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转载] 毛泽东思想研究三题 -- 机会主义者

农民领袖为什么“抛弃”了农民？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的成功，虽然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马列主义

的旗号，但很难说摆脱了农民运动、农民革命的色彩。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一大功绩就是强调了农民的作用

：革命的主力军、主要的支持者，能与工人阶级形成天然的同盟军，受压迫最深，有最大

的革命热情（热情是没有方向性的，其实就是“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打碎旧秩序的欲望）

。

事实上，毛泽东的成功也的确是走了发动农民的“城市包围农村”之路。纵观土地革命时

时期、长征、陕北根据地斗争、以及后来的内战，中共武装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模式、理

论指导，但行为模式始终是一种农民战争的形式“依靠贫下中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

没收地主的财产”，以杀富济贫来维持与政府的对抗：很难说与李自成等有什么实质的区

别。即使是思想模式，在农民所能理解的层面上（毛泽东是比较强调用浅显的易理解的方

式宣传革命理论的），共产主义与“闯王来了不纳粮”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去要说明的区别

（农民的知识结构本身难以理解，而且宣传者也不需要让贫农们理解，就能让他们跟着干

革命了）。

即使是最后内战的胜利，农民阶级为主要部分的解放军打垮了国民党军队（这支统治阶级

的队伍和历史上一样，是由统治阶级出身的部分军官和被统治阶级出身的部分军官与绝大

多数士兵组成的）。工人阶级没有表现明显的作用，虽然护卫工厂之事广为人知，但这一

同时保卫自己生计来源的行为，显然没有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政治革命性那

么强。

诚然，在一个工业已具雏形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的确表现出来了种种“无产

阶级专政”的新气象。曾经以领导安源煤矿罢工著称，长期在白区的工运领袖刘少奇还很

新民主主义的提“剥削有功论”时，农民运动出身的毛泽东已经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主义改

造。官僚资本主义早已被没收，民族资产阶级也自愿公私合营的一步步地公有化，全民所

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起来。工人，体力工人的地位空前也绝后的得到提高。

然而，在农村，经过了短暂的农民私有制后，合作化的运动掀起，土地依然不是自己可自

由支配的。一个村的土地都归村里集体所有，而具有控制权的是村支书以上干部，依然得

纳粮，有人催粮。而且，公有制优越于地主私有制的是，在粮荒时，地主的大户已无处去

抢，而抢“集体”“公家”的粮，似乎有更强的道德谴责性。所以三年灾害时期饿殍遍野

而秩序井然。

五十年代，城乡二元化体系建成，工人阶级开始享受三十年高福利，而在农村，也许有“

高家村”（见去年初《读书》）这样有待分析的特例。但普遍的是：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

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

品。同时，国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

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

梁漱溟激昂提出了"九天九地"之说，然而，毛泽东却以自己出身农村、农运起家、岂不知

农民，而强烈地否定了梁漱溟。三十年代即搞"乡村建设运动"的耆宿没有对农村政策质疑

的权利，彭德怀亦如此。

毛泽东对农民的"抛弃"，也许正是小生产者们的悲剧性的宿命。当他们的领导者们登上了

社会的顶峰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力再将自己的利益与最底层最广大的阶层联系在一起，否

则非但不能使后者普遍的提升，自己也将受牵扯而跌落。毛泽东在建国后将视角从农民阶

级本位转换，是历史政治逻辑运作的必然，波尔布特那样将城市居民迁往农村的灾难性实

践已经说明了问题。

当毛泽东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领袖，又面临着“建设工业国”的任务时，他无法

再将重点放在农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得到一时的解决后，他完全会认为

工人阶级更先进，所以中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才能使经济发展的，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

益。农民运动可以以任何旗帜建立政权，旗帜虽然只是名义，但却是政权建立后合法化延

续的理由。洪杨要以天父的名义，毛泽东则需要让工人阶级焕发活力，才能说明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在中国贫弱的土地上要实现全面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要在城市中实现也

是代价巨大的。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让工人阶级的利益优先得到满足，也似乎是不言而喻

的。

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关系又一重要决策。教育

的中止，使他们成为城市过剩人，而这一人口转移带上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

，既符合建国后一如既往的把农村作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地的思路，又似乎是做出了重视农

民的善意表示。尽管实践证明，这在物质上既给本已人多地少的农村带来困境，又在精神

上荒废了一代人的十年。也又一次说明了落后的生产者虽然推动了一次次的革命，其作为

一个阶层本身，却始终无法得到整体的相对提升，只能作为一次次的改朝换代的工具。然

而，当代人必须明确，农村然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方向”，却

在很大程度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毛泽东对各阶级革命性的判断标准

毛泽东采取的标准一向是将财富多寡与革命性高低挂钩。这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

中对三种小资产阶级、三个细别的半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划分中体现的很是典型。这里面的

深层原因在于，“革命性”的实质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与推翻的渴望。在现存体制下拥有

的越少，推倒重来后境况改善的可能性越大，所以他们就越“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

，越“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此其一。潜在的革命性需要激发，激发需要鼓励与诱惑，而

越是底层的人，激发他们起来革命的成本越低，电影《秋收起义》中，毛泽东仅仅是给一

个“混混”起了个名字，就得其性命相报：此其二。工农的“战斗精神”，一方面是体力

劳动者天然的拚搏劲，另一方面也有“无知者无畏”的因素，敢于为胜算不大的事情不惜

代价的奋斗。“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小资产阶级就会盘算“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

大”，此其三。

即便是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先进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

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集中”显然只是一个量而不是质的问题。而

经济地位低下，也只能说明“绝了发财的望”“特别能战斗”。“先进”只是“生产上的

重要”。

顺便值得研究的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认为同样贫困不堪的游民无产者具有革命性呢？这可

能与他的乡贤曾国藩招募湘军时的思想近似：的确，他们也“很能勇敢奋斗”，但这些人

“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由于“失了土地”“失了工作机会”四处游荡，见多识广

，唯利是图，“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本身又有秘密组织

，便拥有了自己的利益，不会跟定了一个人后“党叫干啥就干啥”，驱使驾驭起来，较之

自小在农村长大、见识简单的“朴实农民”（曾国藩语）更为困难。当然，毛泽东的基层

组织工作做得更好，三湾改编就是个范例，所以他自信的说“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

革命力量”。

毛泽东对知识阶层的看法

《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分析》中论述小资产阶级时，毛泽东列举了“自耕农，手工业主，小

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另外最后谈了

一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

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这其中，小资产阶级里的知识层，基于其经济地位的特性

，可以说是基本上以智力活动维持并不很丰裕的生活的“小”知识分子。那种西方“inte

lligence”意义上的，独立为人类命运思考的、充当社会的良心的色彩还不浓重。在《中

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中，毛泽东比较明确的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

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

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这实际上忽略了高级知识精英阶层，按照毛泽东的分法，他们似乎应归入大资产阶级（如

被宣布为战犯的胡适、张君劢），或民族资产阶级（如储安平）。但这些人实际上只是观

点的差异，本身应该是立场一致的，且按照西方的分法，属于中产阶级。但毛泽东并没有

费心把他们列出来，这既是体现了他对非体力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轻视，也是对

他向来否定“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即“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注

脚。

毛泽东关于知识界并不构成一个阶层的观点，对于知识阶层的后果是致命的。当一个充当

社会道德中流砥柱的阶层在最高权力者的眼中不以整体面目存在时，毛泽东理所当然的会

要求他们之间互相分化甚至攻讦。例如北大师生被要求统一称呼前校长为“战犯胡适”（

见季羡林《牛棚杂忆》）以及胡风事件。当知识阶层被划分到各个生产集团中去时，学术

观点分歧被认为是政治观点分歧也不足为怪了。而当这些人基于难以抹煞的共同的责任感

与人文关怀日益发出相近的声音时，毛泽东以反右派的形式几乎粉碎了这个阶层。

毛泽东相当贬低知识所能带来的对人格的提升和人文关怀感的产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的革命性，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而不是知识阶层特有的良

心感。也就是说，知识阶层参加革命，同样是出于低层次的物质匮乏而产生的动机。所以

，“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也许在他

看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主要学习的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这是很左的说法，或

许是日后摩尔根与米丘林之争在中国的滥觞），所以没有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也不足

为奇了。

另外，在各种参加革命的人中，毛泽东似乎对知识界有着特别的不信任，尽管各种参加革

命的人都有退出或转向的，但对工农而言，似乎是个人行为；对知识界，则是集体本质的

体现。毛泽东预设了知识分子“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

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等极为严重的弱点。“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

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这可能是抢救运动等

事件中，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们的“原罪”之一，也是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依

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