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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略谈文革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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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来自《龙与象:中国,印度崛起的全球冲击》

是上海情报研究所的一本小册子。同样在剑桥中华民国史里也有类似记录。

其实,还有类似研究称在清末中国识字率也是一个类似的水平。同样保持类似水平的就是平均岁数与婴儿死亡率这样的发展指标。我实际在说,尽管经过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国,中国基本社会结构与发展情况并没有实际脱离封建时代的影子。想给你一组来自《龙与象的数字》1949年,中国在校小学生 5110 万人印度1915 万人。在中国教育其他组别,从初中到大学中国和印度的差距都是巨大的,到大学生的差距,中国当时在校大学生只有印度的55%。我看造成这样识字率实际差距,还在于中国传统儒家有教无类的传统,和基层社会对于学而优则仕这样传统儒家社会模式一种几近本能的认识:教育改变命运。同样,大量被排除在官僚体系之外的读书人身无所长而走近学堂从事文化启蒙教育是他们不多的谋生手段之一。所以,在1949年前我们国家有35%的识字率并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其实在当时,印度也有和中国接近的识字率水平30%。但是到我看到《龙与象:中国,印度崛起的全球冲击》一书的2005年,参照《列国制:印度》截止到2000年数字。印度到2000年的识字率依旧为40%,而且印度的识字率标准仅仅是能够读写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在1947年比中国建国略早的印度两国发展差距会有那么大。我看主要原因,和两国基本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这里基本发展思路,就是印度在继承殖民地时代巨大工业文明遗产同时(到一战结束,印度已经被西方称为世界第八大工业地区。)在竭力确保印度封建社会基础上的社会组织关系为前提积极结合世界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承认印度的统计阶级是努力的。但是,即使在今天。一直试图使印度社会尤其印度统治阶级基础的地主阶级适应工业化与现代化需要的印度精英,都无力改变印度社会基层的基本面貌。这样的基本面貌到今天依旧是,超过55%的印度文盲和在被控制土地64%的地主阶级(1947年印度地主阶级控制了印度67%的土地,到2007年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土地不到印度面积的2%,而美国是至少40%。)控制的国会对印度精英阶层试图对印度进行适应现代化社会改造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进行坚决与毫不妥协的抵制。对比这些,你可以尝试思考建国三十年对中国社会的激烈改造与洗涤的初衷与根本原因在那里。而不要为当时斗争的表象和激烈的各种情节所迷惑。简单点说,那些斗争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定义不一样,结论天壤之别。而把权力斗争当做目的并且是终极目的人,把他们的思维带入封建士大夫情节中,你得出和他们一样的结论,是理所当然的。而这样的情节,本身在工业化成功的国家里都会被毫不犹豫的清洗与边缘化的。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是封建主义的天敌。这个清清楚楚写在资本论之中。

顺便说说1949年之前的中国工业。曾经有刻意贬低建国三十年成就的人,拿自己所在的化工业来对比民国和建国三十年成就。这里他的手法与问题关键在于,在一个点上或者说特定领域的特定时间点上来偷换概念。偷换什么概念,偷换一个民国中国工业贫弱的现状。在民国,中国工业唯一在生产领域总量超过印度的只有煤和烧碱两项。其他关键数据,工业母机生产总量,中国是0,印度是两万台。汽车生产总量,到1949年印度是1.6万辆中国当时的振华出租汽车公司手工生产了两辆轿车是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全部。根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计数,当时中国GDP的35%来自工业。而这35%中的80%来自广大农村的手工业生产。按照这个数字,中国当时符合世界工业化标准生产模式的经济规模为7%。这个就是当年积贫积弱中国的实际现状。然后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看当年要解决的问题。看1949年的毛泽东和1979年的邓小平,分别接手的是什么样的国家。我相信你肯定有自己思考。

这里给你补充一篇我的旧文字可以给你的疑问做一个视角的补充,当然在看之前哦要声明的是这篇文字和《即使没有文革中国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等当年文字一样不能从中国发展与建设的全局角度,以及当时中国国内外环境与斗争相互结合对应的角度来看某一个问题。难免和我前面要批评的用民国工业某一点来偷换民国工业全部的问题。当时的文字,难免有一篇盖全的定式思维。你在看的时候不要被我当年的错误视角所误导就是了。谢谢:

建国三十年中的毛泽东

关于怎么看毛泽东和建国三十年的问题,在河里是从毛泽东懂不懂经济这个问题开始的。经管各有各的观点,各自有各自的修正,总体看基本是两分。既非红既黑,不是功就是过。我的观点比较复杂,下面我就来说说。

我已经从正文里说的很明白,我认同达到雅兄关于建国前三十年是战备经济的观点。更进一步要说明的是,在我看来,鉴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的教训,当时的中国无论想怎么实现国家经济的建设,没有足以自保的国家暴力机器的以及保障国家暴力机器的国防工业的维持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这也就是说,新中国一天没有实现突破建国世界来自世界各国的战略包围态势的突破,一天都不能获得国内全面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和平与稳定环境。(如果谁认为当时中国建设经济,不需要强有力的国防支持的话,后面的你可以基本认为是废话)

对于思考建国时期的战略目标与选择,以及对毛泽东的认识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对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国家的认识,是一个对如何实现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国家的认识以及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问题。

而建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要怎么样把一个文盲率达到35%的农业国家带进工业化进程。在有限的国力与人力资源面前,我们还是从建设国防工业的角度出发来说一说。

第一,从建设国家的角度来说,国防建设重要不重要,从你上面的话里看显然我把看待国防建设与建设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明确的。再具体说就是,我把建设国家需要有足够保卫国家能力的军队以及国防建设来保障这个观点作为我所有出发的的一个基础前提之一。

第二,国家的国防建设尤其是现代化国家的国防建设,需要服从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即使在美国独霸全球的政治军事实力下,美国政府依旧要随时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调整自己的军队作战目标。当然,美国的调整是建立自己国家坚实的国防工业基础之上的。即使如此,美国也无力负担无限制的全球防务。说到底,所谓为国防而国防的话题是伪命题。回到建国三十年那个军备经济学的问题无非两个核心话题,他们一个是中国国防的目标核心在哪里(也就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谁),一个是服从中国国防目标的国防建设目标是什么。

三,中国建国三十年有三个很清晰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包含着很明确的中国国防指导思想。而这些相互关联的事件影响,直到今天依旧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战略格局。这三个阶段就是,

1.到1958年之前的中国由朝鲜战争开始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终止的中苏战略伙伴蜜月期国防战略以反美为主的时期

2.到1969年之前中苏全面走向分裂,中国国防建设进入同时抗衡美苏联两强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的三线建设全面拉开帷幕。同时,中国在这个时期积极介入越战,使美国逐步陷入越战泥潭不能自拔。

3.到1979之前,通过有关越南战争的谈判以及在当时苏攻美守的态势下中美逐步恢复邦交,并最后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五常地位。

到1979,中国顶住全世界绝大多数舆论的压力打击越南给了中美建交一份见面礼。并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关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开支投入,到79年的时候一度占据GDP36.1%的比重。而对比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尤其是国民生活的迅速好转,首先得益于通过长期高积累获取的中国工业建设成绩尤其是重工业建设成就从服务于国防建设向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转变的结果。而这样的高积累,首先是国防的与重工业的。当初三线建设之时就说的很明白,为了保障三线,国民生活只保障有限增长。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民生不可能不苦。这个就是很多人眼睛里毛泽东不懂经济与胡搞的力证了。

关于毛泽东的争论不管什么观点都一而在的提到大跃进提到文革和建国三十年的成就,如何评价,建国前三十年的成就特别是建国三十年这个备战经济的结果及其经验教训到底怎么样。在我看不能孤立的把某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简单的联系起来。下面我来说说我的观点。

先说大跃进。

其实在大跃进时代,有一个转折点。早在1958年,毛泽东已经清醒的意识到了浮夸风与冒进风。尤其是毛责任在1958年批评刘少奇和陈伯达关于取消商品经济讲话以及要压缩空气的讲话上可以看到。可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纠左为什么一下子成了反右。这里面的事情直接可以联系到百花齐放后的一系列事情。尤其是,在1957年当时的知识分子公开批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公私合营中出现了公方退出合营以及之前更早出现的张青山,刘子善案与高饶案不能不是毛把一些问题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而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稳固这个基本话题。而在1959年,后来的二代领导集体在中间的相互关系至今还是忌讳莫深,即使到今天还有众多说法的。可不管你怎么看相关事件,这些事件最终形成的合力造就了大跃进。

而再及文革,实际问题要远比大跃进复杂的多,如果要仔细说,在这个篇幅里是无法写完的。在这里,套用一些争论中常常出现的思路的思路,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中苏不走向分裂,那么象三线这样的大规模国防工业建设还会不会展开或者说达到1962年历史之后那样的规模。这里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一肇始就纷纷下马的众多工程上可以看到。这也是很多人坚持的,到1979中国经济会因此建设的更好的主要理由。

但是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起步在邓小平出面主持的四三方案,而邓小平本人也承认自己的改革开放思路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逐渐成熟。无论是四三方案还是后面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都和中国与美国建交密不可分。而没有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绝对威信,谁能保证在中国从一面倒到另一个一面倒的过程中不出问题完成从与苏联结盟到中美合作抗衡苏联的转变。

还有可以补充的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不但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密不可分,更和中国长期勒紧裤子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忧戚相关,不然就不会有:中国加入联合国是亚非拉兄弟抬进去的这句话。从邓小平之后,一直到中非大会之前,中国一直都在走一条疏远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国家靠拢的道路。这里面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试想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还能取得毛时代的那种广泛拥护么?更就今天的事实来说,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企专制问题上,在国内市场被外企打的一度丢盔卸甲中国企业在很多领域都是依靠对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出口恢复元气的,尤其是是纺织机械、装备工业和汽车工业尤其如此。

话说到这里,不管你怎么看大跃进还有文革的影响如何。以及,这些事件是如何贯穿于建国三十年之间的国家战略方向尤其是国防战略建设方向调整。我们都始终摆脱不了这样一个话题,没有毛泽东今天的中国会很不一样。

可不管你怎么看,在我看来,除了毛泽东在当时没有任何中国领导人可以在从苏联倒向美国的过程里跨越从意识形态到国内在党内军内各个山头派系各自出于自身利益出发的阻碍。更不要说什么那种勒紧自己裤腰带支援第三世界国家那种被很多人后来批的一钱不值的事情会有其他什么领导人愿意放手去做。而没有这些前提,中国和美国在什么时候可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能不能和毛时代一样在70年代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恢复正常经济与贸易往来。

要知道,没有毛的时代当时的中国领导集体无论如何都不会有魄力使中苏走向全面分裂的。而到70年代,中苏之间哪怕还有起码的名义上的同盟关系。70年代面向西方的恢复正常化的局面又能有什么变数?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我们可以从苏联的最终命运中可以获得些须启示。

早在1951年开国的时候,毛泽东就利用纪凯夫事件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大潮。这个运动里不仅枪决了张青山、刘子善这样的腐败典型,更引出了毛泽东关于走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其实从张青山、刘子善腐败案中我们不仅看到后来在改革开放中屡见不鲜的利用职务之变收受贿赂、贪污公款、倒卖国家资源的手段与方法,更可以看见张青山、刘子善利用职权开设各种公司与包工队直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在见看来已经成为不成为规则的事实。这些问题与1965年毛泽东关于反对干部搞特权化的思考及相关讲话是一脉相成的连续。并始终贯穿于包括三个阶段国防建设调整之中。而这些,最终引起了文革中一贯宣传的那种关于

来年感个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这个路线斗争的分歧之一就是对苏联的政策。在很多争论中纠缠具体什么的如何如何以及有没有毛泽东的大跃进与文革搅局会如何。还不如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和苏联能不能走向全面分裂。没有走向中苏全面分裂的中国还需要不需要在在国民经济刚从三年自然灾害恢复过来的时候,搞全面备战的三线建设。说到底,有毛的政策路线在就有大三线,而如果把毛换上了刘,三线的建设只会缩水不会扩大。而刘会把当时的经历更多的花费在国民经济建设上,花费在建设特权官僚阶层维持统治稳定上。而由此带来的种种的中国战略及服从相关战略的走向的国家建设,毛和刘有截然不同的的认识和选择。这样的斗争,最终从1951年开始萌芽,在国内建设与国外大环境交互影响的作用下,最终走向了文革这个顶点。而当年毛泽东顾虑一些问题,是今天很多人再次成为毛泽东信徒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当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自己的角度审视毛泽东与其说是他们的幻想,不如说是他们在自身的实际利益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中的一种必然选择。

再进一步说,关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中国的问题,毛和刘的分歧不仅在于具体如何进入工业化方面。更在一个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个问题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化需要什么的样的教育与文化。很多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建国三十年的折腾,中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可以取得更丰厚的成就。更不会因为文革,出现今天的人才断层。说到底,这样的思想根源来自一种传统儒家文化中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蔑态度。但是,就和儒家文明所主导的农业文明在工业文明面前被轻易摧毁一样。一群由少数高 高在上知识精英主宰着决大多数文盲的社会构成是无法成就一个工业化的国家的。这样的不同实践,在印度这样一个从建国一开始就在教育上就比中国投入占GDP 比例更多的重视,更多的倾斜在高等教育上而造就了至今40%的文盲率中。很实际的说,在60年代前,中国的识字率还维持在40%,到1980年中国的识字 率已经达到了80%以上。而中国,也正是沿着先普及小学,再普及初中,最后在高中入学率达到特定指标后全面启动大学扩招的。在中国,对于统治者来说,需要 的始终是吃苦耐劳的识字劳动力来推进他们的工业化,而不是自视甚高自认为凌驾在众生之上的所谓知识精英上,那些人直到今天依旧无法进入土共的领导核心中 去。如此罢了。不然,毛泽东也没有必要批判什么才子佳人部了。

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无论是国防建设的起起落落,更无论是新中国内政外交经验与教训,都和毛泽东这个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象把建国三十年的成绩归功于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乃至那一代中国人一样,如果要把当时的问题乃至血的教训仅仅归过于毛泽东一个人的拍脑袋或者自己的权力私欲,我想除了持这样观点的人能就此说服自己外,是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个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乃至那一代中国人是如何在毛泽东一个接一个的错误之下获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甚至是成就的。

毛泽东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他的思想和行为是个复杂的混合体。尤其他在彻底的实用主义与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微妙结合既造就了建国三十年中国战略突围的实现,也为大跃进和文革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其实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失败,在我看来和老蒋最终不能通过打倒自身起家的地主阶级完成中国工业化一样,毛泽东没有办法打倒由他和他的同僚们创造的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尽管,毛泽东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体系的缺陷和种种问题,他也一直在努力修正这些缺席那和问题。但是,那不可避免的和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体系自身的惯性产生冲突。而这些问题,在今天依旧困扰着共和国的统治者们。并依旧试图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些起自内因的问题和缺陷并在今天不可避免深刻影响到中国未来的路。尽管胡总喊出了抓住战略机遇期和不折腾,但是这样和那样的人与利益在今天试图把自己的颠峰更长久保持下去甚至延续至自己的子子孙孙的时候,这个折腾不折腾看下去就是了。

最后把我上面的话归结一下不不外就是,建国三十年在很多眼睛里看来污七八糟甚至是穷兵黩武的努力造就的一个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目标是不是一种不切实际没有回报的虚幻。以及象一些人想象中的那样,做一个附庸于大国的国家安心搞好自己国家建设和经营之对比实现一个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大国目标是否更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

这些问题始终离不开对于建国三十年的评判,和对建国三十年中毛泽东的评判。而看不懂毛泽东的人,看不明白中国建国三十年的历史,更不明白改革三十的历史,更不要说从理解现在的社会矛盾基础去看待明天的中国的又一次转型是怎么回事情。后面的什么,各自根据自己屁股找答案吧。

上面中间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那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在下一节里细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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