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花园口决堤与军队的价值 -- 2313234454dfsd

接着才能回答您问题的第二层，没有第二层托底，人类正义不存，进步没有意义了。

执政者终究不等同于抽象的国家民族体，没有衣服不显现国家民族的身量体态，穿上了哪件衣裳被打扮成什么样它也只能显现出什么样，但它有自己的身材，决不会穿什么它就是什么，合适不合适它自己知道，最终它会以调整大小直至换衣服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独立存在。这种权力只属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人民是集合概念，又终会有它的代表体，它的意志力一定会通过它的内在机制来完成，如果有足够的协调机制，就通过推动促进或修正改变政府行为来达成，如果不能就必须变更政府执掌者，直至最极终极手段—改变国体，改变政体。得民心者得天下那是从争夺者的角度看；从国家体看，天下思变求变而不能在原形态内完成，才能养育和成就变天者。

中国抗战是近代史一件大事，它提升了中国国际形象，取得了国际大国地位。只凭落后农业国成功抗击了一个二流的工业化国家和准一流的军事帝国，保住了国家一半领土，得以动用国家抵抗力量坚持到了胜利而不降，怎么也强过老牌帝国法国吧，就凭此一点，我们晋升为五常一点都不为过。一场大战之后，民族意识空前提高，国家认同感大大上升，国内割据势力基本完成整合，新疆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等等吧。

总之这本帐算过来算过去都有赚无赔，怎么会做对了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赔上了执政权，在仅仅三年之后？

因为这是两本帐，不可分割的行为却可以在财务表帐中分门类抽象计算得失，奥妙就在这里了。国家民族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类项目，只要期末值大于期初值就是增殖；虽然一切资产增殖都由政府行为所致，正值行为一定有政府行为存在，但是政府行为却同时分布在资产与负债两个类中，盈亏得失得在利润表中另算。

前面说了个体行为之于政府义务国家责任有底线不可突破，那些壮丁，豫西灾民，国军将士，大后方民众，他们为国家军队的愚蠢行为，为军事战略战术指挥的错误，政府管理组织行为中的错误乃至罪恶，承受的种种超常苦难负荷，付出的种种超常牺牲代价，他们的付出成为国家利益中的资产正值，但这是在填补了政府管理行为的巨大负值后才显示出的正值，他们的苦难牺牲不是无代价的，政府就是他们苦难支付的对应负债项目，这些负值必须而且只能在政府管理项目中一一列支，应收款项是资产项目，但是应付款项大于应收，政府利润表里是正值还是负值？

在执政党项目下，只算抗战大项：战争准备、动员、组织和管理，分别在军事、经济、民生、外交等等小项下得失如何；还有战争善后：民众在超常付出后会要求补偿，更高的政治权利分享参与度，更大经济利益获得，更积极的民众与政府互动，战中战后各国都有这个要求--战中超常兑付靠的是执政者党的信用担保，得失又如何？

要知道利润表才是本国人民要和管理者代言人要算的本账，而且只有他们才最有权利好好盘盘这本帐。个体没法越过政府奉献于国家，但执政者却不能把自身误代成国家本身，错觉所有国家正值该当归政党自身，所有负值是正常耗损不该列入政党支出项下。是无数个体付出了超常的牺牲才保障了国家利益增加，执政者把执政支票开尽用完，同时赔上了政党的信用支票，为人民本不应该承当的超常付出买单执政党有什么脸叫成天大的窦娥冤？

抛开道德、阶级视角，承认政治文化进步的历史局限，是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生存的承重点决定了他们的迥异表现。

国民党经济基础在工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税收，抗战中后期转向美国，农业从来不是他的支柱，那个农民他都不在意，维稳就成。美国援助极大地帮助了中国抗战，提升了中国国民军队的军事水平，但同时又大大削弱了军队与国家力量的匹配性，国力不能够支持军队的装备进步，对军事力量消灭异己的极度依赖又把国民党政府一起拉下了水。

大国的兴衰对于没有工业化的农业国是这样描述的：1815年之前，农业生产和分配构成全世界各国国民财富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拥有大量人口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会名列世界前列，但它毫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抵消或超越500万英国工厂工人的产值，但是农民的产出绝大部分供养了生产者的必需生存，无法形成剩余财富更不能提供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这就是依靠人口增加而没有经历工业化国家不可避免的走向贫困和衰落的命运。

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年至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

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动、晚上同睡在同一地的牲畜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与此相对应的是土共军队的生存和作战方式却是中国国力能够供养得起的，共军几乎完全依赖农村，没有外援，必须保证生存，持续发展，这种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拉低了军队的能力和水平。因两者生存立足点的迥异导致两者在军事上，政权建设上的差异远超意识形态引起的不同。

国民普遍穷困，农业生产结余能够供养非农业生产者以外的人口非常有限，岂是一个工业化落后的问题。极度重视农民承受能力和极限的土共，老爱算的一本帐就是养一个兵相当多少个中农的产出，村庄负担到多少为可承受。减租减息互助变工队一切社会变革无不基于保护根本—民力。全民抗战，养兵于民，全民皆兵不仅是军事路线，更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不在于军事上起多大作用（内战时这些作战形态就退居很次要的地位），而在民力物力的动员上得到了高度理解和主动支持，从而达到配置与使用上的合理高效。

民与兵，民与政权，国与民的关系就这样被更好的联系协调了。原本适用于国共双方的战争总动员原则与手段，最后只有土共付诸实践直至运用到极限。

全世界都打累了，独中国还要再战，而且比抗战更勇猛和大投入，为什么--民利分配得当，这次红利惠及开国后的历次战事。民、国、执政三方接合得好，民才勇，国才强，执政成绩才好。

在利润表中人民与执政者/党的帐两清了，当然执政者在资产表中体现的正值行为也不会因此消失，这是两本帐，目的不同，看哪本帐得问您为什么而清盘理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