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从成立之日起，面对各种社会势力、各阶层人士及形形色色的武装力量，处于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之，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当务之急。

开始，大家对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太理解，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是以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手持“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自恃的王明（陈绍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论调为基础，不去坚持自己独立自主游击战争;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国民党、蒋介石本性难改，与其讲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简直是与虎谋皮，抗日不能靠国民党、蒋介石，得靠我们自己!

当时，自卫团的主要领导人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都是在战前被国民政府逮捕，长期关押在监狱，遭受种种酷刑而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殊死斗争的革命者。从个人感情上来说，让他们与国民党尽释前嫌，是很难设想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坚强的党性纪律，经过传达、学习中央指示，他们都能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中央的伟大战略决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决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切行动都服从全民族的抗日救国大业，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们能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对年轻的同志进行宣传教育，使大家对统一战线有了正确的认识。

1938年3月，台儿庄会战展开，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派遣81师展书堂部、新编第4师吴化部到达泰西破坏津浦铁路。这两个师，过去都是韩复榘的部队，在山东积极“剿共”、“清乡”，屠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展、吴二部这次到泰西来是对日军进行破击战，自卫团与其配合行动，展书堂拨给了自卫团子弹、炸药，还派了工兵教官教授爆破。当敌人报复“扫荡”，袭击自卫团时，吴化文部1个营也曾阻击日寇，掩护部队突围脱险，该营1个连受到重大伤亡。

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湖北天门人，曾入日本海军兵校学习; 回国后，成为张作霖、张学良的心腹，是东北海军的实际缔造者。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海军撤至青岛等地; 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华洋杂处的都市，外侨约占城市人口的15 %。其中欧美俄侨约2万左右，日侨约5万人。日本浪人、特务受日军指使，经常在市内寻衅闹事，扰乱治安，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引起外交麻烦。从安定青岛局势以及用东北海军制衡地方军阀的势力考虑，蒋介石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市长。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5月5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此《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

上海停战不久，因为青岛《民国日报》刊载《闲话皇帝》一文，驻泊青岛的日本海军，大举登陆，武装示威，唆使浪人特务，将《民国日报》、国民党青岛市党部砸抢一空，部分商号也备受其扰，并扬言要冲击市府。沈鸿烈一面调令海军陆战队及警察积极布防; 一面向日本领事交涉。同时，请英、美、法等国领事(其时，外国驻青领事馆大约10家)出面斡旋，方始平息--此类事件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沈鸿烈从日侨口中得悉，日本厂商大都惧怕闹事，妨害其正常生产、生活，遂根据这一情况，订出应付日本人的办法: “备战交涉，大事不让，小事不争”。致使日本人莫可如何。沈鸿烈故而自嘘: “我同日本人、俄国人打过多次交道，从未屈服过。”

蒋介石为了消灭杂牌军，在山东采取“一笼囚三虎”的办法，将青岛、威海、长山八岛划为沈鸿烈的防区; 将栖霞、招远、蓬莱、黄县、文登、荣成、牟平、福山、莱阳、平度、掖县、烟台等县市划归刘珍年驻防; 山东其余县市则归韩复榘统辖，让“三虎”互相撕咬、自行削弱。三者之间时有磨擦发生，难于应付。

1933年3月7日，热河沦陷，张学良引咎辞职，继而出国; 沈鸿烈的处境逐渐困难，既要防止被南京吞噬，又要防止被韩复榘、刘珍年排挤吞并。必须深思熟虑，虚与周旋，以待其变。不久，韩、刘战起，双方都想争取沈鸿烈帮手，打败对方。沈鸿烈权衡利害得失，虑及韩、刘力量对比，决定助韩攻刘; 遂令陆、海军进攻烟台，将刘珍年之军火库、修械所炸毁，袭扰刘军后方，配合韩复榘在前线发动攻击。刘珍年最后失利，接受南京调解。调往江西，结束了这次战争。此后，沈、韩关系密切，彼此关照、相互声援。韩复榘每次到青岛，沈鸿烈必盛宴招待，促膝畅谈。沈鸿烈为人圆滑、处事老道，不仅对韩复榘尊重备至，对其部属之五位师长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展书堂、李汉章以及四位厅长李树椿、张鸿烈、何思源、王向荣也极为亲善，非常融洽。

沈鸿烈在青岛执政6年，建设方面颇有成绩; 任内，同样忠实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多次破坏中共组织，逮捕共产党人，并镇压工人罢工与学生运动。为此，国民政府特奖许青岛市为“全国模范市”称号。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方面，都希望沈鸿烈表态。深受张氏父子器重的沈鸿烈处在两难境地，决定张学良、蒋介石都不得罪: 首先致电南京政府，敦促他们妥善解决事变，积极营救蒋介石; 接着致电张学良: “鸿烈受张氏知遇，已届两世，感恩图报，时系吾衷，平日言行，无不出自忠诚。顷读通电，惊悉西京兵谏，骊宫幽蒋，殊失将道。在此内忧外患日急，千钧一发之时，委座一身，国家安危所系……”要求张学良必须保证蒋介石的安全。蒋介石回南京后，得知沈鸿烈的态度和作法甚为满意，视之为心腹。

1937年冬，日军沿津浦路进入山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韩复榘坚守济南。韩复榘抗令不遵，弃守济南，退到兖州、济宁一线。李宗仁又令坚守此线。韩复榘再次自由行动，将部队撤到陇海铁路以南的河南柘城及京汉路以西的舞阳一带。其之行动打乱了作战部署，蒋介石极为震怒。后者早就想处置韩复榘，只因无重大罪证，一直隐忍在心。蒋介石欲杀韩复榘，除这一违抗军令罪，还有一条罪状和一个原因。一条罪状是: 从1930年进入山东后，韩复榘对于蒋介石一直桀骜不驯，最突出的是“西安事变”，韩复榘不仅通电拥护张、杨主张，而且准备出兵徐州，用实际行动进行支援; 一个原因则是: 杀一儆百，让那些杂牌军的头头们，吸取教训，不敢随便抗命撤退，以稳住阵脚。如何使韩复榘就范归案，颇费周折。后经研究决定，于1938年元月，在开封举行华北军事会议，军长以上人员，必须参加。在这次会上逮捕了韩复榘，解往武汉法办。收拾完韩复榘后，对所遗职务，必须迅速决定公布，以安人心。三路军总指挥一职，比较单纯，也无人逐鹿，蒋介石当即指定韩复榘的副手孙桐萱代理; 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比较复杂，觊觎者不乏其人。蒋介石的主席人选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韩复榘及其集团有密切关系，并且能取得彼等信任，但又不是同一派系; 二、不属蒋介石嫡系，但又要忠于自己; 三、不会造成军阀割据，尾大不掉。蒋介石认为沈鸿烈具备上述条件。随后在开封召见了12月31日，带队撤离青岛的沈鸿烈，面授机宜，希望其公忠体国，勉力以赴，勿负期许。沈鸿烈欣然受命。不久，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保安司令。

沈鸿烈由开封返回临沂，立即组织人员，准备前往位于曹县的山东省政府所在地履新。原青岛市的大批干部，都已作鸟兽散。而由青岛退出的警察和海军陆战队，不到3000人，散驻在日照、诸城、临沂等地，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沈鸿烈速派专人前往收容。为了避免发生误会，轻装简从抵达曹县，接收工作。此时，省府也是一副空架子，高级干部只有民政厅长李树椿，在此办理交待。不过，其精神几乎崩溃、怪话连篇: 说自己的“生活三要素”就是饱吃、酣睡、等死。建设厅长张鸿烈告老还家去了开封; 财政厅长王向荣带着民生银行的员工，不知去向。后经打听，才知道在秘密医治花柳病。中、下级干部亦所剩无几。全省八个专区，只有三、六、八专区的三位专员守土抗战，其余皆弃职逃跑，而县长守土抗战的更是寥寥无几。从省、市到县、乡的行政机构，均已瘫痪。沈鸿烈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动在职人员通知离职人员，速至曹县省府报到。随后陆续来了一些，那些高级干部仍然不愿回来。不久，由于台儿庄大捷，人心振奋，又来了几批人。班子刚刚组成，再次传来不幸消息--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路西进，先头部队已过归德，正向开封推进。为了阻止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 此时，山东已孤悬敌后，供应线被切断。省府往何处去? 沈鸿烈打起了算盘: 迁到邻省，做流亡主席，不是好办法。退到后方，无人理睬，不能维持山东局面，蒋介石肯定不会让自己再当主席。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不离山东，深入敌后。电文请示，蒋介石复电嘉许，并允调九十二军（李仙洲部）入鲁，交其指挥，沈鸿烈恐指挥不了，未予同意。蒋介石拟调原韩部李益智师归沈鸿烈指挥，考虑再三，复电谢却。蒋介石知沈鸿烈没有军队，又电云: 如不要战斗部队，省府尚需岗哨，以维安全，究应如何，盼提出意见。沈鸿烈乃请蒋介石将原韩部吴化文旅，扩编为新4师，交其指挥。这样，不但吴化文高兴，蒋介石亦放心。

当国民党泰西专员、顽固派分子郁仁治要求展书堂、吴化文消灭自卫团时，展、吴二人对郁仁治说: “过去韩先生（指韩复榘）领导时，不用你说我们也会收拾他们。但是，现在抗战，实行统一战线，不能再这样干了。”话说得很是漂亮，实际上展书堂和吴化文也清楚，他们在泰西离不开自卫团: 情报要靠自卫团给，打仗要靠自卫团打前阵，行军要靠自卫团派向导; 并且自卫团有3000人之多，展书堂和吴化文当然不会冒这个风险。

面对咄咄逼人的郁仁治，自卫团坚持了“有联合、有斗争”的原则。郁仁治甫到肥城，就找到张北华谈判，提出了他的要求: “自卫团的部队各县回各县，编成县保安大队，自卫团的番号取消，你可以到专员公署任保安副司令。”对于这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张北华义正严地回答: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的自卫团是泰西人民的抗日武装，蒋委员长讲话提出现在是全民族抗战，哪里有鬼子就在那里打，抗日战争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怎么能受地界限制? ”郁仁治碰壁后并不甘心，又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试图拉拢夏振秋、张维之等干部，引诱他们脱离自卫团到自己那里当科长，夏、张两位同志不为所动，计谋又失败了。郁仁治在肥城的活动接连失败，又跑到东平、平阴、东阿去鼓动平阴县长刘绪安、东平县长尹鼎祚组织两个县的红枪会来打自卫团，风声造得很大，但是刘绪安和尹鼎祚害怕自卫团的实力，谁也不敢出头，来碰这颗硬钉子。

1938年6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由曹县北上，到达东阿，在东阿县召开士绅名流会议，在会上他讲话赞扬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最好的游击队，纪律好，战斗力强，真打鬼子。这样做的意图是要将自卫团收编为他的保安旅，扩充他的实力，保卫他的省政府。对于改编问题，经过中共泰西特委研究，认为自卫团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能接受改编，但又不要公开伤害他的面子，便派张维之与之谈判，告诉沈鸿烈改编自卫团为省政府保安旅可以，不过自卫团是泰西地方上组织起来的，打日本保家乡，队伍难以离开家乡，干部也难以更动。沈鸿烈听后说道: “自卫团改编保安旅，主要是警卫省政府，省政府不能只在泰西活动，离不开地方就不好收编了。”张维之随声附和: “是呀! 自卫团一离开泰西就会垮持一大半，是不好收编。”这样，沈鸿烈想改编自卫团的目的没有达到。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泰西地区打着各种旗号的顽杂部队，除了秦启荣和郁仁治两个势力较大外，还有沈鸿烈委任的东平县长尹鼎祚、肥城县长田家滨、平阴县长刘绪安、宁阳县长张子明等率领的保安团(队)，他们多则五、六百人，少则一、二百人; 还有以地方实力派人物组织的杂牌队伍。另外就是一些土匪、地痞、流氓拉起的队伍，象王代殿、无梁殿一带吴小鬼的“光复军”，泰安二区的薛家俊，泰安八区、九区的欧阳怀丰、牛希文、谭四和刘仙洲等。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却都为了保存、扩充自己的实力，抢占地盘，抗日消极，反共积极。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联合起来和自卫团闹磨擦却是一致的。他们不断扣押自卫团外出入员，截留自卫团粮食供应，封锁自卫团交通，阻挠自卫团作战行动。开始，自卫团忍让克制，以抗日大局为重，对敌对行为给予揭露驳斥，据理力争，未予反击。特委成立后研究了泰西形势，认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提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对于这些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坚决揭露、严厉批评，晓以民族大义，促其改过; 对其变本加厉、得寸进尺、猖狂进改，必须给予反击，否则一味退让，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而不悬崖勒马。于是，自卫团加强了宣传工作，派代表同这些顽固派进行谈判，指出其错误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反动行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但是，他们不仅不加收敛，反而认为自卫团没有什么力量，联合起来向其大举进攻。自卫团忍无可忍，于1938年8月集中主力对向本部猖狂进攻的急先锋--秦启荣别动军第23梯队牛希文部，进行反击，将之消灭一部，其余逃窜到津浦铁路以东去了。原泰安二区区长薛家俊勾结日寇，密谋投降，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自卫团消灭。吴小鬼的“光复军”一部分跑到铁路以东，一部分投敌，宣告瓦解。田家滨也被逐出肥城。平阴的刘绪安则投降日寇当了汉奸大队长。这些家伙，霸占一方，鱼肉乡里，只反共不抗日，早已失掉群众，垮台是必然的。

在泰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同红枪会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红枪会是一个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在泰西，红枪会具有极其强大的实力，几乎村村设有坛口。红枪会是以保家护院、防匪安民为号召发展起来的，但实际控制权大多为地主豪绅所掌握，会员则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兽行，激发了抗日救国的热忱，但对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不了解，曾发生过鹁鸽崖围攻自卫团，险些酿成流血冲突的事件。后来有了道朗之战，自卫团冒着强敌密集炮火，拼死救援小马庄的红枪会，保住了鱼池镇未遭敌人烧杀，便赢得了泰西红枪会的敬佩。再加上自卫团部队纪律严明，不扰民、不害民，能吃苦，较之那些国民党的杂顽部队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他们更加信任自卫团。中共泰西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了对红枪会的宣传、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做好红枪会首领的工作，顺应他们打日本、保家乡的正当要求，使他们和自卫团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患难与共、互助支援。董君毅同志就多次深入到红枪会会员中，与他们谈心，宣传抗日救国，很受欢迎。后来，董君毅同志遇到危险，还是红枪会拼死相救。自卫团对会首也根据政策区别对待，既有联合、也有斗争。大部分会首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也确有个别会首为汉奸，特务收买，助纣为虐，如张相兰、胡玉河、高福昌等人，在一再忍让、争取无效时，就坚决予以打击。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

泰西各县都有一些有名望、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他们多是受过教育、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民族自尊心、爱国热情比较炽热，多数人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人民遭受日寇蹂躏的危急情况下，在共产党人大义凛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英勇果敢对日作战的实际行动感召下，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有的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舒适优裕的生活，抛家舍业，投奔自卫团参加抗日战争，如泰安的武圣域、马鹏九、董光阁; 肥城的刘继河、孙传龄、李刚; 东平的杨敬斋、孙亚诚、王儒林等，都在战争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两位老先生，也是有名望的抗战志士，在自卫团特别受到人们尊敬。一位是孟中衡先生，他是泰安十区孟家寨子人，北平政法专科学校毕业，抗战前在济南任军法官，1938年7月参加自卫团时，已近六旬; 他身躯高大魁伟，生性耿直，嫉恶如仇，工作认真，生活简朴，和大家一样行军，拄着一根手仗爬山越岭; 因为留着长须美髯，同志们都亲呢地称他大胡子、孟法官。另一位是裴毓明老人，他是泰安九区裴家马庄人，年纪较孟先生略长，后来担任了泰西的交通站长。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积极工作，贡献自己的余生，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