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1936年8月，孙业旺毕业后，考取了济南育英中学--全省近千名考生仅录取100名，小孙名列第3名，实属不易。

成绩虽然好，但按照孙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供其入学读书。又是王从德，认为表弟学业优良，考入济南育英中学机会难得，是个可造之材，决定节衣缩食、咬牙苦撑也要供之读书。

1913年6月19日，育英中学在爱国之炽风热潮中诞生。

本着“教育救国”之宗旨和“坚苦勤劳”的精神，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首任校长系孔老夫子七十五代孙孔祥柯先生。1923年建校10周年之际，著名政治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为学校题写了“济南育英中学校”校匾。其时的校长为曲涵三，以治学严谨闻名。

这个学校具有悠久、光荣的革命历史: 早在1919年，学校师生即热烈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 1920年，学校教师王翔千先生和进步学生王烬美、邓恩铭、朱霄等组织了“励新学社”，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王烬美、邓恩铭两位同学以“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十二位正式代表中的两位; 1922年8月，“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成立，初期团员有20余名; 1923年，育英中学青年团组织化名为“育正”，成员26人; 1925年，上海“五月三十日惨案”(即五卅惨案)后，学校师生在党团组织领下，连续举行了多项抗日救国活动;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爱国学生运动达到高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育英中学派出代表参加了济南学生400人赴南京请愿的代表团; 之后，育英中学党团组织被国民党当局残暴地镇压摧毁，直至1934年在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赵健民领导下重新成立了党支部，并指派学校学生党员李秀海前往上海与党中央联系……育英中学成为山东省革命运动的先驱，党团组织的大本营，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基地，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革命骨干。

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同志，山东莒县人，1898年出生，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3年起主持山东党组织领导工作，1925年1月带病出席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邓恩铭同志，1901年出生，贵州荔波人，水族，中共“一大”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党员。1928年在济南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曾两次越狱未遂。其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育英中学和济南市的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1931年4月5日，邓恩铭、朱霄、刘谦初等党团干部在济南被杀害，史称“济南二十一烈士”。

如此的环境下，孙业旺入校后，即在教师赵笃生(山东泰安人，抗日战争后任抗日政府县长、专员，建国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高中同学李绪昭(山东肥城县西富村人，小孙读孔子庙小学时校长孙玉英的小姑子，抗日战争中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建国后曾任济南市工业局长)的带领下参加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作为本班的召集人和联络员，小孙和全班50名同学积极参加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悼念鲁迅逝世大会、为绥远前线百灵庙抗日将士募捐、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抵制日货宣传动员、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大型活动。除去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外，小孙还负责向少年儿童宣讲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他们唱《打倒列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黄河谣》等歌曲。对其教育最深的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这次事件中，两位爱国将领为对日作战、实行兵谏扣押了常凯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与双方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团结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剿共、避免内战的协议，使孙同学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仰。

人的一生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历史的转折关头; 在这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上，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正当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屠刀的时候，东邻日本，在军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下，侵略野心急剧膨胀。早在1927年6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便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全面征服中国的计划--《对华政策纲领》(即所谓“田中奏折”)。其中赤裸裸地写道: “帷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在这个侵略计划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向中国渗透，悍然于1931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国几十万东北军将士在常凯申“绝对不抵抗”的指令下，满怀悲愤退入山海关内。不到3个月的时间，整个东北三省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父老兄弟、4000公里铁路、满山遍野的森林和无尽的宝藏，均沦落敌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更加疯狂，变本加厉地又将魔爪伸问华北，不仅驱使汉奸搞“冀东独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而且直接在华北屯驻重兵(包括北平、天津、青岛、秦皇岛等要地)。妄图吞并华北，使之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河北宛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袭击，一手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终于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依然存在苟且偷安的和平幻想，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驱逐日寇出中国! ”15、23日又接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命令各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所有这一切，使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了解到: 谁，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骨干和中坚; 谁，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抗日高潮猛烈兴起，也激荡着孙业旺的满腔热血。时年13岁的小孙和同学们顾不得骄阳似火、酷暑炎热、大汗淋漓，不断地上衔游行，作宣传，贴标语，为抗日队伍募捐，谁也顾不上考虑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实际上期考在不安的气氛中草草结束)。大家终日打听战争消息，既为抗日队伍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前线军队失利而忧心忡忡，甚至引起阵阵的不安和悲伤。不久，北平、天津的流亡学生纷纷涌进了济南，带来了许多惊恐不安的消息，更增加了同学们的忧虑。这时，整个社会都发生很大动荡，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关心着时局。可是时局如何发展? 谁也说不明白。同学们纷纷议论: 我们向何处去? 还能继续读书吗? 在这种兵慌马乱的局势下，学校当局匆匆放了暑假，并要大家回家后等候下学期在何处开学的通知。就这样，孙同学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乡肥城。

1937年的暑假，大家是在极度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度过的。孙业旺终日焦虑，既关心着战事的发展，又牵挂着学校的前景。每天都会到县图书馆看报纸，经常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西城先生交谈对中日战争的看法，王先生纠正了一些模糊思想，对其启发帮助很大。肥城县城各个学校的师生，多数也在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担忧。其中有些人不时和孙同学议论国家大事，猜测抗战前途。国无宁日，每个人都无法平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