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读后感——震撼与荒唐 -- 胡亦庄

小标题有点大，但是不影响下面胡扯。

假设社会上有甲乙双方，合作时可以创造合作的额外回报（换句话说是减少了不合作的额外成本）X且X>0。一般甲乙两方为了鼓励对方继续合作，会对X进行“分成”，即甲从X中提取利益X1>0，乙获得X2>0，X1+X2=X。

这就是所谓的双赢。

如果这个时候，考虑第三方丙——丙发现如果改变甲乙既有的合作方式，采用某种新的合作方式，那么三方共同增加的额外回报Y>X，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一种情况，新的合作给甲乙分成都增加了，那么皆大欢喜，属于帕累托改进。

另一种情况，新的合作使得甲乙之一的分成减少了，受损害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进行反抗。

主导社会改革的丙，一般不会同时伤害甲乙双方的利益，那样等于是站在多数人的对立面。

但是由于官僚制度的本性（拙作科层制管理与精英淘汰），丙一般没有大量的富余资源，所以总要伤害或者暂时伤害一方的利益。所以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上述第二种情况比第一种要普遍的多。被损害的一方往往被称为“既得利益者”。

80年代末的某个春夏之交，中国不高兴。

仔细看看，谁是此前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城市居民相对乡村居民受益更多，政治部门比生产部门受益更多，年轻人比中年人受益更多。

所以，当“丙”进行改革时，由那些人在那些地方引起的风波，就解释的通了。

在容易损伤被改革者的时候，如果借助外部市场，是一个比较容易实现多赢的方法。只要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效率低，消费水平也低，其劳动力价格比外部要低一些，那么大家都努力搞出口有时候比互相博弈盈利更多。

而且以外部市场动摇国内生产制度的事情也不是史无前例，早在西欧资本主义初期就被实践过了。

于是《中国震撼》里提到：越是阻力大，就越要坚持开放。

国内的劳动者可以出口商品和服务，出国的打工者可以直接“输出失业”。

所谓的“中国精英人才流失”，客观上只不过是人才流动的一个侧面，中国城市人口向国外流动的可能性，以及随后在国际间交流产生的“国际都市”的光环，使得中国城市更加有吸引力，中国城市从乡村吸收的人才数量远远多过城市流失的人才。在这人才的流动之中，中国资本的机器高效运转起来。

《美国也荒唐》作者沈群看到老编辑一辈子只干一种工作，一直到退休，于是决定出国展开新天地，在美国碰到了福建偷渡客，发现竟然是同路人。这些为了梦想到美国的青年们，努力工作却不需要美国社会付出多少回报。对移民来说是梦想的实现，对美国来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沈群的离开，就给一个北京媒体机构空出了一个位子——从小处说，给这个官僚机构人才流动以空间，有利于其健康程度，向大处说，这或许给另一个中国城市青年空出了位子，或许使得一个外地青年得到了北京户口，或许缓解了北大学生在新闻行业的就业。成千上万的空位出现，说不定可以像蝴蝶翅膀一样，形成就业链条的连锁风暴。

果然，沈群去美国住地下室捡垃圾的20年之后，中国媒体开始聚焦所在地下室里的“北漂”们。

小小寰球，多少中国青年心甘情愿地在地下室栖身。

这就是开放带来的效果。

土鳖康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