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 -- gb0088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般认为这是拉开文化大革命大革命的序幕，但是我一直很难把这件事情和文革联系起来。文革是意识形态的革命，批判一篇文章作为序幕，当然能说得过去。可是那个时代此类批判文章太多了，批判的角度和深度也各异。为什么唯独此篇成为了序幕？从当事人的角度看，主席说：“要害在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文革的首要任务是打倒刘，这个主席早在1965年初就下了决心，并为此做了充分的政治准备。可是这个和彭有什么关系？彭当时就算不是一只死老虎，也是一只死的差不多的老虎了，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彭和刘之间似乎还是一种竞争关系，拿和彭有关系的东西拉开序幕，难道仅仅一种策略吗？批判开始之后，彭真对吴晗百般维护，虽然吴晗倒霉了，彭真会有领导责任，但是这样维护，似乎有点过。

1959年4月上海会议的时候，鉴于党内严重的“浮夸风”，主席在看了湘剧《生死碑》之后，号召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并指示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胡乔木就约请吴晗在《人民日报》发一篇全面海瑞的文章。6月16日吴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

说到“说真话”这事，主席可能只是就事论事，到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但是他接下来又说了这么一段话：“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的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少奇等是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从主席性格来说，他绝对不是个怕别人提意见的人，相反，也许他很有欲望有人和他说点异议，两个人辩一辩，梁漱溟大庭广众之下犯颜直谏也不过就是那样。对于自己坚持的意见，早年他虽然作风粗暴有一段时间，可是现在的主席已经很善于作战友的工作。

那他怕什么呢？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主席就提倡讲真话，但是又提到要注意选择讲话的时机，要讲策略。在这里先说说我对“真话”的一点感受，“真话”有阶级性。“真话”是一个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首先它不等于客观现实；其次即使这个人讲的是客观现实，他也是从他的角度来讲出这个客观现实，跟人有关，就带有“阶级性”，或者说，比“真话”更进一步的“真相”也是有阶级性的。也许这才是主席的忧虑所在，他可能想到了1957年的整风反右。当时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社会上矛盾通过“百花齐放”更快的显现出来，这算是讲“真相”，然后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这算是讲“真话”。结果一些党外人士利用他们的“真话”和“真相”开始要求阶级利益。1957年反右打退了右派进攻，现在要求讲“真话”又会成为什么人表现的舞台。

庐山会议上以彭总为首一些人也讲“真话”了，毕竟主席让他看了《海瑞传》。闹事的那些人除了彭黄在军队，剩下的都可以归到“秀才”一类，其实黄也带着大眼镜片子。彭总上书，主席冷眼旁观，接着他们就一个个开始表演说“真话”。周小舟就说：“上山前后，那些个秀才一个比一个敏锐，正确，慷慨。我们知道多少？虽然乱传消息，多数还不是听他们传来的。”不过主席还是招安了秀才，灭了彭总，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指责别人都不行，都有错。“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我超级行，超级对。其实还有一种“中庸机会主义”，就是我怎么都行，怎么都对。

看看主角之一李锐的发迹史。说三峡上马不行，得到主席的青睐；再写信给主席说高指标不行；第三次写信说大跃进的心态不行。庐山上，又打算再来一次。

之后这些秀才们会老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