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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茗谈(二十六)-1 -- 本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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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茗谈(二十六)-2

(一)

日本商业银行都是私有,理论上讲,应该是持股股东大会拥有唯一的权力来源,并赋予银行总裁为中心的经营团队以管理权。

但事实是,大藏省(MINISTRY OF FINANCE,简称MOF)拥有第一大的权力。各银行为了仰MOF的鼻息,“窥测圣意”,创造性地设置了一个专门的职位。由于在日文中,银行职员被通称为“银行员”,其中大型银行和大型券商负责在大藏省“跑部钱进”的这位要员,就被鬼鬼祟祟地称为“MOF员”,以免业外人士看出猫腻。

大藏省的官员,几乎无例外地从东京大学(前“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中选拔,所以各银行的“MOF员”,也大多是东大毕业生,便于拉关系。

1950到1990年代,大藏省对于整个金融业的管理方法,是所谓“运输船队作业”。二战中,双方阵营都需要大规模的海上武装护航,就是组一个庞大的运输船队,商船在中间,驱逐舰和其他大军舰在两翼,整体前进。大藏省的做法,就是以大藏省为旗舰,大型银行为两翼,弱小的地方金融机构受到围护,垄断整个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在这样一种军事化管制中,小银行只要不得罪大藏省,几乎没有倒闭的风险。大银行则争取到大藏省的特殊关照,就可以在行业里独占鳌头,或任意吞并小银行。当然,有些银行要自主地做一些突破性尝试,也会像在场上乱跑动的球员一样,被教练狠狠修理。

MOF员同大藏省官员之间的腐败关系,放在今天,也可能让黄光裕先生叹为观止。因为道理非常简单,我们的司局长们比较小心,能“交心”的江湖朋友,也就那么三五个。而在大藏省的要员身边,要排队巴结的MOF员,50个都不止,不多弄点花样,怎么能招眼球?你想卖也得卖得出去啊,送美女已经算很小儿科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到1997年春,爆发了“第一劝业银行”职业股东利益输送案,东京地检署特别搜查部借机踏入了一片乌烟瘴气的金融界,从而查出了日本金融界,大藏省,中央银行三方官商勾结,贪污受贿,“过度招待”等罪行。银行头面人物(如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大藏省重要官员等约有二百余人被起诉(非刑事案件,一般是简式起诉,即不必公开开庭,类似于我以前提过的小额法庭),判刑和前程完蛋的,不在少数。大脏省一度瘫痪。

这次横贯97,98年的“廉政风暴”能够大张旗鼓地,有始有终地完成,有几个原因:

一,日本的法制较独立成熟,无法批条子销案。

二,社会民众是非分明,反响强烈,毫不姑息。

三,舆论界的积极参与,一点不和谐,惟恐不乱不死人。

四,被抛出的,主要是MOF员和大藏省中低阶官员。真正的问题,即政客同银行总裁们(包括作为桥梁的黑帮)之间的问题,被隐匿了。因此在大佬们“丢车保帅”的冷酷指令下,打苍蝇不打老虎,轰轰烈烈地机关枪扫倒一大片。

五,日本的衰退,需要一些替罪羊来转移政客无能的话题。

风暴结束后,为了避风头,政客们没有公然反对“改组领导关系”,银行们同“亲爸爸”(现在是财政省金融厅)之间以前那种可以撒撒娇的亲密关系,也一斩而断。新到任的金融厅干部们,连一个工作午餐都不愿意同银行的联络员们(现在不叫“MOF员”啦)坐一起。这也难怪,日本的银行,全部是“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按年资递升,金融厅的公务员们也一样。如今整个铁饭碗不容易,日本的头头们,从国王开始就有抛出替罪羊的恶习。在以前,武士对主公愚忠,是对等地得到主公视若家人的回报的(有点类似刘关张的关系)------所以日本国王的人品,绝对不如老早乡下的大名们。现在你不回报了,还妄想下人继续献身,人家傻的?一旦有个起诉,什么正社员的待遇都没有了,何必?

于是两造心照不宣,完全公事公办,每见一面,领导厉声喝斥,联络员鞠躬如捣蒜,明着演给大家,咱俩是真清白,绝对木有断背山。至于该沟通的公事?八嘎,谁管啊。

而政客同金融界上层的联络,依靠黑社会,毫无影响,但大人物们避人耳目聚一聚,再谈工作就伤感情了。而且两边都是高高在上的,具体业务上的问题都是隔靴搔痒。

于是问题反而更严重。“运输船队作业”,同李云龙一样,虽然路子很野,但每个具体经办人都把事情当成自己的家务在办。固然有蛮横乱办的,但整个船队,令行禁止,调动灵活,再弱的小船,也不担心被大哥哥们抛弃,只要专心致志做好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就可以生存了。而如今军队建设条例化正规化了,遇到问题,长官不想到,没有一个兵会主动报告。

一个完美法制化的社会结构(如同无菌病房),基本可以肯定,是活力和创造力不足,甚至生存力不足的地方。

船队的解散,对做假帐的严厉调查,很快带来一系列以前不可想象的破产事件:大批证券商,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这些银行,固然死有余辜,但临死无人一顾,仿佛是毫无意义的一生,也是挺凄惨的。

小本个人认为,日本金融之失败,在1980年代“日本第一”的狂热气氛中的盲动,只是一半责任,毕竟那时候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带来的资产流失,总要做点什么,哪怕是买名画呢。在泡沫破裂后,整个行业正好由于暴露出黑幕问题而遭受政府及国民们非黑即白地过度苛责,从而迅速陷入“礼崩乐坏”的失忆状态,用日本银行界的话说,就是“原来有活力的银行们,失去了灵魂”,以前做的,仿佛都是犯罪,你叫他们怎能不迷惑不安,怎敢轻举妄动?这是另一半责任,社会和所谓代表民意的ZF“善良意愿下的作恶”。

股市地价均告崩溃,整个社会又弥漫着“原来银行是这么坏啊”的气氛,迫使孤苦无依的银行为了自救(尤其是银行高官为了免于刑责),不得不强行抽贷。而银行是社会的基础,大量的贷款原本给予了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由于巨额借款的少数地产投机公司只有倒闭一途,银行能抽回资金的,就是工商企业。于是,所有的一线银行职员由以前的积极放贷扶助生产,一变而为死力抽贷,完全不顾贷款者的死活,又导致大批中小企业被扼死。小本以前提到过,日本银行在香港金融界一直占有半壁江山,到了97金融风暴,几乎在一夕之间,退得干干净净,这背后是怎样一种伏尸遍野的惨状,真无法想象。

在1998年三月,反应过来的日本ZF宣布以公有资金一万八千亿日元,强行注入各银行。1999年更是注入惊人的七万七千亿日元,以强迫半疯狂了的银行停止“经济自杀”式的抽贷。98年四月,金融厅颁布了《金融检查守则》,开始试图规范银行的作业,但同时也更进一步扼杀了银行本就微弱的创造力。

银行总算离悬崖远了一点,但问题远没有解决。一,注资几乎使银行变成了国有资产,银行家们更要对金融厅俯首帖耳,高层的腐败和黑金权勾结,其实更甚。二,整个金融业尚未处理的不良债权,据不完全统计,至少还有150万亿圆,银行根本没有脱离危险。

东大毕业的ZF精英高官们,终于亮出了滥竽充数的底牌。他们的救市方法,除了发钞和借债,对于银行就只有一个:迫使银行进行猛烈的合并整编。由于经济不振,依靠人民增加存款的业务“开源”已经无望,那么只有“节流”。合并后的超级银行,虽然各自带着巨额坏帐而来,但可用资金集中调度,抗风险能力增强。同时,合并导致业务重叠,又可以大规模裁员,从而减少支出。

这真是“何不食肉糜”。日本的特色,是终身雇佣。说它是特色,就是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终身雇佣的优点,在经济景气的时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祸福相依,也就意味着它的缺点,被掩盖和积攒了下来。等到了泡沫破裂的今天,终身雇佣似乎不时髦了,优势被榨干了,于是要打破它,转为美国式的“以工作业绩评价”制度,不允许“爱社如家”。这一个转变,无疑是要日本社会脱一层皮,需要支付天量的制度成本。在歌舞升平时不思改革进取,如今日子正难过,敬酒不吃吃罚酒,高高在上的精英们一句“腾笼”,一根筋为银行贡献了一辈子的老实巴交的普通银行员们,如何能接受?

日本的昨天,是我们的镜鉴,这帮王八蛋精英们“治国若烹小鲜”,随意翻动不已,苦只苦了人民,逆来顺受地支撑。

(二)

再说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90年代,日本的银行们积聚了巨大的坏帐。在ZF主导下,纷纷把不良债权打包出售,以抹平帐面上的坏帐数字,重新造出一个好看的资产负债表。这些债务,每包动辄十亿日元。当然,以日本人的小器精明,这些债务人也实在是刺头,基本讨回无望,才肯出手的。

接受的,往往是美资的金融公司。日本的银行,望着这些高鼻子的洋人冷笑:要想讨还这些债务,再投进去几亿元找山口组摆平吧。

听说自己的债务关系转给了洋人,田中社长立刻就傻了:我借的日本银行的钱,跟洋鬼子有什么关系,会不会把我绑架到关塔那摩去啊?听说那里拍的A片,比东京黑社会还要变态啊。

结果居然是皆大欢喜。洋人带着“日本翻译官”(这听着就别扭)来了,笑嘻嘻地好好谈:他那个桑,你没钱还是吧,要不这样,算我入股你的厂子好了,你不用还了,欠的利息就不讲了,按本金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这样我已经对你老好了,摇西?

田中老感动了:西方人就是高级,咱们去喝花酒吧!我在住友银行还有一笔借款,您行行好一起收走吧。

那么,日本银行把十亿圆的债权包卖给老美,卖了多少钱呢?

你没有看错:一日元。

(三)

大家应该注意到,我还没有说到1969年和黑社会呢。等下次吧。

通宝推:沧海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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