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永远的八一军旗（完整篇） -- 紫色风信子

一直想写写父母亲的故事。

母亲十九岁加入战斗队，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八一女子篮球队成员，直至文化大革命；

父亲十八岁加入战斗队，后文工团，是中国总政歌剧团的第一批国家级演员，拍有一部歌剧影片《柯山红日》。

我常常暗羡他们的经历之丰富多彩，恨自己生不逢时。

不能在那个时代如他们般的多彩而灿烂，只好用我的一支不尽如人意的笔，来记录他们的故事。

母亲从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从她四五岁时的相片上看，似乎集万千娇宠于一身，顽皮精灵，开朗活泼，留着小分头，穿一身西装衬衣及花格背带短裤，长及膝的靴子；到十五六岁时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长发小公主，清秀苗条，眼神中总是脉脉含情。我曾经一直不能理解，那么一个娇蛮的女孩，如何就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投笔从戎？

母亲中学就读与昆明的南菁女子中学。这个中学是当时的贵族学校，校长是法国人。

在四七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的学生运动中，这个学校成为当时昆明的先锋。

那一年母亲十六岁。

母亲参加了反美游行，她们高呼着“AMERICA，GET AWAY”，母亲说，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一腔热血不由你不沸腾。

母亲在一次反美游行中被宪兵抓了起来，被当时中学的地下党组织营救出来，那次是她和共产党的第一次直接接触。

50年，昆明解放时，解放军进城。那骑着白马的威武军官，竟是母亲的体育老师。

母亲于是毅然参军。

这是我今天再问母亲这个问题时，母亲终于告诉我的原因。

至于母亲的参军，有多少因素是和那个体育老师有关，我这个做女儿的就不好妄加猜测了。

到母亲十九岁时，相片中的女孩所散发的已经是一种英气勃勃的美丽，那是的母亲，已是戎装，却依然长发。

十九岁时，母亲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刚入伍时，由于她的清秀美丽，被编入战斗队文工团。

文工团的任务，就是日日下连队演出。所谓演出，并不同于今天，有舞台，有布景。那是的演出非常的简单，虽然叫做舞台，实际也就一块大木板，更加简陋的，那就是围出一小片空地。也许就一两个人一台戏，演给某一个班，也许是四五个人一台戏，演给某一个连。总之是这样拉网式的宣传，一个月内完成某个团的宣传任务。下个月又有其他团的宣传任务。

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扮演一些受压迫的大嫂，总要在军装里塞个枕头。有一次在台上掉枕头，成了大家的笑柄。

然而，这样的日子却是快乐的，那清香的油彩味道，伴随着对母亲这些快乐日子的记忆。

如果按照我今天的想象,文工团总是风流而无所事事的 ,谁知母亲文工团的经历除了宣传工作之外,其危险及艰苦是我闻所未闻。

在去战斗队之前，五一年时母亲和其他的文工团员分散到连队,参加开远当地的减租退押。

当时12人一组，负责一个地区。母亲是这个组的组长。母亲他们组的任务，是协助连队将该地区的恶霸龙彪捉拿归案，在组织群众开完批斗会后执行枪决。

龙彪是该地区民愤极大的一个土匪头，黑龙山老大，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武功十分高强的土匪头。他在黑龙山上埋了一箱十二枝卡宾枪，为了对付工作队。

而且他欺压百姓也是心狠手辣的。

他在天井的四周放满了刺条，方便他随手可以拿到打人的家伙。他将胆敢顶撞于他的农民家先人的棺材挖出来然后头下脚上将其直立，他还将不小心碰了他盖苗的苫布的农民一枪打断一条腿，总之他似乎是个无恶不做又无人敢惹的混蛋。为了将他捉拿归案，母亲他们的工作队专门研究了几套方案。

终于到了行动的这一天，工作队十二个人首先于凌晨进入了选好了场地。那是一个开明地主的家。三进的大院，工作队征用了最里进的院子。进门是一个大天井，天井两边有十二三级的台阶。上了楼就是三间房。中间一座做了捉拿龙彪的地方。

两人去龙彪的家通知龙彪前来工作队谈话，四人在正中房中等候龙到来，两边房间各埋伏两人，其余两人守在了房后通往后山的路口，其中有一个三十岁许的经历了淮海战役老兵梁子。

房中埋伏各人以队长摔杯为号，一拥而上，争取在龙尚未有反应过来之前将其擒获。

这次抓捕龙彪的行动十分顺利。

在队长摔杯后，八个人一拥而上，龙显然没有思想准备，来不及动作，被捆了个结实，而且以最快的速度，被戴上了三十斤的镣铐。

龙被抓后关在右边的房间里。第二天就开公审大会，会后就地枪决。

傍晚时分，换了当地的两个民兵看守龙彪。

这两个民兵就在房间外面聊起了第二天公审大会之事，这一聊就被龙知道了自己紧接着会是什么命运。

他在里面喊：要大便！

两个民兵就犯了怵。不让他去吧，不符合政策，让他去吧，这个家伙武功高强，谁知会不会抢枪？于是两人决定，不带枪，找了两根大棒子，两人押着龙下楼去茅房。茅房在楼后约200远的田里，二人押着龙下楼后下到田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斜坡，就在下斜坡时，龙就地一滚，滚进了庄稼地。

民兵没枪，又不敢追，就大叫。这一叫，工作队的同志拿着枪就冲了出来。

龙彪带着镣铐跑不快，老兵梁子以飞快的速度冲到了龙彪的身边。敢情梁子也是一个武功高手，母亲描述，梁子腾空跃起，全力向下一坐，正中龙彪，龙彪被坐的头晕脑涨，再次就擒。

这时两个民兵跟了上来，手里还提溜着棒子，这叫一个气，就照着龙彪脑袋几棒子，被工作队拦下，饶是如此，龙彪已经是头破血流。

龙被再次关押在了那个房间。但是看守换了工作队的梁子和另一个经过淮海战役的队员，和母亲同年，当年19岁。

夜里，龙彪大叫大嚷，要死了，头疼啊！

工作队的同志也有些发毛，白天看他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样子，万一今夜死了，明天就开不成公审大会了，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母亲就和另一个男队员一起，端着油灯上楼去看个究竟。

19岁的小队员把门打开，母亲随后进入房间。母亲问小队员情况，小队员回头答话。正在此时，母亲发现龙如离弦之箭，射向了小队员，就要抢枪。当时男队员都是卡宾枪，女队员都是撸子。母亲一手抓住小队员脖领令其转身面对龙，一手举起了枪。

这时听到动静，老兵梁子冲了进来，一条绳子把个龙彪捆成一个粽子。

经过此事，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于是工作队决定把龙绑在床板上。

绑的时候可费老劲了。

龙直挺挺坐在床板上就是不肯躺下，任你几人去按也按不下去。好不容易按下去了，他又把腿拳起来，也是绑不成。民兵火了，大棒子猛砸，才算把绑在了床板上。

天麻麻亮，工作队的队员就把龙彪抬着去了公审大会。

天亮时，四乡的老乡已经来到了现场，黑压压的一片。

工作队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台子。

很多人上台去控诉龙彪，母亲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美丽的妇人，穿着开远人的大袖子衣服，那袖子靠腋窝处有两个枪眼。妇人抖开衣袖控诉着龙彪的恶行。

龙彪不肯下跪，任人如何推搡始终不跪，有人气极用大木棒照他腿弯处全力几棒方才跪了。

公审会开完后执行枪决。

工作队的十二人押着龙彪去山洼处执行。但龙彪到了要下去山洼处的路口，就不肯再挪动半步，这次任人如何推搡总是如钉在了原地。

没有了办法，于是就地枪决。梁子执行。

老兵梁子将子弹在脑门儿上蹭了五六下，然后一枪，龙彪的脑袋就开了花。鲜血和脑浆涂了满头满脸。

母亲此后很久不敢独自经过那里。

有一天，一些首长来文工团选拔人员，选拔什么人员大家都不知道，只是让大家跑一百米。

这一跑就彻底改变了母亲的命运。

母亲的一百米成绩是12秒7。

母亲于是被送去了战斗队的田径队。

母亲在中学时也是个活跃的女孩，篮球打得尤其好，是校队的主力队员。

当时田径队常常用互换项目的方式令队员在训练之余放松神经，其中母亲最喜欢的就是篮球。

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业余爱好竟在后来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

52年时，时逢第一届全运会，当时全军从各野战军选拔人员组成全军篮球队参加这次运动会，也就是八一队。

母亲所在西南军区战斗队隶属二野，是贺龙的队伍。但不幸的是，这次选拔中二野竟然无人入选。

于是西南军区队的篮球手就加入西南地方队，总之要为家乡争光，其中就有母亲入选参赛。

与八一热身赛时母亲精湛球艺令八一大吃苦头，场下有人见到母亲身穿“西南军区”球衣，于是追查之下方知其中情由。

当然要归队！怎么能代表地方来和自己的队伍对抗呢？

于是母亲加入了八一队。

在第一届运动会上，母亲所在的八一队直胜所有对手，最后以四分之差输给了当时的上海队，获得篮球比赛亚军。

比赛之后，肖华首长亲自下令，将母亲调入八一队，无奈当时西南军区战斗队不肯放人。结果由贺龙的一句玩笑，母亲留在了西南军区战斗队。贺龙的玩笑是，她要留在这里照顾一个老革命的对象，后来人人开母亲玩笑要看她的老革命对象。

母亲真正的老革命对象在哪儿呢？

当时的父亲尚未认识母亲。

母亲在参加第一届运动会时父亲正在西南边疆剿匪。

父亲所在的北京军区文工团，在51年时参加了越南边境的剿匪行动。

当时土匪装备一色的法国重型武器甚至还有飞机，而父亲他们因为路途艰险只配备轻型武器，尽量减少辎重，因此每人只带了一身军衣。如何运送生活用品呢？靠马帮。

父亲印象最深的一是蚂蝗，他第一次知道蚂蝗这种东西钉人十分恐怖，先将头钻入血管中，饱食之后体积变得有以前的几倍大，拉不得拽不得，只能在周边皮肤上使劲儿拍打，然后变成一个球掉下来。

二是雷电，父亲曾经掉队迷路，自己一个人在林子里转悠了一夜方才幸运地找到了队伍。是夜如果不是雷鸣电闪，估计父亲应是喂了狼吻。

在剿匪时，父亲采访了一个战士营长。

这个战士原是三营的营长。当时三营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抽调两个排的兵力押解逃亡土匪地主回乡审判。当时连土匪带家属百十口子人。

土匪在长长的押解过程中是用绳子将双手绑在身后，由战士拉着绳子在土匪身后，土匪们在第二天就开始了顽抗。他们滚山，往往土匪滚下去没事儿，但身后押解的战士就摔坏了。当时跑了八个土匪，伤了几个战士。

营长急了，他命令排长：你，去，把这些人全都集中到沟里。全给我毙了！

排长以为听错了：这不行啊营长，这可是犯纪律啊，要上军事法庭的！

营长说：你只要执行我的命令，我会自己去跟军事法庭解释！

于是将剩余土匪地主集中起来，机枪全给扫了。

完了以后，营长就跟排长交代说，你带着战士们继续完成任务，把家属送回去，我去军事法庭了。

营长就独自去了重庆的军事法庭。

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疑点，因此判了死刑，只等当时的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签字后就马上执行了。

邓小平当时去了北京开会。

等邓回来看了这个审讯记录后就让战士提人，他要亲自审。于是营长就坐在了邓的对面。邓小平问他：你为什么要把人都杀了？你是怎么想的啊？

营长说：这些全是罪大恶极的地主土匪，以我们两个排的兵力，很难顺利带回去。他们跑了后再回去祸害百姓，不知多少老百姓又得遭殃。既然如此，我不如把他们都毙了，就是死了我一个也值得了！

提审之后，就又把他关回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又被押去见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你的阶级觉悟是很高的，但做法是错误的，所以不执行死刑了，但要降职，降为战士级的营长。

营长跟父亲说：邓小平救了我一命！所以我现在是战士营长。

父亲剿匪回来后，就接到了上级的任务，出访东欧四国，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捷克。

第一次出国，感慨多，故事也多。

当时的文工团叫总政歌舞团，后来才分出来单独成立总政歌剧团。先说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时总政歌舞团与罗马尼亚国家军队歌舞团多依娜歌舞团同台穿插演出，一个是中国节目，一个是罗马尼亚节目，历时一个月。这个歌舞团在80年访问西安时父亲又重逢老友，当时在军区引起小小轰动。

在波兰访问演出时，父亲对波兰有两点不满，第一件事，在参观波兰的故宫时，波兰解说员特意对着这些中国人提醒，在12某某年时，你们中国人曾经攻打过这里。父亲当时心说，即使成吉思汗打了你们，那帐也不能算到新中国头上吧？哪儿有这么待客的？！

第二件事，文工团的女团员们上街买长筒丝袜，可谁知售货员不卖给她们。翻译忙问为何？售货员说：你们中国女人都是小脚，穿不得的。有一豪爽的女团员当即脱下长筒马靴，将脚放在柜台上让她观看，谁说我们是小脚？！

父亲印象最好的，要数捷克。

在50年代时，捷克的工业总产值就已经占全国总产值的80%了。汽车，电视，机械化，工业自动化，那时在捷克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了。

演出时，捷克政府将演出地点选在了电视台，文工团领导不理解，认为这样收视率才多少啊？应该去歌剧院啊！经过捷克方面解释才明白，当时电视机已经是非常普及，家家都有，在电视台演出影响才是最大的。

还闹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笑话。父亲在参加接见时，随手将相机（那时的相机还是那种一个大大的皮盒子装着，只能照120黑白照的）交给身边一个捷克大爷帮他拿着。接见完了以后，老大爷不在原来的地方了，父亲就赶忙找到翻译，请她帮忙找找那个老大爷，这个会中文的捷克小妞热情地说：没问题，是男的老大爷还是女的老大爷？身边的人哄堂大笑。

我在照片上看到了这位捷克小妞，娇小美丽，小鸟依人地揽着父亲的腰。

回国后，总政歌舞团就与八一制片厂开始筹备合拍歌剧电影《柯山红日》。

电影拍得非常成功，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总理很重视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结合了当时的形势，主题就是关于解放军进藏。父亲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藏族青年，积极帮助解放军，战胜了当地的土司。

拍电影的过程里，父亲结识了张勇手，王心刚和他的爱人王利华，王晓棠和她的爱人阎小鹏，还有后来饰演胡汉三的刘江等人。关于他们则又是另外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了，这是后话。当年我读书时再见小时候的偶像张勇手，伤心地发现他已经老了，全然没有了“奇袭”时的英俊威武了。

76年时，张勇手和刘江为了父亲重回总政之事来西安的家中，引起大院中小孩围观，当时围观的小孩有二三十人，一起大叫：我胡汉三又回来啦！我记得刘江只是笑，然后埋头啃西瓜，哪儿有半分的凶神恶煞。

影片拍完后，总理和父亲等合影。家里至今仍然保持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总理亲自过问当时歌舞团的演出，本来歌舞团的乐队是在乐池里伴奏的，但总理在台下试听后认为音响效果不好，乐队遮了演员的声音。于是总理建议，可否让乐队搬到幕条两边？于是从此以后，歌舞团的乐队就在幕条两边伴奏了。

由于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父亲所在文工团也不例外，供应短缺，吃不饱肚子。于是总理在某一天宴请了影片的五位主要演员。

父亲心情十分激动。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一行五人被总理办公室的副主任，一个女同志迎进了中南海西华厅。

进得大门，雕梁画栋经已显得陈旧，唯一小亭子，一半新油，另一半陈旧，非常醒目。父亲就问副主任，为何只有一半？副主任解释说：当时总理出国，大家就想刷新一下，这个亭子油漆剥落，太过陈旧。谁知刷到一半，总理回国来了，回家见到，很是生气，质问他们，你们可知百姓现在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如何忍心这样浪费？工作人员请示是否可以完成，以后不再刷新其他各处？总理坚决指示，不可以！就这样放在这里好了。工作人员试图以国际影响说服总理，总理说：这就是我们的现状，看到就看到吧。

说话就到了总理与邓颖超的居所。格局仿佛北京普通的四合院儿，大小亦相差无几，总理与邓颖超同居一室，一张大床，邓颖超晚上睡，总理白天睡。

饭厅很小，摆一张圆桌已经稍显局促。

父亲坐下一看，同桌的除了当时的文化部长文严明（音）之外，还有孙维世，带着她的女儿蓝蓝，当时蓝蓝也就五六岁年纪。

父亲回忆说，孙气质非常优雅，如同一只美丽天鹅。

当天总理去了参加缅甸的泼水节，未能见到，但邓颖超自始至终陪在一旁。

邓颖超很豪爽，略有一点东北口音。一定要在座的称她为大姐。她解释说，总理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让大家饱餐一顿，因为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知道大家也受苦了。

席间不断有电报送来，

“开始泼水了，”

“总理鞋子坏了”

“泼水完毕，总理检查过一切都好”

。。。。。。

饭后大家告辞，孙维世起身拥抱邓颖超，并吻她左颊：妈妈，再见！

后来单独成立了总政歌剧团，父亲就在歌剧团度过了他事业最辉煌的时光。

母亲后来终是去了八一队，直至56年时转业去了北京队任教。

父亲和母亲的结识也是非常浪漫的一回事。

当时父亲们的文工团在西南的某一山区演出，母亲们的体工队也在此地集训，父亲在山上，母亲在山下。

父亲爱打篮球，于是常常和文工团的男同胞组队和母亲她们打对抗赛，就这么着，打成了一家人。

再后来。。。

再再后来。。。

各位看官，我就在西西河见到了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