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1500~1830　江南早期轻工业的发展　 -- 淡竹

纺织业是明清江南轻工业的最大部门，分为两大类：棉纺织业与丝纺织业，它仅次于农业位居第二产业的位置。如果我们考虑到传统的农业经济在中国所占有的统治性地位，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如同欧洲，中国江南的早期轻工业也是以纺织业为主，并辅之以食品、服饰和日用百货。据估算，明代后期江南纺织业年产棉布2500万~3000万匹，输出量为1500万~2000万匹，而清朝中叶产量则增至7800万至8000万匹，输出量为4000万匹。明代后期丝织品产量约为30万匹，而清末则达到333万匹，增长了38倍。从单纯的数据上看，增长是明显且具有爆炸性的，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正是处于这一时期，我手中的一些数据将被用以推翻这种论调。170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3.1%，欧洲占23.3%，至1820年则分别为33.4%和26.6%，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0.85%，欧洲为0.68%。但是，实际上自1280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00$后，就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后来的所有增长均归于人口数量的增加所至，在1700~1820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176%，而欧洲则仅为7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依赖人口的迅速增加，而人均却增长缓慢。明代后期江南城市化水平为15%，一个五口家庭消费8.35匹，而清代中期则为20%，同样数量的家庭消费8.4匹，也可以这样说：1700~1820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其实质性的增加是极其缓慢的。无论如何，江南工业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尽管这种增长可能仅限于量而非质。棉织业的从业人员多是农村妇女，传统的小农经济使她们拥有娴熟的技术，这正是纺织业所需要的。随着纺织业的发展，富有的商人将这些农村妇女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以提升纺织品的产量和质量，将她们的工作日固定在每年200天左右，改进后的技术将每匹布的工作日由明末的7个工作日提升到康熙时的6个工作日，使得明末的年生产量由每个妇女29匹提高到33匹。在棉纺织业最为集中的松、太、苏地区，以纺织业为主业的妇女数量大幅增加。棉纺业的发展刺激了加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城镇专业染坊和农村小染坊，其次受益的是原料商人和运输业。与棉纺织业不同的是，丝纺织业的专业化程度非常高，明末江南官营织机有3500台，民营有10000台，至清朝中期时，民营约有70000~80000台，从业人员约17万人。丝织业的程序比棉织业复杂得多，它所需要的工人数量也远远超出了棉织业的需求，纺丝、络纬、牵接和染，我们难以确定他们的具体数量，预估人数应在织工数量的3~5倍之间。纺棉业的生产工具主要有三种：织布机、揽车和纺车。明末出现了一种叫“太仓车”的揽车，仅需一人操作，日可所花百斤，得净花40~50余斤。织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投棱织布机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其技术的革新始终处于停滞状态，投棱织布机的使用则一直持续到1860年以后。纺车的种类颇为复杂，双碇纺车、三碇纺车和四碇纺车都曾被使用，但由于四碇纺车在纺织质量上的原因和双碇纺车在纺织数量上的原因，三碇纺车得以被广泛使用。丝织业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织机，明代最重要的织机是花机，使用这种花机可以在同一台织机上织出数种织物，并可调节打纬力量，从而控制织物的松紧和疏密。明末的花机出现了5种，他们分别是：绫机、绢机、罗机、纱机和绸机。纺棉业的生产工艺并没有特别值得一提之处，纺丝业却不然。有趣的是，由于没有流水线，工匠们用一种名作“花本”的方式提高织物产量和质量，由画师首先将范例画于纸上，并将这张范纸挂在高墙之上，织工对照范纸的图案生产即可。

中国的传统酒类分黄酒与烧酒两大类，由于专业分工的发展，明清时期的酒业分为酿造与制曲。明代，江南名气最大与产量最多的应是苏、常、嘉、湖生产的“三白”洒，所谓“三白”即指米白、曲白和水白。万历年间，“苏酒”名扬四方，其间利润颇为丰厚，因此大批苏州酒纺都将自己所酿造的酒称为“苏酒”，许多技术上并不合格的酒纺即在这时败坏了苏州酒的名号，使得苏州酒的质量参差不齐，相较正德年间大为下降，声誉受到沉重打击。继“苏酒”而起的是“湖州酒”和“惠山三白”。在明代，江南酿酒业的中心是苏州，而至清代，已达无锡和江宁，乾隆时无锡、金匮有酒坊183家，原料取自惠山和锡山的泉水，以此山泉酿造的“惠山三白”因泉水的甘甜、纯正而质地优良，每岁数十万斛不止。直至乾隆末年，南京才正式发展为江南的酿酒中心之一，日产酒1000石，耗谷物1200石。虽然苏州酒业遇到了这些强劲的挑战者，但在江南酒业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消失。至嘉庆年间，经食用和赋税后的余粮虽有550~600万石之多，却仍需自外地购入数百万石大米以作酿酒之用，由此可见苏州酿酒业的兴隆。李伯重先生估计此时年酒的消费总量可折黄酒720万石，米500万石。此时的酿酒业高度集中于苏州，这是不足为怪的，仅就苏州辖下木渎镇年耗米已达百万石，所酿之酒被行商运往全国各地发售，就可得知酿酒业于苏州的集中。虽然江南酿酒业的中心位于苏州，制曲业的中心却在镇江。官腐认为制曲业“耗费米石，不可胜计”，乾隆十三年，两江总督继善奏报：“就两江而论，酿酒数千家，获利既众，为业日多，约计岁耗糯米数百万石，踩曲小麦又数百万石。民间将肥田种糯，竟有一县种糯而多于种稻者。” 由此可见，早期的江南酿酒业已极为发达，经济作物的种值已颇为发达。但此危及中国传统的重农主义政策，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田赋，因此朝廷屡颁禁令，斥令地方官严禁酒曲的生产。但这些禁令却往往被地方官以各种名目歪曲而难以为继，此间原因不外乎从事此行业的人数众多，且官民间存在极大的共同利益所致。如上数据足以证明，江南酿酒业并非如通常所言之农副业，而是极为专业化的行业。单以年耗米数百万石而论，没有娴熟和工艺和规模化的投资，绝不可能得到如此良好的运作，这也足以反驳关于“中国近代工业源自西方”的论调。

制茶叶业是江南的传统产业，明代有六品茶最为著名：松萝、虎丘、罗?簟⒘?井、阳羡、天池。上述品种，除松罗产于徽州外，均为江南茶。由于茶田对地理环境的要求非常高（比如选择在土壤酸度、相对湿度适宜，日平均气温稳定达10℃以上的地区），所以江南的重要产茶区皆位于平原的西部丘陵地带，如长兴、宜兴、钱塘和长洲。虽然拥有虎丘、天池这样的名茶，但受限于数量的缘故而未能形成重要的产业。虽然此四地的茶品最为著名，江南茶的主产区却不在这里，而是位于浙西的山区，产茶最多的县是于潜，史称“民之仰食茶者十之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茶市，每年茶商就在这里收购各山茶叶，再运往各处贩卖。明代，伴随着茶产业的发展，制茶技术也出现了重大革新，即由宋代的蒸青法，变为炒青法。明末出现一批关于制茶技术的论著，对炒青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制油业是江南经济的大宗产业，除用于生活消费的部分外，有些会用作工业原料，如照明、漆和润滑。起初非工业用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但随着照明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工业用油的比重越来越高。由于江南自古有水乡之称，运输业的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船舶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油类，随着船舶工业的发展，工业用油的比例持续提高。由于制油业需要的设备和技术水平较为复杂，操作者之间的协调与默契，并且从它的产量和购买者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项独立的工业。元末明初，江南的农村工业蓬勃发展，城市的制油业纷纷转移至农村和城镇，农村的制油业规模始终不大，到后期发展为专为农民加工菜籽的小油坊，这种油坊的生产具有季节性，广泛存在于江南地区，与城市存在一定的供给关系。尽管农村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主要的制油业仍然位于城镇，农民将生产出来的油籽贩卖给商人和油坊主，后两者将制出的油卖给油商。其间交易的油籽数量庞大，制出的油必须贩卖到全国各地，此间涉及收购、生产、动输和销售，极为复杂的程序使得城镇制油业对专业化的要求非常高。所以，伴随着制油业的发展，油坊已较明代中期的分散化转变为明末的集中化，苏州郊外的新郭、横塘一带已经形成了较为集中的制油区，湖州的乌青、菱湖等地已出现油坊，显示出生产规模扩大的趋势。制油业的原料主要来源于外地，虽然江南产出油菜籽、棉籽、大豆，但这些作物的产量不多，尤其是大豆。尽管许多农民们将稻田开辟为油菜田和棉田，却仍然无法满足飞速发展的江南制油业的需要，耕地与技术的不足限制了本地产原料的增加，外地输入就成为江南制油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至清代，大豆的年输入量迅速扩大，到清末已达1800万石~2100万石之间，由于数量庞大且大豆的主产区位于北方，海路运输成为必要，上海的发展就得益于此，并在清中期成为最大的输入港口，经此分销至江南各地。明代江南的最大油坊在石门镇，平均每坊工作人员约40余人，到清末已发展至150~180人，数量上的增幅是颇为可观的。至明代中期，油坊有扩大的倾向，油坊主也在这时普遍意识到规模化生产的好处，纷纷扩大油坊的规模，不仅使得江南制油业分工的细微化，更促进了原料的生产和运输。大豆的出油率约为每石出油9斤，而在清代中期可能达到了每石10斤，显示出生产技术革新的迹象。江南油菜籽的总产量至明末约为480万石，至清代中期?p少为320万石，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大豆输入量的增加所致。江南棉籽的产量难以详计，但明代后期约为100万担，清代中期增至200万担。先前我们提到的工业用油，这里主要指的是桐油和桕油。桐油的主要用途是作漆，广泛用于船舶的制造和维修，建筑的装饰，木具的制作等；而桕油主要用以制烛。尽管江南的制油业由明至清扩大了很多，但人均拥有量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在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制油的技术虽然有所革新，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油坊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