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10章　第十次货币战争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 水管子

2．为什么说美国总统和美联储主席是金融危机的“播种者”？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金融危机始终与经济发展相伴随，就像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引发黄金抢购风潮、美元贬值和全球货币体系紊乱。

1982年，墨西哥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外债，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1990年，日本股市崩盘，泡沫破灭，经济衰退长达十多年。

1993年，欧洲发生货币危机，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法国法郎相继沦陷。

1994年，还是墨西哥，引爆第二次拉美危机。

1997年，泰铢贬值拉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大幕。

1998年，俄罗斯卢布急贬70%，爆发卢布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就像一把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将人们多年的积蓄席卷一空。人们不禁要问，金融危机为何频频发生？

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多次指责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代表的对冲基金是制造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他的看法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亚洲各国在97年金融风暴之后的反思，普遍上认同了这一观点，之后都试图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以增强抵御对冲基金攻击的能力。但是很遗憾，在本次金融海啸中，更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并没有能够拯救这些国家，他们再次被击倒。

这次规模空前的金融海啸，也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口水仗。有人把责任推给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因为正是他上任后不停加息捅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引爆次贷危机。也有人认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才是真正的“埋雷人”，因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正是由格林斯潘的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格林斯潘的“吹泡泡”，何来伯南克“捅破泡泡”？听起来也有一定道理。还有人把原因归结为美国民众的过度消费，将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形象比喻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也不无道理。美国人甚至把责任推给了勤劳、俭朴的中国人，指责中国的储蓄率太高，消费不足，这显然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而《货币战争》一书则描述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国际银行家”集团，认为金融危机正是这些少数的“国际银行家”定期发起的“剪羊毛”行动。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笔者并不认为几个“国际银行家”的密谋就可以做出如此惊天大案，毕竟欧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是民选政府，不可能任由“国际银行家”胡作非为。金融危机能够席卷全球，给许多国家带来深重灾难，必然有其内在机理。引起金融危机频发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在所有的诱因里，笔者认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选举政治是最重要的两大原因。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就已经是世界的头号强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消费也是全球最高的。例如，美国人口2.8亿，保有车辆约2.7亿辆，几乎人均一辆车。如果不算老人和孩子，差不多人均拥有1.5辆汽车，是世界上汽车普及率最高的国家，被称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世界第一的汽车消费也带来了世界第一的石油消耗，美国平均每天消耗原油2000万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晾晒衣服的习惯，他们一般都是用烘干机把衣服烘干的，这带来了大量的电力消耗。根据非营利组织“Project Laundry List”（PLL）统计，全美68.8%的家庭使用烘干机，消耗的电力占全国家庭总消耗量的10%至15%。汽车和烘干机只是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高消费生活的两个典型例子，但足以说明美国人生活方式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根据统计，美国以世界5%的人口消耗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能源。多年以来，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这种舒适的高消费生活，但是仅仅依靠美国自身的实际生产能力并不能满足这种消费需求。也就是说，从实物财富角度来看，整个美国是入不敷出、严重赤字的。要解决这个矛盾不外乎三种解决方案：一、开源，二、节流，三、开源与节流并举。

先说“节流”，那意味着美国人民得减少消费，这包括尽量少开车，没事别像现在这样到处旅游，还得把衣服都拿到室外去晾晒。尽管从环保、从国家财政的收支角度来讲，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没有任何美国政客敢于向美国人民提出这种要求。美国是一个选举国家，政府官员都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一个美国政客如果向选民提出减少消费、降低生活品质的政治主张，那么他一定是疯了，不会有人会投票给他，这是绝对的政治自杀。因此我们看到，涉及到减税或者增加公民福利的提案往往很快就可以得到批准与执行，但如果改革方案损害了选民们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改革难度就非常大。例如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医疗改革，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非常大的阻力，这就源于美国“选举政治”的困境。因此，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也不论是克林顿当总统或者是布什当总统，美国政府面对国内实物财富供需矛盾时都只有唯一的选择：开源。基于同样的道理，开源还不能增加选民们的工作量，因为那损害了选民的利益。因此，即使是开源，也只能是“找别人买单”！

美国的政府和政客为了讨好选民，争取到选票，就只有“找别人买单”这一条路。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做“你消费，我买单”的冤大头，因此，在没有人愿意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时，美国的“找别人买单”策略就只能是掠夺。但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种背景下，原始的武力掠夺就显得非常不“和谐”，而且阻力太大、代价也太大。时代在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的“掠夺艺术”也在与时俱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表现为三种层次：

第一阶段，武力掠夺。在这一阶段，掠夺方式显得比较简单粗暴，而且野蛮和血腥。一国往往通过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或地区，源源不断地将从被征服地掠夺财富输入国内，并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葡萄牙与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最早建立海外殖民地，血腥屠杀土著居民，从世界各地掠夺大量黄金和白银。大英帝国继承了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殖民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工业革命对英国的崛起固然做出很大贡献，但英国在全球建立殖民地，掠夺全世界的财富，为其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至关重要。以中国人记忆最为深刻的晚清时期来说，仅战争赔款清政府就累计支出达到近10亿两白银，这直接使中国社会几近破产，但各个老牌帝国却在这种巨额掠夺中获得了空前的财富。

第二阶段，经济掠夺。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格局逐步成形。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全球分工，西方发达国家生产高科技产品，不发达国家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然后以“市场价格”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并形成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市场。表面上看，这种“市场定价、市场交换”的全球生产贸易格局十分公平，但如果以国家为单位，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其本质仍然是掠夺。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分工中占领了“高科技”产业，生产“高科技产品”，不发达国家主要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农产品、矿产品和低附加价值的工业品。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壁垒”人为提高工业品、高科技产品的价格，而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形成价格剪刀差。马克思说，商品的价格体现的是人类的无差别劳动，但经济全球化体系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完全扭曲了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源源不断地高效掠夺发展中国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和武力掠夺相比较，经济掠夺不仅更加高效，而且“看起来更文明、更具有欺骗性”，同时还假市场之名，受到各国法律保护。当拉美国家在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中把殖民者赶出了国土后，欧洲列强又挟工业和科技之强大威力，再次打开这些国家的国门。中国人最熟悉的经济掠夺例子就是美国人用一架波音飞机就能换走中国人的两亿件衬衫！实际上远不止如此，比如中东的石油，南非的金矿和锰矿，刚果（金）的铜和钴等，都是被掠夺的对象。

第三阶段，金融掠夺。金融掠夺的主要形式有两种，即通过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全球进行掠夺，并且这两种方式往往会结合起来。目前大量外资并购中国的民族企业与战略产业，这就是产业资本在中国的表现。例如，法国达能收购乐百氏，法国SEB收购苏泊尔，欧莱雅收购小护士，美国强生收购大宝，吉列收购竞争对手南孚电池，高盛收购双汇集团，百思收购五星电器，德国博世收购江苏威孚……像这样的名单我们还可以罗列很长一串。老百姓更都知道的是，目前中国的汽车产业基本上是外资的天下；大豆压榨产业80%也是落入了外资之手。产业资本就是这样通过控制他国的重要产业而掠夺超额利润。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不一样，它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以金融方式追逐利润。例如QFII，就是典型的金融资本。现在的情况是外资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结伴而来，挤压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例如凯雷试图控股收购徐工案，再如摩根斯坦利与蒙牛、永乐签署对赌协议案。凯雷与摩根斯坦利是金融资本的代表，在上述三个案例中都介入了产业，不过他们介入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好好经营一个企业，而只是为了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低价买进，然后再想办法高价卖掉，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在凯雷收购徐工案中，原方案是凯雷出资约3.75亿美元收购徐工85%的股权，由于三一重工的搅局，后来被迫两次下调收购比例至45%，收购单价也两次调升。在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对赌中，蒙牛乳业和永乐电器签署的是类似的协议，即承诺高速扩张以获得摩根斯坦利的资本支持，区别在于蒙牛的牛根生赌赢了，市场占有率大幅飚升，而永乐却赌输了，被国美电器趁机收购。不过我们最终看到，在这两桩对赌案中，摩根斯坦利都大发其财，实际上它什么活都没干。因此，和实业比较起来，金融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贪婪的吸血虫，他们投资实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敲骨吸髓！只要能卖个好价钱，企业本身是否健康，他们才不管呢！

货币掠夺是金融掠夺中的最高层次，也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高级别的掠夺，掠夺范围最广、效率最高，杀伤力最大，危害性最大，但也最为隐蔽和“文明”。货币掠夺权就是货币霸权，在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获得过全球货币霸权，一战以前是英国，二战以后美国取而代之。美国人依靠美元的世界货币特殊地位，所取得的货币掠夺权，今天我们习惯性地将其称为美元霸权。关于美元霸权我们在本章稍后的内容中再进行分析，这里我们需要分析的是，次贷危机中，美元霸权的掌舵人是如何来推动全世界为美国穷人买房的。

房地产消费是美国人非常重要的一项消费，从罗斯福总统开始，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住房，一直都是美国总统的重要使命。经过美国历任总统的努力，美国公民的住房拥有率节节上升，40年代初，拥有私人住房的家庭仅占美国全国家庭总数的44%，1950年上升到55%，1960年达到61.9%，到80年代末这一比例已上升为64%。此后多年一直难以增长。

即使对于美国人来讲，住房也是很昂贵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借助银行的贷款支持才能购买得起私人住宅。众所周知，商业银行从来都是“只做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在天睛时送雨伞的是它，在下雨时第一个收回雨伞的也是它。美国私人住房拥有率达到64%以后之所以难以增长，是因为有资格向银行贷款买房子的人，基本上都贷过款了，剩下的都是些不符合贷款标准的人。

为了得到选民的支持，克林顿再次盯上了“帮助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这个一个政绩工程。1995年，克林顿宣布了公民住宅拥有率在2000年达到 67.5% 的战略目标，1997年签署《多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承受能力法案（MAHRAA）》，该法案的核心是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该法案和社区再投资法案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商业信贷政策，要求银行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按揭贷款支持，而少数族裔则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构成。克林顿政府不断向银行业施压，银行只要没有满足少数族裔人士的要求，就会被冠以种族歧视的恶名告上法庭。商业银行为了避免卷入种族歧视的诉讼，纷纷放松信贷的审核标准。1995年－2005年，美国白人住房拥有率提高了7%，而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群的拥房率分别增长了11%和19%。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深刻理解克林顿总统的政治需要和美国人民的经济需要，在货币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自2001年初格林斯潘连续13次下调邦基准利率，一直到2005年他退休离任，美联储始终将美国联邦基准利率保持较低的水平上。美联储实行的一系列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导致商业银行出现了手中钱多得没地方投资的困境。在放贷压力下，商业银行非常自然地盯上了“次级贷款”这块处女地，而投行的天才们“恰好”提供了资产证券化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规避风险和监管要求。

　　不只如此，CDO与CDS的泛滥与白宫和美联储的刻意放纵密切相关。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出台了针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监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1999年克林顿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为华尔街之后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扫清了法律障碍。而持续多年的低利率和放松监管，是格林斯潘为美联储定下的基调，而这正是次贷危机孕育的温床。

2002年，维克多拉米雷斯（Victor Ramirez）在Lago Vista买了一套住房，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当时我是一个年薪1.7万美元的学生，而我的妻子则待业在家。事后想想，我们怎么能负担得起按揭贷款呢？”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美联储对金融风险的监管放松到何种程度！

因此，与其说是华尔街的贪婪与狡诈制造了危机，还不如说是美国国民的过度消费与选举政治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必然爆发。而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正是次贷危机的播种者，华尔街，不过是这场危机中被利用的工具与替罪羔羊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