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战略动态系列（一）朝鲜二题 -- 南渝霜华

（这篇文章很长，内容非常丰富精彩。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选译最重要的部分。强烈推荐各位读原文，很长见识。）

《伦敦书评》网站201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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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体制下，领导人下台时比上台时更受欢迎殊为不易。在任内厉行改革，最后还能以高涨人气收尾的，更是闻所未闻。因此，巴西前总统卢拉创造了世界政坛的奇迹——卸任时支持率超过80%。

卢拉的成功得益于其富有魅力的个性和全国性大众运动，但他的八年任期绝非一帆风顺。前任卡多佐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债台高筑、赤字膨胀，名义利率超过20%，货币却足足贬值了一半。为避免主权债务危机，重建投资者信心，卢拉的经济团队抬升利率，削减公共投资，终于实现了IMF要求的初级财政盈余。为此，巴西付出了物价高涨、失业攀升、经济增长率下降的代价。即便2004年经济增长随出口复苏而回升，债务和利率仍在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卢拉政府陷入重重弊案。2005年春，劳工党系统收买国会议员东窗事发，重要干部违规募集选举经费、挪用养老基金等不法行为也纷纷浮出水面。2006年初，财政部长帕洛奇（Antonio Palocci）更被揭发出在一所湖滨别墅与政界人士花天酒地。应该说，在巴西大选靡费甚巨，国会贪腐盛行、投机成风的背景下，劳工党要胜选并有效实行政策，采取非常手段可谓无奈之举。但因为罪行确凿，更兼媒体狂轰滥炸，卢拉的政治团队全军覆灭，其本人也仅仅因为对手认为光杆司令更容易对付才免遭弹劾。

但卢拉的两大政治资产帮助他扭转了局势。其一是经济状况持续改善。得益于中国对大豆和铁矿石的需求与商品价格同时猛增，以及“格林斯潘对策”带来的廉价资本输入，巴西的经济增长率从卡多佐治下的不到2.3%上升到2004-2006年间的4.3%，政府所获支持也水涨船高。其二是扶贫成效显著。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如以子女接受教育和健康检查为前提资助贫困母亲的Bolsa Família计划）、最低工资的提升和新式借贷途径的开辟，使大众消费持续增长，不仅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还大大增强了民众对总统的支持。减少贫困人口和扩大教育规模的成果，尽管在2006年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但足以让卢拉度过难关。

卢拉再次当选，但他的支持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受弊案影响，2002年投票给卢拉的大批中产阶级选民弃他而去，支持他的穷人和老年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卢拉另一项深得民心之举，是他强势逆转了上届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在他治下，没有一个国企私有化，而如果他的对手上台，慷国家之慨以富少数人的私有化又会开张。显然，巴西老百姓并不欢迎这种复辟。

社会经济方面的成功，和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使卢拉在第二个任期中更为自信。在党内重臣帕洛奇和民事总管部长迪尔塞乌（José Dirceu）因弊案辞职之后，卢拉独领风骚，领导巴西有效抵御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他不仅采取了正确的反经济循环周期对策，更以乐观的精神，给予巴西人民信心，促使他们通过积极消费维持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巴西的国际地位也上升了。与亲美的卡多佐政府不同，卢拉一方面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区域团结协作。由于巴西在WTO坎昆会议上领导贫穷国家进行抵制，欧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遭到挫败。2009年金砖四国集团形成，挑战了欧美集团的统治地位，同时确证了巴西的新兴大国地位。并非军事强国的巴西，却是唯一一个高扬外交自主、在战略问题上藐视美国意志的国家：卢拉承认巴勒斯坦，拒绝封锁伊朗，甚至邀请内贾德赴巴西访问。美国对此气急败坏却无可奈何。卢拉的巨大声望不仅源自物质层面的改善，也是民族自豪感的反应。

应如何评价卢拉的成功？巴西国内有三种相互冲突的意见。在卡多佐及其追随者眼中，卢拉是拉美反动传统的代表：蔑视民主和文明，靠个人魅力和民粹主义取胜。用卡多佐的话说，卢拉是瓦加斯和庇隆这两个大独裁者的同类。但实际上卢拉与这两个人有根本性的差别。在瓦加斯治下，劳工只是被动地接受庇佑，而庇隆则利用产联运动冲击寡头势力。卢拉的崛起基于远比前两者现代和民主的产联运动和政党，但到他执政时，产联运动早已衰落，劳工党也蜕化为选举机器。作为古典民粹主义特征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在卢拉的巴西也不存在。

第二种解释来自卢拉的前新闻秘书辛格（André Singer）。他的分析围绕巴西穷人的心理展开。辛格认为，占据总人口近一半（48%）的“亚无产阶级”受两种主要情绪驱动：既希望国家缓和不平等，又怕社会运动引起动乱。穷人害怕一切动荡，无论是武装斗争、通货膨胀还是罢工。只要左派不理解这一点，右派就会以此赢得穷人的选票。卢拉在前三次竞选中，都是因为对手用无政府、通货膨胀等名目恐吓穷人而败下阵来，而当他对穷人心理有所省悟，就能充分争取穷人的支持。因此，卢拉在经济层面循规蹈矩的做法，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资本的让步，因为规避冲突是巴西政治文化的悠久传统。在照顾穷人、调和冲突、促进国内发展这些方面，卢拉的确可以看作瓦加斯的继承人，但他的草根出身和民主理念，使得他远比瓦加斯更具备合法性，也更可信赖。在辛格看来，卢拉更像是巴西的罗斯福，因为两者的社会改革都引起了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使大批社会下层人口跨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赢得民众支持的同时招致社会上层的反对。应该说，从改革前形势、改革实际效果和个人风格来说，卢拉和罗斯福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有一点的确非常相似：罗斯福被保守势力痛恨，卢拉在巴西媒体上也宛如恶魔。1985年以来，选择总统候选人并决定大选结果的，其实是报纸和电视的老板们；卢拉打破了这种垄断，自然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媒体论调迎合了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事实上，卢拉的政策给了他们不少经济上的实惠，但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引发了“群众恐惧症”：总统是个只上了五年小学、语法糟糕的前工人也就罢了，居然仆人、看门人、临时工都开始消费迄今只有中产阶级能享用的商品，并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凌驾于他们之上！

著名社会学家德奥利维拉（Chico de Oliveira）提出了与辛格针锋相对的第三种解释。德奥利维拉并不反对辛格对穷人心理的概括，也同意卢拉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但他认为，辛格对卢拉执政成绩的分析，漏掉了两个关键要素。首先是卢拉主义上位时世界资本史的进展。巴西长期以来追求的包容性发展，其可能性已被全球化否定。基于生物和数码科技进展的第三次产业革命要求大量投资研发，而在巴西历史上，总投资从未超过GDP的22%，研究投资更是微不足道。在最近一波技术革命浪潮中，巴西并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进步，资本增值来自于金融交易和自然资源开采，而不是制造业。增长最快的是银行业和农矿出口，前者分流了投向生产的资金，后者将巴西拖回依赖初级商品出口取得经济增长的模式。另一个要素是党和产联掌权后的蜕化。二者的领导干部占据了行政体系大量肥缺，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工人阶级，争权夺利无处不在。新的资本增值途径催生了一个隔在卢拉和大众之间的扭曲阶层，辛格没有讲出卢拉主义的黑暗一面。正如结束种族隔离的南非仍然被资本宰制，在巴西，卢拉打破了穷人与富人的隔离，但平等或包容的进步依然遥不可及。

尽管卢拉带领巴西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巴西经济仍然面临三个深层问题。第一，储蓄率太低，仅为国民收入的17%，导致投资不到GDP的20%，研发仅占1%。其次，超过11%的利率则在主要经济体中长期居于首位。低储蓄率和高利率，加上出口收入和美国量化宽松的影响，已经把雷亚尔推到了非常危险的高位。最后，巴西贸易越来越依靠农矿业，工业则有所退步。历史上少数几个没有实现普遍工业化而达到较高生活水准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芬兰，都是人口稀少、教育水平却很高的移民或林居社会，与拥有众多贫困人口的巴西很不一样。不过，巴西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相当于美俄总和的未开垦农地、等同整个亚洲的可更新水资源、造就史上最大IPO的石油储备，以及巴西的钢铁和航空工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热带农业，繁荣兴旺的石化巨头，使其经济大有机会加速发展。

在政治经济层面，卢拉的巴西是卡多佐时代的延续；在社会层面，则有一个明显的断裂。外部形势对这一改变极其有利，因为这是一个拉美整体左转的时代。正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大行其道，震荡疗法第一次实行；但也是在拉美，发生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次民众起义。美国由于反恐战争，在中东疲于奔命，无暇操控巴西，其量化宽松又使巴西越来越容易以较小成本取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本；中国强势崛起，成为巴西两大主要出口产品的首要市场，其长期兴旺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在巴西体现得最为充分。美国日薄西山，中国如日东升，巴西社会趁势走上了新的发展方向。（编译：南渝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