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少将的死刑与撤判（上） -- gaogeli

李嵩第三次痛哭时，脑袋里已装满了国民党的“正统”观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兵谏，扣押了蒋介石。消息传来，李嵩似万箭穿心，悲愤交加，止不住的泪水顺着掩面的手指怆然雨下。

他痛苦万分：领袖被扣，会落在共产党手里，定无生还希望！

他绝望异常：领袖蒙难，中国必将四分五裂，亡国无日！

李嵩的三次痛哭，虽然为了截然不同的对象，但鲜明地表现了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人生道义责任。肩扛着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人生重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有着中国男子汉阳刚血性和中国军人救亡图存抱负的李嵩，义无反顾地投身炮火连天横尸遍野的抗日救国战场。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时任第74军58师347团3营中校营长的李嵩经历了他称之为“一生最痛快的时刻”——奉命开赴上海前线，参加进攻大小川沙战斗。

同年12月，李嵩升任第58师344团上校团长，随即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失陷后，李嵩所在部队被歼殆尽，李嵩死里逃生。不久，李嵩调任经补充重建的第347团上校团长，又参加了徐州会战、九江战役。1939年7月，国民党军队在建制调整中废除旅级编制，第347团改称第174团，李嵩仍任团长，之后于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2月，李嵩升任第58师上校“步兵指挥官”后，同年3月参加了上高会战，同年9月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1942年5月参加浙赣会战，1943年11月参加常德会战。

1944年5月李嵩调升第100军第19师少将副师长后，又参加了1944年5月的长衡会战和1945年4月的湘西会战。

时下，中国大陆影视界和文学界对国民党军人的描述，多打着“揭示人性”的旗号，想当然地简单推理，从“人格丑化”跳到“政治美化”的另一极端。显然，这依然没有跳出“不是好人就是坏蛋”的脸谱化思维泥淖。其实，国民党垮台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官佐腐败，也不是将帅无能，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维护并加剧了延续千年的阶级压迫制度。这是打开国民党官兵人生谜团的钥匙。

“人性”是具体的。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人物的“人性”，不应沉溺于“贵人”的恩怨得失和文人的自我感受，用精英主义视角去解读，应该放到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反抗、艰难的阶级解放和民族独立这一20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中，用草根大众的利益去解析。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李嵩，确有令人尊敬的“救亡图存”人生抱负以及为之出生入死的抗战经历，但这又基于特定的社会基础。

与少年毛泽东反感父亲剥削长工、思索为什么没有写普通农民的书不同，同出身湖南小康之家的少年李嵩，认同的是父亲挣扎于现实生活所体现的等级秩序及人权差距。父亲在儿子身上寄托的生活理想，有着延续千年的社会根基和思想渊源。

李嵩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据查，李嵩担任暂编第52师师长后，仅“特账”收入，就为其提供了可以任意开支的数额不菲的财富。

李嵩的“特账”不分公私，其占半数以上收入来源于“吃空”，即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1948年1月，纳入李嵩师长“特账”的“空额”至少有142名，其中在由吉林警务处部队改编的所属第2团和第3团分别“吃”到52名和12名，在其直接掌控的师直属辎重营“吃”到78名。所属第1团的老底子是原东北保安部队，李嵩虽然已在该团安插了一些从第19旅带来的骨干，但在彻底掌控之前，这个团的空额是不便“吃”的。

李嵩“特账”的资金来源，除了从下属团队收上来“空额”兵饷和粮代金等经费外，还有“制作符号剩余款”、“购买大车剩余款”、“行军锅灶剩余款”，上级拨发的“犒赏费”、“防寒费”，还有从东北交警总局吉林警务处带到暂编第52师的“滚存结余款”等等。这其中的“购买大车剩余款”和“购马剩余款”，很可能是1948年3月该师从吉林撤往长春途中抢劫老百姓的牲口和大车卖的钱。

上述所有款项的开支，均由师长一人说了算，这在旧军队天经地义。李嵩师长的伙食费，购买服装、留声机、俄国毛毯、字画、鹿茸等私人物品的费用，支汇妻子蔡凤仪和长沙亲友李世辉等人的款项，均从这里开支。除此之外，“特支费”、“犒赏费”、“招待费”、补贴部分军官的“医药费”、“副官处购买汽车材料汽油”等公务活动也要从其中开支，不过这类开支只占10%左右，且其中多数款项后来又转到“临时费”中去了。军长给李嵩的“犒赏费”，“犒赏”到李嵩部下头上的仅占13%左右。

与当年毛泽东旗帜下的人民军队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 ，通过实行官兵一致将精英阶层的利益向下压缩，通过建立以士兵委员会为标志的民主制度将士兵阶层的权力向上提升不同，国民党将佐为了维护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在本集团相同或相近阶层的圈子里，是很“讲人情”的。维系“金字塔”式的权利结构，靠“倒金字塔”式的利益结构。各级带兵长官“讲人情”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吃独食”。所以，“特账”还有一项较大的支出，就是给部分军官送钱，以“车马费”、“特支费”等名目，予以补贴。送钱的对象一般是副职或不带兵、没有经济权的军官，上级、本级、下级都有。当然，都是用得着的人。至于钱送谁，送多少，无一定之规，完全凭师长个人的喜好，想送谁就送谁，想送多少就送多少。这种对部队经费的公开侵吞和随意支配，不仅强化了长官手中随心所欲的权力，还以“仗义”的面目，强化了将佐阶层内部的“忠义道德”。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博弈论定理——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人了。

国民党将佐阶层遵循“帕累托定律”对士兵阶层利益的“损害”，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大量引用美国国务院档案后，多有记述：“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抗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甚至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基于官兵切身利益的对抗性分离，国民党军队要驱使广大士兵投身抗战，只能凭借血腥的强迫纪律。史料记载，李嵩抗战时期的长官张灵甫师长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杀一儆百，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 ，你团里有几个（他的惯用术语，就是有几个要枪杀的官兵）？”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出几个来。”刘又说：“只有拿我去枪毙吧。”

张灵甫式的“暴戾”，在国民党军队绝非特例。在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新1军当过兵的容开业著书回忆，他所在的新1军新38师112团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每次移防前两三天都要枪毙几个逃兵，以杀鸡儆猴。如果团禁闭室没有现成的逃兵，团部就派人出去捉一两个回来，再绑到全团集会上枪毙。至于捉回来的是不是逃兵，甚至是不是兵，都很难说。

也正是大量耳闻目睹了“老百姓被当兵的欺负，当兵的又被当官的欺负”，从德国留学回国后曾在胡宗南部任基层指挥官的蒋介石之子蒋纬国，才深刻感悟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一再丧师失地的内在原因：“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蒋纬国甚至断言：国民党军队“冤死的人不计其数”。

公道地说，蒋介石父子以及国民党军政界的有志之士也想革除军政积弊，但利益之争如同与虎谋皮，他们所依靠的阶级内部“人情”泛滥，不允许。而当泛滥的“人情”阻止不了既得利益阶层不愿意看到的利益调整时，暴力便应运而生。国民党北伐成功后，曾于1929年在浙江省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二五减租”办法，结果不但推行不下去，而且直接导致推行减租最力的沈玄尘（定一）被暗杀。 显然，推翻阶级压迫制度的“暴力革命”不是纯主观意志的产物，被某些当代知识精英所指责的“暴民”，是“暴主”及其“暴政”逼出来的。

旧中国阶级矛盾在民族存亡关头，被民族矛盾挤到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而一旦民族矛盾缓解，那种基于维护剥削制度的旧道义本身固有的残酷性、腐朽性和没落性，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一览无余。

李嵩原本纯洁的性情被“金字塔”上的权力扭曲了，原本善良的心肠被“倒金字塔”中的利益钙化了。由于缺少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共同利益基础，李嵩的嘴里不能不经常喷出一些子虚乌有的谎话、瞎话：“共产党卖国，把东北一百多万青年送到苏联当劳工，结果冻死了二十多万。”“八路的大炮都是用东北女人向苏联换来的。”“八路军抓住俘虏不但不给饭吃，还要挖眼睛，剁脚杆，砍脑壳。”“战场上被俘虏，就像女人被强奸没脸见父亲一样，所以，即便只剩一个人，也要抵抗到底，子弹没了，就拳打脚踢口咬，决不能投降！”

李嵩的人性被他效力的旧制度异化了，但他的良心没有彻底麻木，良知没有完全泯灭。在解放战争后期，李嵩确确实实“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据曾泽生军长著文记载，起义前，曾泽生几次与李嵩谈话，“李嵩表面上表示亦不满现状”。

李嵩“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并非空话。李嵩的前任刘伯中劣迹斑斑，被“撤职押办”后，不但没受到处罚，反而乘机逃离了地狱般是战场，并凭借其胞兄刘咏尧（活跃台湾歌坛、影坛的刘若英是其孙女）时任国防部军职人事司长兼参谋次长之便利，扶摇直上，先调国防部任少将部员，后调徐州“剿总”任中将副参谋长（未到职）。

如此治军，又怎能不让正赴汤蹈火、曾耿耿忠心的将领们寒心？也正是不满国民党腐败和没落，加上自己患有严重的胃病和肺病，李嵩才下决心提出“请长假”辞官返乡的要求。

郑洞国为控制部队，极力挽留这位得力干将。几经努力，李嵩只获得两个月医病的短假，这时，飞机已不能在长春降落，未能成行。蒋介石为了嘉勉、安抚这位“抱病服务”的黄埔学生，派飞机专门给李嵩空投了药品、罐头及亲笔慰问信。

就这样，李嵩身不由己地作了行将就木的旧制度的陪葬品。

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期间，由于李嵩有求知欲，看了些理论书籍，肯研究问题，在后期当选为学习组长，认识也有所转变。

然而，李嵩还是于长春起义三年后，被判处了死刑。

对李嵩之死，有人归因于“阶级复仇”：血债血还，欠命偿命，情理之中。

其实不然。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曾经创造性地驾驭了被压迫阶级的仇恨心理，并把亿万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汇聚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掀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是复仇，多少年来，其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敌军政策，一直反对狭隘的复仇意识。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将之归因于中共历史上的“左”。

“左”是一个筐，似“左”非“左”随意装！

比较中外的“月亮”常常可能背上“崇洋媚外”的恶名，但外国的“月亮”确有圆润、晶莹、清晖四射的时候。

李嵩的死刑，是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的。

西方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称：包括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内的“几次运动都是在1950年后期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以后发动的，它们的激烈程度无疑与朝鲜有关。党的领导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这不但是由于美国进攻的危险性，而且是由于国民党重返大陆的可能性”。

该书还特别注意到：“从毛泽东对反革命分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鲜战争时领导态度的转变。1950年9月后期，在决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泽东宣称，不杀一个特务是必须坚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剑桥中国史》的基本判断没有错。据统计，抗美援朝之初，全国各大军区尚有未经处理的国民党起义与投降军官3万余人。这些人的情况非常复杂，经过一两年的教育，大部分得到了初步改造，消除了敌对思想，承认罪过，希望给以出路，但仍有一部分反动思想浓厚，朝鲜战争爆发后甚至非常狂妄。对此，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基于“政治上的需要” ，于1950年12月发出《对起义与投降军官处理办法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实现我军政治诺言及安定社会秩序两个原则下，根据不同情况按量才选用，组织生产，资遣回乡，长期管训及惩办首恶之方针，分别予以处理”。

不过，《剑桥中国史》也有局限。新近披露的史料表明，1951年5月初，毛泽东从外地刚一回京，马上找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强令立即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电告中南、西南等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压反革命运动捕人杀人失控情况。 毛泽东还特意创建了“死缓”刑名，并在1951年5月8日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中，提出了“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的政策要求。

毋庸置疑，当年主持地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中南局第一、二、三书记林彪、邓子恢、叶剑英，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合理性的“下马治国”天才。但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 ，由此才成为绝大多数中共天才们不计个人恩怨得失毕生追随的超级天才。正如英国史学巨匠汤因比赞誉“毛泽东比我们时代先进50年” 那样，毛泽东以其超量胸怀、超凡气魄和超级视野，通过预设“死缓”刑名，以当代管理学定义的“容错程序”，为几十年后纠正错案，保全了一大批敌对分子的性命，更为社会进步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话又说回来，虽然地球那一头的“老外”对毛泽东态度的考证欠精确，但他们看到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麦克阿瑟压向中国边境的坦克、飞机、大炮，乃至于杜鲁门1950年11月30日的原子弹恐吓 ，与蒋介石企图派出第52军先遣赴朝参战的反攻大陆喧嚣之间的必然联系，无疑，要比脱离历史环境批“左”走极端的某些中国知识精英要深刻得多！

镇压反革命运动不是新中国的复仇祭祀，它是在受到严重外来侵略威胁的历史紧要关头，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会减震程序”。以小震，释放大地震的破坏性能量。以少数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量流血。

把李嵩推向断头台的，是历史。

“天若有情天亦老”，无限发展着的历史永远年轻。

当然，李嵩生命的终结也有个中缘由。由于在起义前被先行被扣押，丧失了起义人员身份，又几经辗转，由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到佳木斯解放军官教导大队，再进抚顺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官教导团，在国民党战俘、战犯堆里，李嵩比其他国民党将领处于一种更危险的境地：暂编第52师被成建制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控诉运动，故李嵩被广大起义官兵揭发、控诉出来的罪恶，较之其他被俘后所属部队随即被分散消化的国民党将领，内容更多，事实更清晰，证据更充分。

据李嵩部下揭发：李嵩吉林警务处处长期间，1947年7月，所部在吉林铁道口抓住十余名无证明的老百姓，李嵩下令关进空房子的地下室，未几，全部折磨而死；1947年9月，部队防守杨家店子，有一名士兵战场投诚，李嵩命令排长去追，没追回来，于是，下令按照“连坐法”将排长、班长和该班士兵共七人全部枪杀。李嵩任暂编第52师师长期间，1948年3月部队由吉林市撤往长春市途中，李嵩下令将混入部队的老百姓全部枪杀，他自己亦亲手枪杀两人；同年5月在长春二道河子，李嵩下令将解放军释放回来的一名排长和一名班长枪毙。

惩治逃兵，李嵩的部队更为残酷。

根据改造国民党第60军的统计资料，旧军队残杀逃兵的方法达一百多种，有枪毙、刀杀、火烤、开膛、破肚、扒皮、抽筋、勒死、活埋等等，其中尤以由交警部队和地方保安武装改编的暂编第52师最为残酷。

该师第1团迫击炮连曾有一名连长，将抓回的逃兵剥光衣服，用四颗大钉子钉在大树上，折磨了整整一昼夜，让他活活痛死。

该师第3团抓住逃兵后，先挖一个深坑，里面铺满生石灰，将绑住手脚的逃兵推入坑内，再去浇水，让士兵活活烫死。

有的军官将逃兵吊在半空中，下面用火烤，烤得士兵浑身流油，一直烤到人油滴尽，通体焦黑死去时为止。用火烤逃兵时，有一种特别的吊人方法，就是把绳子拴在逃兵身体一侧的手拇指和脚拇趾上，再吊起来。不知哪个烂学究，给这种吊人方法起名叫“凤凰单展翅”。还有的军官把逃兵绑在柱子上，用刀破腹后拽出肠子，再用小刀从逃兵的前额上开始往下剥皮，当众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活活地剥下皮来。

如今，有人将当年追究少数起义投诚人员历史罪恶，作为“左祸横行”的典型例证来批判，甚至还有人在境外拿欧阳午曾被当作“战犯”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殊不知，当年最先、最强烈要求追究个别起义投诚人员历史罪恶的，不是中共干部，而是觉悟后的广大国民党起义官兵。最典型的，是胡宗南部某副师长，起义前曾经利用职权鸡奸了89名部下，在控诉运动中，义愤填膺的受害官兵甚至强烈要求把这位副师长裤裆里的那个玩意儿割掉﹗

李嵩被判死刑的个中缘由还有，就是在押期间，他对自己的历史罪恶只作原则批判，没有具体交代，特别对残杀平民、屠杀战俘一类的战争罪行，以及贪污吃空、虐杀士兵一类人权罪行，更是始终只字不提。这要发生在一般战俘将领身上，也不足为奇，但李嵩身上有着“特务”印记，人们对他的高度警觉与戒备，是有理由的。

历史的演进是有代价的。付出代价的历史，在进步。

这进步，印证在李嵩旧属的叛变事件上——李嵩被扣押两个月后，其原属第1团4连约一个排发生叛变，并绑架了指导员高汝云。叛变分队于次日被解放区地方武装全数截获。之后，多数参加叛变的士兵都回到了原连队，在指导员高汝云等解放军干部的启发教育下，完成了阶级意识的大觉醒，其中不少人成了连队的骨干，有的当了班长，有的当了副排长，有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进步，体现在李嵩的认识里——李嵩初进“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时，曾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讲和”，认为蒋介石所提条件的“讨价”，中共可以“还价”，“如果中共硬打下去，要负内战责任”。而到学习后期，李嵩写到：新中国“不再是吮血魔鬼的天堂、人民大众的地狱了。昨天被视为奴隶的穷苦大众，要作今天的主人，这个历史的大翻身，充分地证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性，与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领导的成功”。

这进步，还记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史中——李嵩病故的同年，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英雄称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志愿军总部批准授予称号的团以上单位，惟有该团。鲜为人知的是，该团坚守白云山主峰的第5连 ，是长春起义部队惟一发生叛变的连队，即李嵩的旧属。

无意陪葬的李嵩，被历史无情葬送了。

一件早该改判或撤判的死刑案，沉淀了35年。

（《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1月总第016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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