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美国梦 -- Davi

《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第6期杜菁琳报道，一度轰轰烈烈的美国大选虽然划上句号,但是，在大选中斗得你死我活的几位总统候选人之间“你中有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大家都知道现任总统布什是前任老布什总统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位国会议员的孙子，是美国地地道道的商业贵族社会的嫡系子孙。被派往南亚慰问海啸灾区的美国亲善大使是为布什的首次总统竞选立下汗马功劳的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他正是布什总统的胞弟。

布什总统再选的主要对手、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毕业于美国有名的以奢华著称的贵族私立中学圣保罗（St Paul's），而且由于后来娶到豪门孀妻而在财富方面更进一步，成功地在金权政治家云集的美国议会中成为最富有的议员。

虽然是政坛嗣敌，布什与克里都曾就读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而且同属于耶鲁精英集团骷髅会的成员。而克里同一阵营内的另一个竞争对手霍华德?迪恩 （Howard Brush Dean）同样来自美国的“贵族”家庭。无巧不成书，布什总统的一位祖母辈亲属还曾是迪恩的祖母辈亲属的伴娘。

美国梦是一个被众多美国人普遍信仰的信念，即通过努力的工作，非凡的勇气与意志力，每个人都可以致富，实现自己的梦想。机会均等是美国梦的灵魂，人人平等是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写进宪法的条款，这里的平等即代表的是机会均等。聪明，勤奋与坚忍不拔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而幅度巨大的社会阶级纵向流动，尤其是由下层阶级至上层阶级的社会流动是美国梦表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特征。

虽然美国人深为其自由平等为底蕴的“美国梦”而自豪，只有上届总统克林顿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平民总统之一。他从社会底层依靠自己的实力一路奋斗而上，其成功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

400年前，一群理想主义的清教徒们离开了继承和世袭制度盛行的欧洲大陆，将自己放逐到了美利坚。从建国一开始，美国人就相信机会的平等是他们的国家与欧洲旧大陆的不同之处。在1865年至1900的流金岁月（Gilded Age）时代，由于商业，重工业，铁路以及重商主义经济政治学的发展，一些身无分文的美国人在一夜之间因为金矿油田的开采而跻身于富翁一族，而一大批成功的经济人士后来又相继改头换面，转行成了政界要员。人们称这些人为泥腿子贵族 (Robber Barons)。美国巨富洛克菲勒与卡耐基就是这样白手起家的典型。霍雷肖?艾吉尔（Horatio Alger）是美国流金岁月时代的代表作家，描写了很多出身穷苦，最后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发家致富，实现美国梦的人物形象。人们将之称为“霍雷肖?艾吉尔式”神话。

时至今日，众多的美国人仍然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想象成鼓励社会等级纵向流动的化身与代言人，相信一个人可以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家族关系而取得成功，即使是妇女与黑人也不例外。这样的乐观态度在欧洲，除了英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则极为罕见。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相信他们的成功由一种超过自己个人力量的因素所控制，但是在美国，只有32%的人相信这种宿命论。

实际上，美国社会现实总在背离美国人的理想。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首先就不承认妇女与黑人是他们“美国梦”的一部分。自从美国梦到达鼎盛的流金岁月时代起，美国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就达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由贫富分化，以及由贫富分化产生的机会不均等就开始愈演愈烈。美国梦的第一批实现者，第一代白手起家的“泥腿子”贵族们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让他们和真正的传统世袭贵族的女儿结婚，最好是从古老的欧洲大陆“进口”的贵族新娘。国家政治落入了一小部分封闭的团体里。在同一届议会里工作的议员下班以后会是同一个百万富翁俱乐部的成员。

时至今日，在一个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梦想成为总统的国家里，实际上在形成这样内部封闭式繁殖的政治精英。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技巧以让自己的阶级复制永存下去，这些技巧包括“贵族”纽带的相互连接和加强，社交圈子的交叉，对外界的排斥以及与其他阶层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下层的普通人越来越难以参与到上层政治社会，美国的精英们正在想方设法地让自己与其他劳动阶级区别开来，以便保持自己对这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牢牢控制。美国梦正在患有致命痼疾，而美国整个社会正在感染日益严重的“纵向流动硬化症”，这在政治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性在收入方面也愈演愈烈。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学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统计表明，在1979至2000年间，社会最底层20%的家庭收入只增长了6.4%，而最上层20%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70%，最上层1%的家庭收入增长了184%，最顶尖的0.1% 或 0.01%增长得更快。在1979年，美国社会最上层1%的收入是最底层20%家庭的133倍，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189倍。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支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分析了过去三十年的美国家庭收入。他们发现在90年代，有40%的家庭停留在原有的收入阶层，而这个数字在80年代为37%，而在70年代则为36%。

30年前，全美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的平均年收入是130万美元，是普通雇员的平均收入的39倍，但在今天，前100名高级企业主管平均每年要将3750万美金收进腰包，这个数字比他们自己的雇员高出1000倍。

经济政策学院指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不断下降，，只有12%的人口从社会的底层（收入最低的20%）上升到最上层（收入最高的的5%）。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1%。越来越高的收入差别导致了越来越少的社会纵向流动性。美国社会已经患上了越来越严重的纵向流动硬化症。

虽然美国人深为其自由平等为底蕴的“美国梦”而自豪，只有上届总统克林顿是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平民总统之一。他从社会底层依靠自己的实力一路奋斗而上，其成功是典型的美国梦的代表。

在流金时代的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同样出现了大批想阻止这种社会财富与权力集中的趋势。进步的革新主义政治家们改善了国家教育体制，而很多泥腿子贵族也摇身一变成了慈善家，捐赠了大笔大笔的款项去修建学校，免费图书馆以帮助来自社会底层的学子。西奥多?罗斯福倡导了遗产税以避免巨额财产的世袭，哈佛大学1933-53年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也倡导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以避免自己的学校成为一个美国社会培养贵族的摇篮。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西奥多?罗斯福与科南特所害怕的“硬化”趋势大有加重的趋势。但为什么没有人象西奥多?罗斯福与科南特那样挺身而出呢？

美国的精英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化的世界，从幼儿时代起他们就被迫学习钢琴与芭蕾舞，上学后又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学习班去应付考试，挤进一流大学，就职以后夜以继日的工作以获得提升，成家后还要拼命挣钱以让他们的孩子有充足的学费上最好的私立学校与大学。这些人完全相信美国是一个实力社会，他们也在辛辛苦苦凭实力打拼。美国梦中强调机会均等与个人奋斗是它的优点所在，但是它的缺点是有时忽视了个人家庭环境的影响与继承财富的关系，即机会均等，却片面强调了个人的努力，而将没有成功之人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他们不够努力。这样会大大削减对贫困人群的资助力度。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促进下层社会向上推进的引擎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灵了。由下而上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教育，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事实。从1975年-99年的时间内，高中学历的美国人工资基本与过去持平，而本科学历的人工资却有了显著上升，而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工资则呈火箭式上升。但是布什政府却将教育基金一减再减，教育机构越来越成为富人的工具，而其对穷人的帮助却越来越少。

教育系统内的层次分化正在越来越与社会阶层的高低成正比。寒门之子受到越来越多不利因素的制约。由于学校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所处地区的税收支持，所以贫民区的学校与富裕学区的校园相比有着少得可怜的硬件设备与师资力量，造成了“越穷越笨，越笨越穷”的恶性循环。这种笨不是天生的，而是不平等的社会教育体系后天造成的。

经济学家杂志最近批评说原本应该是教育先锋的美国名校在助长而不是努力消除这种教育上的“贫富岐视”。名校毕业证往往与最好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全美最好的146所学校中有四分之三的学生来自美国最富裕的四分之一的家庭，而只有3%来自最贫穷的四分之一家庭。例如哈佛大学学生的中等家庭年收入庭为15万美元。这同意味着在一个精英学校里，你遇到一个富裕子弟的机率是遇到穷人家孩子的25倍。

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教育资金的大幅缩减。佩理奖学金（Pell grant）是为家庭年收入低于$41,000的孩子所设置的。但联邦政府却一直在将资助这笔奖学金的资金挪做它用。而且在教育基金方面的税制改革也倾向于富裕家庭。学校的奖学金设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择优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

另一个原因即是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的实施。平权运动是在招生名额以及奖学金方面资助少数族裔学生，但很多学校却将其变成了对贫困学生的代理资助，错误地将二者等同。

另一项更加致命的政策是继承倾向（legacy preferences），即校友的子女在入学方面比非校友子女享有优先权。这就进一步助长了名校毕业的世袭制，而阻碍了美国社会的纵向流动。在几乎所有的常青藤学校，校友的子女占据了在校生的10%至15%，而在如今的哈佛，校友子女的录取率比非校友子女高出3倍。科南特当年改革的一番苦心现在已经付诸流水。

布什政府的政策使得穷人越变越穷，中产阶级的状况不断恶化，而极端倾向于政治精英们所属的上流社会。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共和党的一大批铁杆支持者却是美国最穷的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教育劝导他们相信“美国梦”。然而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只不过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与目标。但愿，美国梦有一天不仅仅只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