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阿列克谢.列昂诺夫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是整个航天员队伍的训练主管，领导着一干教导人员，教练，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我的前一任是我在上升2号时的指挥官帕维尔.巴亚耶夫。但是在1969年12月20日，帕沙确诊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之前他一点症状也没有，因此动手术动得太晚，已经穿孔了。1970年1月10日帕维尔.巴亚耶夫去世了。除了尤里之外我和他的关系最密切，我再也没有和其他任何人结成与他们两个一样深厚的友谊。

帕沙去世后不久，我就受命接替了他训练主管的位置。要将执行礼炮项目与领导全体航天员队伍以及监督训练状况结合起来极端困难。

礼炮项目一开始，上面分给我20名航天员进行训练，其中12人事先已经分成了4个三人小组。我们接受了更为强化的体力训练，因为在太空长时间逗留所带来的身体负担正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一开始人们认为失重对人体有益，因为心脏和身体其他部分的受力得到了减轻。甚至还有人想过要在太空开设医院，认为零重力条件有助于完成某些高难度手术。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长时间的无重力对肌肉以及免疫系统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1969年的夏天，之前只进行过4次载人任务的联盟项目加快了速度，为礼炮项目做准备。仅1969年10月就进行了三次联盟任务，从中人们了解了大量关于长期飞行的知识以及任务操作的复杂程度。1970年6月，联盟9号创造了太空停留18天的记录。返回地球以后，一位乘员已经虚弱得在出舱时连自己的头盔都拿不动了。

很明显，太空站里必须安装健身器材，好让航天员们保持肌肉力量。

由于按计划航天员要在礼炮空间站停留相当长的时间，项目相关的医疗训练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我们都必须学习各种急救措施以防万一，例如拔牙和记录并分析心电图和脑电图，还有从指尖和动脉抽血取样。

项目还包括一系列天体物理方面的研究，比如对日冕性质与猎户座的观测。我们不仅要观察天体，还要了解其内部的物理特性。我们和国内多家顶尖天文院所进行了合作，它们为我们提供培训课程与测试。

阿波罗11号之后，我们很少听到美国太空项目的进展，直到阿波罗13号事故上了头条为止。连续7天的事件依然没有得到电视报道，但是在报纸上还是占据了相当篇幅。

不过我们的训练强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基本没有精力理会外界的事情。1971年4月，我们做好了发射礼炮1号的准备。它重达18吨，是世界上第一座轨道空间站。

按照计划，无人礼炮空间站进入轨道4天后，一艘联盟飞船——即联盟10号——将搭载3名乘员与空间站对接，乘员以内部转移的方式进入空间站。我是后备组员的指挥官，因此又一次来到了拜科努尔。

礼炮1号的发射十分完美，但是4天后的对接出了问题。联盟飞船的对接装置发生了故障，不得不紧急解除对接并返回地球。故障查明之后，另一艘联盟飞船计划于1971年6月6日发射，任务不变，只是更换了对接装置。作为前一次任务的后备指挥官，我受命成为了联盟11号的指挥。准备时间只有一个月。我的组员是瓦莱里.库巴索夫（Valery Kubasov）和派脱.克洛丁（Pyotr Kolodin）。

所有我的个人物品——内衣、睡衣、用细线系在腕环上的素描本和彩色铅笔——都已经装进了礼炮1号里面，以便万一我要搭乘联盟10号上天。这些物品后来引起了相当的骚动，因为礼炮号上的通风系统出了问题。

米辛打电话给我质问道，“你怎么能让你的蜡笔惹出这种事？”

“不可能，”我保证说，“我用盒子和胶布把它们密封起来了。”

一开始人们还以为问题是由我的个人物品引起的，他们认为系铅笔的细线缠住了太空船内部的零件。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小插曲之外，我觉得联盟11号的兆头还是很不错的：我在航天员队伍里的编号就是11号。

但是命运又一次给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发射前不久，库巴索夫的肺部出现了问题。事后的检查发现他对当时喷洒在拜科努尔航天基地附近树木上的杀虫剂 过敏。

一开始，一名后备组员——弗拉基米尔.沃科夫（Vladmire Volkov）——调过来顶替了库巴索夫的位置。然后，在发射之前11小时，全体首发组员都被撤换了。人们害怕库巴索夫得了传染病，可能已经传染给了克洛汀和我。我认为这很不可能，因为发射前两周我们身边的所有人都得戴面具以免传染我们。克洛汀和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病，我不认为我们受到了感染。

但是最后决定已经下达了。我不能继续担任指挥了。替换我的人是格里高利.多布罗沃尔斯基（Gyorgy Dobrovolsky），替换克洛汀的是维克多.派特沙耶夫（Viktor Patsayev）。替换库巴索夫的沃科夫的任命不变。

这一决定令我又惊又怒。后备组员们的反映更甚于我。他们的训练强度赶不上我们，本来在两个月之内没有上天的打算。如果你看看发射之前的乘员合影，你甚至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一丝惧色。

那天晚上我为派特沙耶夫画了一张素描，题目是《派特沙耶夫的双眼》。他的目光很纠结。派特沙耶夫是个很礼貌体贴的人，他甚至专门来向我道歉。

我们这次撤换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苦涩的昨日重现，让我想起月球项目遭到撤销时的巨大失望。对克洛汀来说情况更糟糕，我毕竟已经进入过太空了，可他还是第一次。他沮丧得都哭了出来。

我对米辛抗议说这是我们的项目，我强调道我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太空站的设计，就连我的画具都送上去了。但是米辛不听，从莫斯科来给任务下达最后许可的军事委员会也不听。当时库巴索夫的肺病还没确诊。

“你别忘了，”米辛争辩道，“你和库巴索夫是同寝，你甚至还可能用过他的杯子喝水。我们不能冒你也得肺病的风险。”

他说得是对的，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当时失望的感觉依然几乎要将人压垮。为了安抚我，米辛为我在黑海安排了一次休假。但是我坚持留在拜科努尔观察联盟11号任务的第一阶段。这一次的发射与对接都很成功，乘员转移进入太空站时监控室全体起立并热烈鼓掌。

乘员一进入太空站我就急着要确定我的个人物品没有引起问题。我当时站在米辛旁边，打开对讲机以便与太空站的乘员对话。

“你们能不能确定一下我的蜡笔还在盒子里？”我问道。

“没错，还在。” 多布罗沃尔斯基回答道。

“那问题是不是我的内裤引起的？”我一边说着一边扭头看了米辛一眼。

“没有，它们也放得很好。”

一锤定音之后，我离开拜科努尔前往了黑海。对礼炮号的进一步检查表明通风机的过滤网吸入了一些细小纤维，导致其自动停止了运转。

23天的任务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乘员们事先没有多少时间来为各种繁重的科学实验进行准备。当我从为期两周的休假返回时，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必须立刻开始接受下一次联盟任务的训练。下一艘联盟飞船预期在联盟11号返回地球后一个月后发射。不过正当联盟11号为重返大气层做准备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附近加里宁格勒的一个新建任务控制中心跟进着事态进展。按照惯例，在这个阶段后备指挥官要与任务指挥和总工程师一起监控任务进行的情况， 与乘员保持无线电联系并进行必要的指导与建议。

我当时正在监控着航行日志里标明的所有飞船系统的操作。乘员们调整过了位于返回舱与轨道舱之间的气阀之后，我建议他们关闭阀门并在降落伞张开后将其重新打开。

“把这一条写在你们的航行日志里面。”我这样指导他们。

尽管这样做与飞行规范不符，之前我接受的训练依然令我认为这样是最安全的做法。根据设计，这个阀门一开始应该关闭，然后在在降落伞张开后自动重新打开。但是我担心这样做有风险，根据这一设计，阀门可能会在海拔尚高时提前打开并造成舱内失压。

看来乘员们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不幸的是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压力平衡阀门的确开启过早——在进入大气层之前就开启了——结果导致了舱内失压。尽管联盟11号在预订地点成功着陆，搜索队打开舱门是还是发现乘员已经全体死亡了。他们的身体还热，因此搜索队试着给他们进行了人工呼吸，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根据心电图记录，多布罗沃尔斯基在失压后两分钟死亡，派特沙耶夫活了100秒，沃科夫只有80秒。

联盟11号之后的所有任务都遵循了我的建议，阀门也得到了重新设计。

搜索队报告乘员的死讯之后，我立即与另一名航天员阿列克谢.耶里色耶夫（Alexei Yeliseyev）飞往着陆地点。我们受命成为了政府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主要工作是保护飞船以及为现场拍照。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赶到现场，此时遗体已经转移走了，现场唯一能证实这场惨剧的就是鲜血浸透的座椅，以及人工呼吸在地上留下的痕迹。

委员会的结论是如果乘员穿着太空服他们本可以幸免于难。因此之后的所有任务中航天员在发射和返回阶段都要穿太空服。这也意味着此后的联盟飞船只能搭载两个人了。

联盟11号的惨剧对航天员队伍的士气打击极大。所有人都明白，我们现在正处于测试飞船的阶段，这三个人的死亡带来了飞船设计的重大调整，从而毫无疑问地避免了日后更大的损失。但是他们的死依然是个悲剧，对此我不但感到悲哀，而且还十分沮丧，因为我相信，如果上天的是我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

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乘员之所以牺牲是因为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但是多年以后，设计中心的顶尖专家之一、维克多.派特沙耶夫的妻子弗娜还是通过检查当时的通话记录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将其公之于众。

多布罗沃尔斯基有两个女儿，小女儿还是我女儿奥克萨娜的朋友。沃科夫有一个儿子，派特沙耶夫有两个。事故发生之后我一直躲着他们，我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尽管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我依然无法原谅自己。直到很久以后，这些孩子们才开始了解我当时究竟如何竭力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