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解读项羽 -- 菜九段

史论还是不要太随意[ALIGN=CENTER][/ALIGN]

　　霍达先生《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一文，于《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刊出，洋洋洒洒数千字，几乎半个版面，笔者读后却不禁疑云满腹，其中很多说法实在无法苟同。

　　霍先生此文，意在探讨楚汉相争项羽失败的原因，从《史记?高祖本纪》的一条材料入手，展开分析，最后读出了“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的项羽失败的“一个致命的直接原因”，就是项羽比刘邦讲道德。与这一点相比，“政治上谁是谁非”根本就不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因素，“军事上谁强谁弱”“谋略上谁巧谁拙”也都非常次要，关键的左右因素是“一个无形的道德力量”，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他被道德所制，所以：“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嘘唏、追思怀念，多半在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

　　然而，真是如此吗？

　　霍先生直接用以支撑上述论点的，是《史记?高祖本纪》中一段记载：刘邦于天下大定后，曾与群臣探讨最终能战胜项羽夺取天下的根由，其时高起、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就是在这段记载里，霍达先生发现其中大有奥妙，指出“高起、王陵所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至关重要”。何以见得？是因为项羽虽然一生残暴、杀人如麻，“然而，正是他的敌对阵营中的高起和王陵说他'仁而爱人'，这怎么解释？高起、王陵是汉臣，在汉高祖刘邦面前，他们不可能违背事实，为项羽涂脂抹粉，而且刘邦也没有反驳，可见'项羽仁而爱人‘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为项羽破例地作《本纪》，将其功其过其得失都秉笔直书，当然难能可贵。但司马迁毕竟也是汉臣，他不可能有意美化项羽，把不存在的美德强加于其身。”

　　读到霍先生这段话，不禁哑然失笑，就这么一条平常材料，也值得如此拍案惊奇？？高起、王陵说项羽仁而爱人，这有什么不好解释的？项羽仁而爱人是当时人们普遍看法，这也是事实，只是这又何需霍先生如此如此反问、推论一番才能揭出？这种说法在《史记》里并不是只有《高祖本纪》这一条孤证，《陈丞相世家》里就有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的记载，《淮阴侯列传》里也有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的记录，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倒是霍先生将高起、王陵说到的“仁而爱人”理解成项羽的一种“美德”，并进而推论：“'项羽仁而爱人’之说，必有所本。'仁‘是什么？孔子曰：’仁者爱人。'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才大有问题。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霍达先生所引的《高祖本纪》里的这段话，就不难看出，高起、王陵说的项羽的“仁而爱人”，和霍先生旁征博引的孔孟之道根本是两回事。高、王所说的刘邦的“慢而侮人”和项羽的“仁而爱人”，以及整段话中连用的几个“人”字，其实都有特指，特指刘、项二人的部下。也就是说，这里讨论的是刘项二人如何对待人才的问题，而不是是否“仁民爱物”的问题。《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中的相类记载亦然，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这也是在说项羽对部下的态度，部下生了病，会流泪，分自己的饮食给他，但他们立了大功该封爵时，印都刻好甚至磨损了，还舍不得封赏，所以韩信挖苦项羽是“妇人之仁”。在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高起、王陵，还是陈平、韩信，他们在谈到项羽对部下所谓的仁爱之后，无不转而批评他的小家子气，不能对下属建立真正的激励机制，都是在说项羽驭下之道大有问题。这几段文言并不难解，霍达先生怎么就从中读出了项羽的重大“美德”呢？而且还批评两千年来人们对项羽的“仁而爱人”“完全不予注意”，这实在是少见多怪，因为这其中并没有甚么微言大义，值得大家似霍先生这般去重视。

　　其实霍达先生也并非不知项羽的残暴，并非不知项羽根本就不是什么“志士仁人”“为天下得人谓之仁”，霍先生自己就在文中列举了项羽一系列大肆屠戮的暴行，说他“称得上杀人如麻的魔王”。但霍先生为了支撑自己的“道德悲剧”说，便在接下来的论证中偷换道德一词的含义，不谈什么“仁民爱物”，转而去论证：“（项羽）毕竟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虽不一定信服，却难以摆脱其约束。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在楚汉相争之中几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来。”

　　这里霍先生未免过于勇于假设了，怎见得出身于贵族世家的项羽就一定会“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项羽的时代，是刚历战国乱世和以吏为师且对儒生严厉打击的秦代，而项氏家族又是生活在重巫鬼的楚文化地域里，以为这一贵族世家会如后来的宋、明之世那样将儒学当作必修课，纯属想当然。

　　论点可疑，下面的几个论据也无一立得住。

　　霍先生举的论据一，是鸿门宴，说项羽明明可以杀掉刘邦而没有做，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个'道德法庭'阻止他那样做”。其实《史记》中关于鸿门之会的叙述虽精彩纷呈，但疑点很多，一些史家并不将这一段作信史来读。这且不去说它，姑以《史记》所述为准，那也只能从中读出项羽为人坦率、易受欺骗，和“道德法庭”无干。最有力的反证是，项羽在听到刘邦赴鸿门宴对他道了几句甘言卑辞后，立时轻信，随即说出刘邦那边向自己通报信息的是曹无伤，导致刘邦回营立诛曹无伤，项羽这白白损失掉一个极有价值的内线。请问项羽如此作为又是受了什么道德律令驱使或制约呢？这只能说明他的头脑简单，而且还不是一般地简单。他放跑了刘邦也是被甘言蒙骗且没将对方当作自己将来强劲对手的表现。如项羽心中真有个什么道德法庭可以阻止他杀刘邦，那他后来悍然杀掉自己所立的义帝楚怀王又怎么解释？（项羽立义帝便已是失着，立而复弑，更是愚蠢之极，明人凌稚隆《史记评林》、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均有评论，此不赘。）

　　霍先生举的论据二，是广武之战前，项羽将捉到的刘邦父亲置于俎上，威胁着要烹掉，逼迫刘邦让步，刘邦居然请分一杯羹。这个例证举的也不伦不类，此事固可说明刘邦脸厚心黑，不受道德所制，但也并不能反证项羽的做法就是道德英雄所为啊！项羽此举又何尝合乎“仁义礼智信”？举这个例子又能说明什么？对这个问题，霍达先生还不如古人看得透，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云：“兵钝粮绝，项王为此，乃急着也。已为汉王窥破，必不敢没太公，故为大言。”洪亮吉《四史发伏》则云：“烹则烹矣，必高其俎而置之，无非欲愚弄汉王，冀得讲解耳。汉王深悉其计，矫情漫语，分羹一言，虽因料敌太清，然逞才太过，未免贻口实于来世。”双方形势及心理大体如此，谁也扯不上道德不道德的问题。

　　霍先生又举的一例是，一次楚汉两军相持，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语见《项羽本纪》）此话在霍先生看来很“壮烈”，而且是“把急于结束战争的愿望提高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其实《史记》中明明写出了，当时的情形是双方“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都给拖得疲惫不堪，大概对项羽这样的急性子人来说尤为难以忍耐，所以才要和刘邦“单挑”。项羽提出这样要求，只能说明他幼稚得可笑，幻想人家会跟他决个人勇力来定天下，这样的要求除了白痴谁会理睬？项羽这时谈什么“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但反观其一生，屠戮、坑杀无数，秦宫一把大火三月不灭，又何曾为天下民父子着想？相反，倒是刘邦听了项羽这可笑的要求，数说他有悖当时“道德”的十大罪状（见《高祖本纪》），还更义正词严一些。

　　霍达先生最后说到项羽乌江自刎，是“决心以死平息这场战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者。此时此刻，左右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有两个字：道德。”“死得非常道德，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若真是如此，这项羽甘以一身息天下干戈，其大仁大勇大慈大悲，真堪与佛祖媲美了。只是项羽的最后失败及乌江自刎，恐怕并非如霍先生高唱的这般光辉灿烂。若照宋人刘子??的说法：“羽所以去垓下者，犹冀得脱也，乃为田父所绐，陷于大泽。亭长之言甚甘，安知不出田父之计耶？羽意谓丈夫途穷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故托以江东父老所言为解耳。使羽果无东渡意，岂引兵至此哉？”（见凌稚隆《史记评林》）也许我们可以认为刘氏的说法推求过深，未必合于太史公本意，但霍先生所谓杀身成仁说只怕也是陈义过高，不合于实。的确，如果是那无赖刘邦当此境地，那是一定要上船逃窜的，与刘邦的这种可能选择比，项羽那慷慨赴死的贵族式的骄傲、坦荡以及“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担当的确更让人同情乃至心生敬意，但即使如此，这仍不便拔高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霍先生从高起、王陵的一句“仁而爱人”入手，洋洋洒洒数千字，将项羽说成一个光芒四射的道德英雄，将他的失败说成是道德的悲剧，但霍先生似乎忘了两点：一是所谓的“仁而爱人”，太史公在《高祖本纪》开篇介绍到刘邦时，也下了这一模一样的四字考语，这又如何解释？第二，对刘邦、项羽这样的历史人物，后人如果一定要评价他们的道德，应以何为标准？如果仅以个人的生活表现和对属下的恩义来看，则南朝梁武帝自奉甚俭、斋僧礼佛，对贪酷暴虐甚至叛国的皇亲士族也大讲骨肉恩爱，那确乎是非常有“道德”的，不但比项羽“道德”，跟李世民比，跟那个靠诛杀兄弟逼迫父亲得位、生活也不够俭朴的李世民比起来，那也是“道德”得太多了！但怎么就没有人把梁武帝的最终败亡当作道德悲剧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如从天下大众的角度来感受，这梁武帝的昏聩统治就太不道德了，故其最终死有余辜，并难逃昏暴之君的历史评判。

　　因此，即使是站在旧时的民本立场，刘邦、项羽谁更“道德”本也是个不难评判不必再论的问题：刘邦固每多无赖行径，但其入咸阳而与秦民约法三章，“秦人大喜”，军队不受百姓牛酒，秋毫无犯，“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是清清楚楚的史实，故而即使是太史公对刘邦颇多嘲讽，在《高祖本纪》论赞里也对其废秦苛政“使人不倦”予以肯定，清人洪亮吉分析“高祖所以得天下者有五”，第一条就是“扶义而西，无所侵暴，告谕父老，约法三章”，因此，就算是刘邦个人品行大成问题，其与民生息不过是一生做伪，那也不妨从民本的立场上来说他是“道德”的；而反观项羽，其固喑?f叱咤一世之雄，为人也相对坦率磊落，然自起兵以来动辄屠城、坑杀降卒，“所过无不残破”，明人杨维桢斥其“嗜杀如嗜食”“真天下之桀也”，诚未过当，胡寅、凌稚隆、郑燮、赵翼等旧时文人士大夫也对项羽的暴虐多予贬斥。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扬刘抑项所立足的民本思想放在今天看并不多么高明甚至还大有缺陷，只是，不可思议的是，现在有的人连这都不如，本应受过现代文明理性熏陶，却热情地为项羽诸多暴行开脱，道什么“也许是因性格使然，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两个含含糊糊的“也许”之后，就去深致“崇敬而惋惜”之情，去追思怀念项羽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此真咄咄怪事。

　　不必否认，许多人包括笔者自己在读《史记?项羽本纪》时，会对太史公笔下那纵横驰骋力拔山岳的西楚霸王唱叹不已，即使是宋代理学家朱熹，也会赞扬《垓下歌》“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但我相信，这种激情感受只是一种审美效应，并不代表道德理性判断。人，欣赏文艺作品或历史叙述中的人事，审美距离的间隔有时会暂时屏蔽掉道德理性的介入，这其实很正常，就如现时荧屏中，一个慷慨豪迈的黑社会头子，往往会比一个安分守法老实巴交的公民，更“酷”，更“可爱”，更招人待见，更有魅力，但这绝不应意味着那黑道首领更值得从道德的角度去赞赏。同理，看待历史人物，审慎地拉开审美的激情感受和价值的理性判断间的距离，不将二者混为一谈，应该说还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回过头来看霍达先生的高文宏论，过分地将道德强调作历史人物成败根由，这种史观本已待推敲，而道德评判的标准却又如此含混不清，这样推导出的“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的研究结论，只怕不但与具体史实不符，背后的史识更是大成问题。

　　（孙勇进 2002年8月24日）

附：

　　楚汉相争中的道德力量

　　霍达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先得。”刘邦和项羽双雄并起，叱咤风云，合力灭秦，夺得天下，又一分为二，豆萁相煎，势不两立，经过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最后以刘邦的胜利和项羽的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历来众说纷纭。范文澜先生说：“推究刘项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国农民，项籍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分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项籍“代表领主残余势力，要把社会倒退到秦以前的旧时代去，阻挠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只能成为一蹶不振的可怜虫”。（《中国通史简编》）至“文革”中，此说被利用于“批儒评法”，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刘邦是法家，主张统一，是进步势力；项羽是儒家，主张复辟分裂，是反动势力。给他们二人贴上“阶级”和“路线”的标签，只不过一厢情愿，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刘邦和项羽的起义，是陈胜、吴广率领的农民起义的一部分，顺应了天下反秦之暴政的历史潮流，客观上都代表了农民的利益，难分彼此。而在主观上，两个人都怀着做皇帝的野心揭竿而起，不管谁做了皇帝，都想统治整个中国，亦无所谓孰优孰劣。当初见到秦始皇的出巡的威仪，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

　　这便是他们最坦率的自白。至于刘胜项败的原因，刘邦本人在做了皇帝之后有一番很为得意的“经验总结”。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天下大定，高祖置酒雒阳南宫，向群臣发问：“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都武侯高起、信平侯王陵答道：“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但是刘邦却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魏，不绝粮道，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长期以来，论者多数以刘邦的见解为基础，从刘项两人在谋略和用人方面的强烈反差来分析刘胜项败的必然性，与前引“阶级”和“路线”的分析相比，倒更令人信服一些。

　　然而，这个答案还不是问题的全部。项羽的失败，还有一个致命的直接原因，两千年来一直被史学家们忽略。前引高起、王陵所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这句话至关重要。对于刘邦的“慢而侮人”，人们印象很深刻，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蔑视知识分子，往儒冠里面撒尿。而对于项羽的“仁而爱人”，则完全不予注意。项羽这个人的确可以称得上杀人如麻的魔王。早年他攻襄城，由于久攻不下，一旦获胜，就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加杀戮，“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进军咸阳的时候，新安一战，又“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他“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后来城阳之战“北烧夷齐城郭宫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其至北海多所残灭”，外黄一战竟然要将城中15岁以上的男子一律坑杀……他一生杀了多少人，恐怕数也数不清，不仅杀“敌人”，而且杀俘虏，杀百姓。然而，正是他的敌对阵营中的高起和王陵说他“仁而爱人”，这又怎么解释？高起、王陵是汉臣，在汉高祖刘邦面前，他们不可能违背事实，为项羽涂脂抹粉，而且刘邦也没有反驳，可见“项羽仁而爱人”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为项羽破例地作《本纪》，将其功其过其得失都秉笔直书，当然难能可贵。但司马迁毕竟也是汉臣，他不可能有意美化项羽，把不存在的美德强加于其身。“项羽仁而爱人”之说，必有所本。“仁”是什么？孔子曰：“仁者爱人。”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项羽生性残暴，少时“学书不成学剑”，未必读过多少圣贤书。但他毕竟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这一套道德规范，虽不一定信服，却难以摆脱其约束。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的致命弱点，在楚汉相争之中几个关键时刻都表现出来。

　　公元206年，项羽摆下“鸿门宴”，欲杀刘邦。以当时的军事力量而言，项羽拥有40万大军，号称百万，而刘邦仅10万，号称20万，悬殊很大。刘邦战战兢兢，俯首称“臣”地来见项羽，根本不是对手。当时，项羽想杀掉刘邦，简直易如反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大的障碍不在刘邦，也不在暗中帮助刘邦的项伯，而在项羽的内心世界。樊哙带剑拥盾闯帐时所说的那番话，正中他的要害：“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不管刘邦、樊哙的实际行动如何，至少在理论上满口仁义道德，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咄咄逼人，项羽竟无言以对。“义帝”楚怀王是他和刘邦拥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是共同约定的；如果他杀了刘邦，就毁了约，把自己陷入“不仁不义”的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义帝”只是个傀儡，刘邦和各路将领都惧怕项羽，他即使背叛义帝，杀了刘邦，也无人敢说什么。但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道德法庭”，阻止他那样做。于是，不顾范增的劝阻，项羽放虎归山了。这是项羽的一次重大失误。正如范增事后所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事实证明，这次失误造成了项羽的终生遗憾。刘邦死里逃生，得以休养生息，等到羽翼丰满，项羽再想消灭他，就难了。

　　公元前203年，在鸿沟为界的广武战场，项羽为了要挟刘邦，曾经做了一个水平不高的手脚，把刘邦的父亲抓了来，隔岸绑在高俎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他满以为，刘邦为尽孝道，一定会向他让步。却不料刘邦完全不为所动，从容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一招又失算了。他本来是以道德为武器，想制服刘邦，不料反为刘邦所制。刘邦这个人，为了全局利益，对于局部的必要的牺牲毫不怜惜。即使他的父亲真的被项羽所烹，也决不妥协。“治大国若烹小鲜”，“烹”一个太公又算什么？！何况他深知项羽的弱点。项羽既然和他“约为兄弟”，若烹了太公，就会落下“不孝”、“不义”的罪名，所以他断定项羽决不敢烹！而刘邦自己呢？他从彭城逃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担，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楚军的追击，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他心里只有自己，哪里还顾得上道德！可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又捡起道德这面旗帜，为自己大造舆论。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又击中要害！

　　公元前2002年冬，项羽在垓下大败，元气丧尽。在虞美人自刎以后，他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爱马乌骓交给了乌江亭长，也拔剑自刎，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对于项羽之死，历来评说甚多。项羽临终之前自己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完全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死得糊涂。“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把一切都归于“时运”、“天命”，迂腐得可以。当时乌江亭长对他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臣独有船，汉军至，无以渡。”而项羽却拒绝了这最后救他于危难的一次机会，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回去愧对江东父老，可以说又死得明白，死得壮烈。此前他还说过一番更为壮烈的话：“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民之父子为也。”把急于结束战争的愿望提高到了忧国忧民的高度。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时，曾打着项羽的祖父楚将项燕和秦公子扶苏的旗号，项羽和刘邦后来又立楚怀王之孙为“义帝”，都是为了在全国树立一个道德和道义的形象，把造反夺权的行为披上“替天行道”的色彩，易于获取天下人心。而当“天下匈匈数岁”，项羽速胜的愿望不但不能实现，反而一败涂地时，他便决心以死平息这场战争，即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者。此时此刻，左右他的思想行为的只有两个字：道德。项羽一生做了许多不道德的事，也许是因性格使然，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最后却死得非常道德，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句号。后世人们把他看做失败的英雄，崇敬而惋惜，大概都是因为这一点。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项羽的最终彻底失败。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兵败乌江的不是项羽，而是刘邦，他会死吗？决不会。既然乌江边上只有一条船，追兵必然拿他无可奈何。江东又有“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的“根据地”，为什么不去重整旗鼓、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呢？杜牧题乌江亭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但项羽毕竟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在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生路，而选择了死亡。他对江东父老有情，对虞美人有情，对战马也充满了深情。他对乌江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幕，我们看到的仿佛己不是杀人如麻的西楚霸王，而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个完美的殉情殉道者。甚至在死之前，他看到来追杀他的正是“叛徒”吕马童，还深情地呼唤：“若非吾敌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请赏。

　　楚汉相争之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政治上谁是谁非，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军事上谁强谁弱，谋略上谁巧谁拙，更有一个无形的道德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成为胜败的直接关键。刘邦知己知彼，游刃有余，自己不为道德所束缚，却又以此为武器一次次紧逼项羽，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项羽处处被动，而又总想在“道德”上无懈可击，一次次地坐失良机，最终四面楚歌，饮恨乌江。项羽的悲剧其实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虚欠欷、追思怀念，多半在于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李清照的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