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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我要旗帜鲜明地为改开三十年大唱特唱赞歌 -- 不会飞的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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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靠, 又把个例当普遍了?? 先给拍照,免的你自己删了

社会化主义就是被混入体系的这种蛀虫坏的满锅汤的

不过,我很奇怪,你们家+你们家亲戚怎么那么多躺在功劳簿上挖社会化主义墙角的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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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的体制发展到70年代,已经褪化成官僚专政了 [ Alarm ] 于:2011-07-05 22:13:52 复:3485660

政治上长期的高压状态,让所有人都不堪重负,这个不多解释,例子太多、广为人知。

在社会管理上,作为对“文革”初期无政府状态的反动,“三结合”以后的“革委会”转入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要说干部决断老百姓的生死那是夸张了,但是让老百姓蹲监狱是很轻松的事情,更别说用“五类分子”的帽子收拾普通群众了。

当年我伯父参加完抗美援越转业回家(参见Alarm:【原创】伯父的军旅生涯),因为谣传我的一个表伯在一场县城青年和某国有煤矿子弟的斗殴中被打死、凶手被公安局“包庇”起来了,他头脑一热、带着一伙年轻后生冲击公安局(PS: 这个场景很熟悉吧?搁今天就叫做“群体性事件”),导致两名参与斗殴的煤矿子弟(党委书记的双胞胎儿子)被围殴、重伤。事情闹大了,县革委会“五大班子”的领导开会讨论,已经准备把我伯父抓起来判刑——幸亏我姑父和县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主任的关系好,四下活动平息了此事,要不然我伯父就要被开除公职判刑了。

还有,广受大家诟病的警察刑讯逼供问题,在70年代也已经非常严重了。1973 or 74年,我父亲刚刚转职做秘书不久,有一次下乡、就亲眼目睹了区公安员(那时候区里面不设派出所,只有1~2名公安员)侦破一桩盗窃耕牛的案件的全过程。

公安员首先和治保主任简单谈了谈,摸排了一下本大队有前科的人、圈定嫌疑犯,然后就让治保主任把人传唤过来……先问认不认罪……不承认是吧?简单,麻绳一根,五花大绑,完了把绳头使劲一抽,不到五分钟,一个20多岁的精壮小伙、黄豆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往下掉……认不认?还不认是吧……简单,操起一块砖头,噼里啪啦一通揍,打得鲜血四溅,打了没五分钟,嫌疑犯连声哀求:我认、我认……好了,签字画押,案件告破。

整个过程也就二十分钟,搞定,效率奇高——如果按照今天的办案流程,一个区几万人口、一两个公安员怎么忙得过来?

在经济上,那个时候的干部享有的特权,绝对数量虽然不大,但是在物资供应紧张、所有人生活都很拮据、高寒山区村寨还存在普遍的浮肿病的情况下(我姑父下乡调查的所见所闻),这些特权是非常扎眼的。

我爸当时是县革委会主任的秘书,就连他都能沾上光,下乡的时候可以在食品站买到五分钱一斤的羊肉、一分钱一个的鸡蛋,名义上叫做“处理废品”,实际上是把准备上柜台销售的货,先让他们挑、还不限量。河里年纪比较大、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人应该不少,这样的特权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不陌生吧?

除了日常的吃、穿、用,还有一种特权:特权药品——实际上,我们家是受了大恩的……1974年、县城脑膜炎大流行,我的二舅(就是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个舅舅,参见Alarm:79年中国是“惨胜”?)也染病倒下。要救命、需要用细胞色素,这个药现在不稀罕、当时可是稀缺的特效药,县医院根本没有、到处都搞不到。后来,县革委会主任知道此事、动了恻隐之心,从“县革委会常委特供急救药”储备特批了三支细胞色素,我二舅的命才保住了——但是,和他同一天入院的另外几个半大孩子、全都没能活着离开医院。这个事情,直到今天、我们全家都还特别感念我父亲的那位老领导(姓朱,山东人,南下干部,“抗战牌”的,他对我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改革,不给老百姓“松绑”,这个国家有出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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