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科层制管理与精英淘汰 -- 胡亦庄

这里所谓的改善，是“向善”，不是“尽善”。而且，很多时候对于组织是“善”的，对于组织中的个体却是“恶”。下面要说的这些的这些治理改善的方式，很多时候被当作“官僚弊病”来指责——殊不知，如果不见了这些“小弊病”，官僚组织能否存在都是问题。

a.“责任分割”改善 “工作成果不易衡量”

责任分割就是分工和专业化。

对于每个官僚成员，尽可能的明确其指责，让其专门干一类工作，这样单位劳动量之内取得多少成果就比较容易衡量。目前工业化生产的体力工和半体力工（包括自认为是都市白领的雇工），大都是用这种方式管理。

对于整个组织则是在空间和逻辑上将组织分隔成几个部门，各司其职，分别考核，同时避免了下级横向绑定威胁上级。

还有一种分工是项目化，将一个大任务分成几段项目，明确每一段的工作内容和目标，以便及时调整。这个方法不限于个人或集体。优点是灵活，缺点是责任串联，造成追究困难。

以上两种方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但是过度细化的情况也会导致管理监督的成本提高。一旦面对全新的问题，过度特化的旧系统往往不能正确处理，于是被诟病为“遇事推诿不负责”，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的管理体系处理核危机。

舆论监督对于控制体系弊病肯定有所帮助，但是通常并不像很多人期望的那么强力，因为监督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官僚本身——只有在官僚体系规定了一种失职情况，而外界监督也观察到了这个失职，此时外界的监督才能变成内部推动力。不然只不过是扯皮的口水战。日本核危机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提高效率之外，责任分割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从制度上保护官僚推卸自己的责任，满足其第一驱动。缺点就是官僚依靠制度而免除职责外的工作，当工作量减少时，官僚个体有更多时间思考个人利益，导致潜规则发酵。很多官僚机构会有意识安排各种集体活动来填补空白。欧美发达国家工会和劳动机构对其成员的保护也使得工厂开除工人的成本增加，有时候不得不安排一些无用事情给工人打发时间，这使得欧美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也具备了某些官僚成员的特点。

以上两种方式完全可以用于个人时间和目标的管理。比如给自己规定时间表，分别完成不同事项，要比想起来一件事就做、想不起来就扔一边效果要强得多。分阶段制定人生努力目标和路径也是一个灵活的方式。同官僚体系一样，管理自己的时间资源也不宜分得太细，因为安排时间本身也要花费时间，分得太细，一旦被意外事件打断，就很难处理，有时候不得不推倒重建。

b. “责任人”治理 “工作成果不易衡量”

责任人，主要解决的是官僚体制在长时间上工作成果的不易衡量。其实施办法，是一个官僚体制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其个人“拥有”整个官僚体制的主要权力，并且作为总责任人存在。对于古代封建政权，这个头领就是皇帝家族，对于某些企业，这个责任人就是资本拥有者，对于另外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责任人就被称作“负责人”。责任制度可以解决前面所说项目分期导致的一些缺陷。

现代的一个例子：一个大楼建好了，住户不知道地震来了会不会塌，也不能破坏性试验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未来一旦出问题，就追究设计和施工部门主要责任人的刑事责任。为了降低风险，责任人显然会尽可能的将个人精力用于整个组织的监督工作，可以“看”清楚其他人原本看不清的东西。当然，由于被追究责任的可怕风险，很多人不乐意当责任人，于是责任人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地位要比其他成员高才行。

以暴力为基础的集团往往比较偏好推选一个头头，以三国演义里的孙权为例：孙权家族有吃有喝，由军队保护安全（第一驱动），收益增长与吴国扩张一致（第二驱动），政治地位受到众人推崇（第三驱动）——既然首领三种驱动都达到最大，所以最有干劲，全心全意解决官僚组织的问题，保证治理的效率。但是一旦整个体系面临危险，官僚组织可能会倾向于将首领换掉，以保全整个官僚体系，如诸葛亮舌辩群儒时所说的情况。

从上面解释可知，政权首领可以被更换（包括剥夺生命），是其正常执行功能的前提。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政权一度出现国王/皇帝不可被处死的程度，所以就出现了“替死”的现象。比如日本天皇在幕府时期的替死者就是“将军”，那么其政权的实际管理者也就成了将军而不是天皇。

当一个官僚体系过大（古代统一状态下的中国），或者过于复杂的时候（现代国家科技和社会的变化速度太快，人们的需求也比“活着”更多样化，所以今天一个中等国家的复杂程度也超过古代奴隶制大帝国），即使给其负责人以超过死亡的恐怖威胁，也不可能实现充分的治理——因为少数人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上而下的进行有效管理——那么这种官僚体制就容易出现割据（五代十国南北朝、独联体地区、寡头垄断的市场、亚非拉中小国家）或者共和（现代发达国家），而不是庞大的统一帝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官僚体制的负责人根本没有长期收益的期望，满足于过把瘾就死，那么“负责人”的制度也会失效。例子有：李自成、奥姆真理教、挣快钱之后捐款外逃的建筑队长。在核武器出现之后，“长期收益”突然变得重要起来——虽然在冷战中核讹诈不断，但由于核大国的官僚组织实际处于重视“长期收益”的负责集团管理之下，所以在局部的利益争夺中，官僚内部博弈机制使各方表现出了理性“妥协”和“满足”，并且互相培养对方对于“长期受益”的依赖和信任，至今也没有发生真的大国正面战争。

以上讨论对于个人学习工作启发不大，不过对于了解官僚组织之间的博弈有启示：(1)如果甲官僚组织对乙官僚组织有实力进行“斩首”，那么乙的官僚组织倾向于不抵抗，而直接献出首领，例如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2) 如果甲官僚组织对乙官僚组织没有实力进行“斩首”而欲强行实施“斩首”，那么乙的官僚组织会在其负责人的带领下顽强抵抗，如空袭状态下的丘吉尔和卡扎非；(3) 如果甲官僚组织对乙官僚组织没有实力进行“斩首”，那么甲对乙上层的“怀柔”可以确立甲的实际领导地位，并使乙丧失部分组织能力，日本可能算是个例子——其首相自费竞选、下台为安的局面导致首相们执政积极性不足。

c.“经济周期”改善 “膨胀”问题

中国传统上是行政官僚控制社会资源，所以中国传统上“学而优则仕”；现代资本主义是通过商业官僚（公司形式）控制社会资源，于是“学而优则商”。总之，两者都是集社会精英于官僚机构。聪明的官僚成员，加上制度性的保护，使得官僚机构招人容易开人难，进而产生了膨胀的问题。不论是中国的行政和企事业单位，还是发达国家的大公司，膨胀都是个问题。

设置新的官僚机构来监督检查原有官僚，并且找各种借口将低效率的人清除，是一个办法。但是前面也说了以官僚组织治理官僚组织不完全解决问题。

还有一种情况，领袖一声号召，5%的官僚成员自动出列。这种情况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并且留下了历史负担使得后人难以重复。

美国解决企业膨胀的方式已经比较成熟，就是经济周期性“危机”。总是由金融业发出信号，自上而下的影响到企业的运行，使得企业与非企业的机构上层有理由动刀，内部预算收缩时一个部门如果不执行开人行动，中层领导自然就地解职；尚有工资可拿的雇员对于工资缩水纷纷表示压力不大（投资缩水更厉害，全指望工资了）；失业者短期内吃救济逛教会，没有到群体事件的那一步，工会太强大的企业干脆申请破产，加上长期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未来经济好转的希望，没有人出头扮演陈吴。为什么美国政府掏钱给金融官僚发奖金呢？因为他们是美国经济体制里的发改委。

要激励一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允许它扩张膨胀。经济周期就好像是发动机的往复运转——“往”就是裁员提高员工单位工作效率、压缩规模留下组织扩张空间，“复”就是扩张提高官僚组织效率、增加规模留下个体效率提高空间。

宏观上看，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行政官僚转化为商业官僚，后者全面接手前者的职能，却只是选择性接手前者的成员，结果就是后者作为前者的替代者更有生命力和扩张潜力。这是一种空间上的“往复”。

土鳖康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