韩叙（60岁，后接替章文晋任驻美大使）、新闻司司长钱其琛（54岁）、非洲司司长温业湛（54岁）、驻法大使姚广为外交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

稳步高升

钱其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后，因其曾有驻苏联使馆的经历，而被安排主管苏联、东欧事务，接替老资格的将军外交家王幼平。而时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自1958年起就一直在苏欧司工作的于洪亮（与钱几乎同龄）则未被启用，于洪亮也从此失去了担任外交部领导的机会。按照不成文的惯例，与主管领导资历相同或高于领导的人只有调任他职或外放大使，就这样于洪亮从1983年至1991年先后出任了中国驻波兰、罗马尼亚、苏联的大使，始终未再回部里任职，直至从全国政协退休。与钱其琛同庚、并与钱同时被提为副部长的温业湛则先后被派往埃及、朝鲜、加拿大出任大使，亦未能再回部里任职，1993年后连续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附带说一句，小平同志有邀集部门相关负责人到其家中开会研究重大问题的习惯（中共其它元老也是如此）。改善中苏关系又是当时中国外交的第一要务，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钱其琛也就有机会列席参加这种核心会议，自然而然地也就有了在最高领导人面前展示其观点与才华的机会。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之后，邓小平为了稳定中苏边境局势与对美进行牵制，决定开始与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的磋商。钱其琛担负的这个任务，不但使他能向邓直接汇报，受到邓的注意，而且有机会亲自了解体会邓小平在大三角中如何与美苏周旋的谋略。在八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改善，以至于最后促成戈尔巴乔夫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首脑会晤的过程中，钱其琛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82年9月，钱其琛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3年9月，外交部取消党组、改设立党委后，钱其琛和姚广同为党委副书记（姚广兼任纪委书记）。1985年9月，钱其琛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委员。至此，下一任外长的人选已非其莫属了。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换届后，吴学谦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不再兼任外长一职，后又因89年的特殊历史原因而大权旁落，逐步失去了对外交事务的发言权。与此同时，钱其琛1988年4月正式接替吴学谦出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权力高峰

1989年后，中国陷于空前的国际孤立状态，而后又面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全新世界格局。为此，钱其琛（当然还有更高层）沉着应对、积极活动，在短短几年内扭转了中国的孤立处境，并借助于国力的不断增强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钱其琛也因此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作为回报，钱在中央高层的地位也随之迅速攀升。1991年4月升任国务委员，1992年10月晋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3年3月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部长，1993年后又参与掌管港台事务。至此，钱在中国外交领域拥有了绝对的实权，无人可出其右。

钱其琛主政外交部长达十年之久，不仅奠定了其在中央外交决策层的权威地位，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自家子弟，建立起自己的外交班底。现在外交部各级主要官员（包括驻外大使），绝大部分都是在其任外长期间提拔起来的。自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起，钱其琛先后分管过苏联东欧司、新闻司、国际司与干部司（除国际司外均为外交部的“二流司”），非洲司亦是其关心的重点部门，并因此从这几个司（特别是新闻司）提升了一大批干部进入部领导层，反倒是核心业务司出身的人却大都未能达到最高峰。

明显受钱其琛器重并被提拔起来的外交官员主要包括：李肇星（曾任新闻司处长、副司长、司长、部长助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副部长、驻美大使、部党委书记，现任外交部部长）、张德广（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欧亚司司长、副部长、驻俄罗斯大使，现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王英凡（曾任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吉佩定（曾任非洲司司长、南非研究中心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外交部驻港特派员，现任全国人大外委会副主任）、杨文昌（曾任干部司司长、驻新加坡大使、部长助理、副部长，现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王光亚（曾任国际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王毅（曾任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现任驻日本大使）、张业遂（曾任国际司副司长、礼宾司司长、部长助理，现任副部长）、吕新华（曾任钱其琛秘书、驻芬兰大使、部长助理，现任副部长）、秦华孙（曾任新闻司处长、常驻维也纳代表、国际司司长、部长助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任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王昌义（曾任新闻司副司长、驻吉布提大使、驻叙利亚大使、部长助理、驻以色列大使）、王国章（曾任外交部政治部副处长、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部长助理、纪委书记）、马毓真（曾任新闻司司长、驻洛杉矶总领事、驻英国大使、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金永健（曾任非洲司司长、国际司司长、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常驻日内瓦代表、联合国副秘书长）、武韬（曾任驻葡萄牙大使、部长助理、、驻俄罗斯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陈健（曾任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驻日大使，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武东和（曾任驻尼日尔大使、驻马里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现任驻朝鲜大使）、吴建民（曾任新闻司司长、驻荷兰大使、常驻日内瓦代表、驻法国大使，现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会展局主席、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沈国放（曾任钱其琛秘书、新闻司司长、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现任部长助理）、吕国增（曾任非洲司司长、驻突尼斯大使、亚非司司长，现任部长助理）、李辉（曾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欧亚司司长，现任部长助理）、刘碧伟（曾任钱其琛秘书，现任驻纽约总领事）。

垂廉听政

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换届后，钱其琛连任国务院副总理，不再兼任外长一职（已连续担任两届共10年）。而其选定的接班人选唐家璇的名字在此之前并不为外界所熟悉。由唐接任外长显然是经中央高层（主要是钱）刻意安排的，回顾一下前几年的历史即可发现，这一安排是有迹可循的。

　　早在吴学谦当外长的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外交部就从年龄约四五十岁的司级中青年干部中选拔一批尖子，作为培养领导班子的人才。其中最拔尖的是主管美大事务的刘华秋（以后将用专文细说）、主管西欧的姜恩柱及主管苏联东欧的戴秉国。此三人均比唐家璇略为年轻，均出身外交部的核心业务部门，且具备驻外大使或地区司司长的资历。在1989至1992期间，他们先后升任部长助理与副部长。1992年中共召开十四大时，他们3人以及时任部长助理的李肇星都进入了外交部十四大代表候选人的名单，其中，刘华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国新一代的外交班子中，刘、姜、戴等人都可以说是优秀的人材。

与上述几人相比，唐家璇并不具优势。首先，其年龄较大，出道较晚，早年的任职经历均属“偏门”，40岁以后才转入到核心业务部门――亚洲司，其主要的对外经历亦很单一，几乎只从事过对日外交，而且也没有出任过大使或地区司司长，只担任过驻日公使及亚洲司副司长。直到1991年12月，他才从日本公使的职位上调回国升任部长助理，1993年又升任副部长，在几位副部长中的排名比较靠后。另外，唐家璇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而刘、姜、戴3人则皆有北外或外交学院的求学经历（属于外交部自家子弟）。

但到了199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钱其琛已开始考虑接班人选的问题。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全面比对之后，上述“人材”均被钱所摒弃，他最终选择了唐家璇，于是在当年的11月将唐家璇提升为外交部党委副书记（书记为田增佩），并先后将刘、姜、戴3人调离外交部：刘华秋改任部长级的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兼任外交部副部长至1998年3月）；戴秉国调至中共中央联络部先后任副部长、部长（数年之后又重返外交部，此为后话）；姜恩柱则外放伦敦，出任驻英国大使，后又任新华分社社长，算是圆了个部长级。这一系列“动作”，明显是为唐接班铺路。1997年7月，唐家璇再升任为外交部党委书记，开始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1998年3月正式接替钱其琛出任外交部部长。

公众从唐家璇任外交部长后的对外表现中明显感觉到，此公目光略显呆滞、反应迟缓，说话语调亦是慢条斯理，很难看出有何过人之处。他之所以能够受到钱其琛特别赏识，以至后来居上，越过他人而接外长的班，大概只能从两点来解释。其一，是当时中央对21世纪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亚太时代即将到来，因此下一步外交工作的重点为题是周边及亚太外交，所以选择有主管亚洲事务经验的人出任外长，有利于打开新局面。当然，这一说法过于冠冕堂皇，即使是从这一点考虑，也不一定是非唐莫属。其二，也就是其中有“私心”做祟，钱其琛选择唐家璇接班的最直接动机就是将心未老、斗志犹旺。选择一个相对弱势的接班人，便于自己在幕后垂廉听政、继续亲自主导外交大政。

唐家璇的性格、能力与所处环境决定了其在外长任内势必唯钱其琛马首是瞻，置身于钱其琛绝对权威的领导之下与辉煌业绩的阴影之中，不可能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表现机会，只能作一个没有声音、没有个性的“影子”外长。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