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纪念八一】从南昌到汕头--陈赓 -- 张丹宁

　　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要求，现将我参加南昌起义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有关南昌起义的若干事实作如下介绍：

　　我是同盟会会员，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反满清、反对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斗争，一直到国共合作前(即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我没有参加过其它党派和团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份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同船去广州的还有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杨??公等同志。抵达广州时，经薛卓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为鄂、豫、皖边区农民运动领导人，后被张国焘所杀害)、高语罕(后为托派)介绍，陈延年同志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二大以后，指定我为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及筹备召集人。经过上海时，由中共中央介绍柯庆施同志当秘书回皖工作，柯担任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我为驻会常委，负责对外联络工作。

　　当时蒋介石还不知道我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去南京途经安庆时，曾找我谈话。他说：“你是老广东，老同志啦!你肯到南京就好办了。”在安庆我一听到这些话，就知道不好了。但表面上还是对他比较客气地说：“总司令，我们还是不要走太平天国的末路自相残杀。我劝总司令最好要搞国共合作，中山先生的遗教是不错的。”当时蒋介石听了以后，只是鼻子哼了哼。他真是“蜂目而豺声，忍人也。”这句话是我最先说出来的，原是《左传》中骂某个霸王的话。

　　因我不允前往南京，蒋介石就派杨虎等人亲自来党部抓我，幸好同来的北伐军政治部辛范文同志(中共党员)给我报信，才能逃离安庆。在离开安庆之前，我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及北伐军三十三军联合名义发出了反蒋通电。与此同时我又致电邓演达、徐谦等人，请他们给予支持，并建议北伐军总政治部直属国民党中央，与蒋介石脱离关系。当时三十三军军长常藩侯，也是个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把他拉过来反蒋的力量可以大一些。为了在国民党内部作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工作，在去武汉的途中我曾去驻马店活动北伐军方振武部，希望他能回皖公开反蒋。到武汉以后，我们党内开过会，决定让我去作冯玉祥的工作，当时冯玉祥是个倒戈将军，他和我是同乡(安徽巢县人)，冯表面上对我还好。我(代表安徽)，高语罕(代表中共中央)、邓演达(代表武汉政府)同去见冯玉祥。但这时冯玉祥已准备公开联蒋反共了，因此这次会议没有什么结果。冯到徐州后就和蒋介石站到一起公开反共。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国民党内部分化了，武汉政府任命张发奎为东征军司令，黄琪翔为副司令。在这个紧要的历史关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面目更暴露了。他当时口口声声地念和平经，还胡说：“这次东征把蒋介石打掉以后，我们要和国民党搞和平分工。”但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我这时已经开始认识到陈独秀放弃武装斗争、右倾投降的许多错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我们从武汉来到九江。到九江去从思想上是想看一看斗争形势是怎样发展。在此期间，吴玉章、谭平山、高语罕、廖乾吾等都先后来到了九江。

　　党在九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要立即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林伯渠、吴玉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到九江时，会议已接近尾声。九江会议时间很短，我虽未参加，但也在九江。在武汉时，党内有一部分人赞成和国民党分家，但还有一部分不赞成和国民党分家。

　　随后，情况不同了，主张和国民党分家，和他们公开干的人就居多数了。陈独秀那时已经快要被开除了。在九江时高语罕将党内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告诉我。我曾对他说：“我是同意干的，但在武装起义同时，无论如何统一战线是不能丢的。”但在九江会议以后，高语罕没有通过党的同意就发表了宣言，这是很错误的。这也是他开始反革命、附和陈独秀，走上了托派叛党道路。九江会议后，我们就准备前往南昌，参加武装起义了。

　　我和吴玉章、高语罕等人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前往南昌。在武装起义前一天晚上到达了南昌，住在南昌大旅社(现在的江西大旅社)。吴玉章同志也住在那里。我住在二楼，房间号码已经记不清了。周总理是领导武装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当时我们共产党很可怜，没有军队。贺龙同志在起义时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部队多，力量大，所以起义时就由贺龙同志任总司令。

　　七月二十九日在江西大旅社的党员还很多，如徐特立、方维夏、郭亮同志等都在。我到南昌后就和周总理、谭平山见了面。武装起义前还召开了会议，开会时许多人都说军队还是少了些，如果迟一点搞还可以多拉出一些军队来。例如国民党第六军的张轸后来还说过：“你们起义时，怎么不要我呀!”当时的会议是由谭平山主持的，周总理和军队一直在一起，也常去江西大旅社，我们到南昌后他就来了。我们这些代表来九江是很急促的，党一下命令就来了，也不是很有计划，但到了南昌第二天就起义了，因此参加其它大的活动也就不多了。

　　南昌武装起义时成立革命委员会是谭平山在开会时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武汉时就想搞，到南昌后，除周总理、贺龙同志外，起义过程中谭平山还是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南昌起义开始了在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尝试，也用实际行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当时武汉方面批评南昌起义草率，计划不周密等。在南昌起义以后，谭平山给我的任务是回武汉去动员国民党左派到广州开大会，我从南昌动身回到武汉邀请国民党左派以及地下的共产党员都到广州参加大会。到达上海以后，才知道贺龙的部队已快到了汕头，我想到汕头去是一条绝路。他们打电报叫我也去汕头，有两个年青的共产党员彭干臣和杨浦泉说：“朱老，你去武汉，我们都去汕头。”我对他们说：“你们去广州、去东江都成，就是不要去汕头。”但杨浦泉同志还是很热情地去了汕头，到汕头后就被抓走枪毙了。

　　起义部队到汕头后都走散了，贺龙同志等人到了香港，谭平山带着的革命委员会也都散了。朱德同志当时带着两营人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的部队会师。周总理、谭平山则经过香港去了上海。虽然起义失败了，但在我们党领导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从此我们党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南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