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 -- 欧麦嘉

三、挽救女真传统的努力

　　自熙宗、海陵以来开始的汉化进程，至金代中叶已呈潮流澎湃之势，这使当时的金朝统治者感到非常忧虑。大定间，世宗曾对参知政事孟浩说：“女直本尚纯朴，今之风俗，日薄一日，朕甚悯焉。”孟浩对此也颇有同感：“臣四十年前在会宁，当时风俗与今日不同，诚如圣训。”[86]在世宗看来，要想使大金王朝国运久长，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真人的民族传统。他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87]大定年间曾任宰执的女真人粘割斡特剌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有一次对世宗说：“以西夏小邦，崇尚旧俗，犹能保国数百年。”[88]这是当时部分女真上层人物的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应该仿效辽朝和西夏的做法，努力保持女真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本色。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世宗和章宗时代，金朝统治者曾进行过许多努力，采取种种措施，试图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三上次男氏将这些努力称之为女真文化的复兴运动。[89]

　　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馀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90]一次，世宗与太子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91]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忘了本民族传统，他曾对朝廷宰执吐露过这种忧虑：“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直人??忘旧风。朕（幼？）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92]后来世宗果真实践了他的这一夙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亲率诸皇子、皇孙回上京会宁府寻根，并在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地建立《大金得胜陀颂碑》，以弘扬女真民族精神。直到次年九月，世宗一行才返回中都。

　　复兴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倡导人们学习和使用女真语、女真字。世宗时曾一度要求世袭猛安、谋克必须学习女真字，“凡承袭人不识女直字者，勒令习学”；[93]后来又进而规定“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94]大定九年（1169年），世宗采纳枢密使完颜思敬的建议，规定“亲王府官属以文资官拟注，教以女直语言文字”。[95]为了强制宫中卫士学习女真语，世宗甚至还下过这样一道强硬的命令：“应卫士有不闲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96]大定十六年（1176年）十月，世宗又诏谕宰相说：“诸王小字未尝以女直语命之，今皆当更易，卿等择名以上。”[97]金代的女真人大都以汉名为学名，但一般习惯于用女真语称小名，而当时宗室诸王连小名也喜欢采用汉字，所以世宗才要求改用女真语。

　　为了大金王朝的未来考虑，世宗尤其注重对皇子、皇孙们进行女真文化教育。太子允恭长子完颜?Z（即章宗）原来不懂女真语，十岁时“始习本朝语言、小字”。后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立为皇太孙，“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甚习，朕甚嘉之。’”[98]可见世宗对此事是特别在意的。他还曾向朝廷大臣赞许说，皇太孙为大兴府尹时，“有女直人诉事，以女直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且谓“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99]在世宗的这种思想主导之下，??管太子允恭对本民族文化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儿子们却大都学习过女真语言和文字，如郓王琮，“世宗选进士之有名行者纳坦谋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汉字皆通习”；瀛王??，“精于骑射、书艺、女直大小字”。[100]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女真贵族子弟中是并不多见的。

　　兴办女真字学，创立女真进士科，以及用女真大小字翻译儒家经典，是世宗时期复兴女真文化的几项重要措施。女真字学虽然始创于太宗天会年间，但数量有限，可考者仅有上京、西京和北京三处。而且自熙宗以后，女真字学已默默无闻。世宗大定初，在全国各地大兴女真字学，“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后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101]大定十三年（1173年），始创女真国子学，后又创建女真太学，各路广设女真府州学，“其学大振”。据《金史?选举志》载，诸路女真府州学共计22所，但实际上可能不止此数；大定九年（1169年）出使金朝的宋人楼钥，途经中都路保州时见到的保州女真字学，就不在上述22所府州学校之内。[102]世宗兴办女真字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广和普及女真大小字，藉以保存女真族的文化传统。

　　女真进士科的创立，与女真字学的兴办是分不开的。大定九年（1169年），选拔诸路女真字学生“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103]大定十三年（1173年），就以这批女真字学生为主，试以策论，取徒单镒以下27人，是为“策论进士”。值得考究的是，世宗创立女真进士科的意图何在？这当然不会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女真人的汉化，其主要目的是鼓励女真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弘扬女真传统文化。女真进士科的定制是以女真大字试策，以女真小字试诗，故元代史家如此评论说：“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104]不仅如此，女真进士科的创立可能还隐含着另外一层用意。一次，世宗对左丞相完颜守道说：“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守道回答说：“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105]看来世宗创设女真进士科的初衷不止是要保存女真文化，而且要让它逐渐发展壮大，自成体系，使其能够与汉文化相抗衡。世宗真可谓深谋远虑了。

　　将儒家经典翻译为女真字文本，这是世宗致力于女真文化建设的又一贡献。自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诏翻译汉文典籍始，先后译出《易》、《书》、《论》、《孟》、《春秋》、《孝经》、《老子》、《文中子》、《刘子》以及《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十馀种，这些译著被作为女真字学的教科书颁行到全国各地。以女真字来翻译儒家经典，这种做法最能体现世宗的文化主张，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学习女真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很赞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女真人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与儒家的价值观念非常契合，他曾这样对人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106]从这个角度考虑，世宗很乐意接受儒家文化，他曾“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并对宰执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107]他的目的是要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移植到女真文化中去，而不是让女真人抛弃本民族文化来接受汉文化。

　　骑射之长技是女真民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世宗对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视。世宗本人“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108]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身为表率了。女真人旧日的尚武传统，是“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略南扒崛瘛薄［109]为了倡导女真人习武，世宗常常在宫中或野外围猎击?拢?臣僚以危险谏阻，世宗便说：“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统尝罢此事，当时之人皆以为非，朕所亲见，故示天下以习武耳。”[110]大定年间，世宗曾先后十次到山后的金莲川驻夏捺钵，每次驻夏的时间长达四五个月，时人谓“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11]其目的主要也是为了习武。对于女真人的围猎骑射，世宗总是当作一件大事，时时挂在心上，他有一次与宰执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委各猛安谋克官依时教练，其弛慢过期及不亲监视，并决罚之。”[112]此外，为防止女真人丢弃骑射之长技，还采取过一些特殊的措施。《金史?世宗纪》有这样一条文字：大定九年（1169年）三月，“以尚书省定网捕走兽法，或至徒，上曰：‘以禽兽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兽而轻民命也，岂朕意哉？自今有犯，可杖而释之。’”所谓“网捕走兽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章宗纪》的下述记载就明白了：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m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显然，章宗只是在重申大定九年的那条法令。

　　对于保存女真民族传统的问题，章宗与世宗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章宗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非常热衷于汉文化，具有很高的汉学造诣；而另一方面呢，他又坚定地维护本民族传统，为挽救女真文化继续不懈地努力，以避免女真族被汉文化彻底征服。刘祁对他的评价就着重指出了这种矛盾的心态：“章宗聪慧，有父风，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然学文止于词章，……且无志圣贤高躅，阴尚夷风。”[113]所谓“阴尚夷风”，就是指他竭力维护女真传统的态度。

　　为了振兴女真文化，章宗仍旧积极提倡和推行女真语言文字。自熙宗以来，汉文、女真文和契丹文一直是金朝的三种法定文字，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废罢契丹大小字，可能与推行女真字的政策有一定关?S。明昌五年（1194年），章宗下诏对女真文字的创制者完颜希尹和叶鲁二人加以封赠，依仓颉庙例，“祠于上京纳里浑庄，岁时致祭，令其子孙拜奠，本路官一人及本千户春秋二祭”。[114]又据《金史?章宗纪》载，自承安二年（1197年）四月起，“亲王宣敕始用女直字”。这样做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督促女真贵族子弟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涉及女真民族传统的问题上，章宗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承安五年（1200年），朝议拜礼当从汉制抑或女真制，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部分汉官主张“凡公服则用汉拜，若便服则各用本俗之拜”，女真官员则主张“公服则朝拜，便服则从本朝拜”。最后由章宗定夺，“上乃命公裳则朝拜，诸色人便服则皆用本朝拜”。[115]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民族，只要是着便服都必须使用女真拜礼。泰和五年（1205年），“诏拜礼不依本朝者罚”。[116]显见是重申承安五年的定制。在女真人已经普遍趋于汉化的金朝中后期，统治者仍一如既往地坚持对汉人实行擞发左衽的政策，强制汉人接受女真礼俗，这说明他们对女真人过分汉化的现状怀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因而失去了民族自信心。

　　为了使女真人保持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也煞费心机。明昌初设置的诸路提刑司（后改称按察司），其职掌为：“镇抚人民，讥察边防军旅之事，仍专管猛安谋克，教习武艺及令本土纯愿风俗不致改易。”[117]其中上京、东京两路提刑使、副兼安抚使、副，“安抚专掌教习武事，毋令改其本俗”。[118]金朝的提刑（按察）司前后只存在了二十多年，从它的职掌来看，其中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维护女真的民族传统。

　　世宗当初创立女真进士科，其本意是要推广女真大小字，加强女真文化建设，但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如赤盏尉忻，上京人，“当袭其父谋克，不愿就，中明昌五年策论进士第”；[119]又完颜仲德，曷懒路人，“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才，初试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120]这样的结果显然违背了世宗的初衷。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章宗制定了一系列补救措施。承安二年（1197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121]“限丁习学”的规定，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要保证猛安谋克军队有足够的兵源，这是在当时女真人纷纷弃武习文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限制手段。此外，章宗时对策论进士还增加了骑射的考试内容。《金史?兵志》云：“至章宗明昌间，欲国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这就是指的《章宗纪》明昌四年（1193年）四月“敕女直进士及第后，仍试以骑射，中选者升擢之”的规定。根据这项条令，骑射的考试结果只用于决定“科甲高下”，尚不影响中第与否。至承安三年（1198年），又进一步规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凡射十箭中两箭者方能取得参加府试的资格。[122]这就更加大了骑射考试的力度。次年，礼部尚书贾铉对这项新规定提出反对意见，但遭到章宗否决。

　　金代中叶，世宗和章宗为挽救女真民族传统而采取的种种措施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盘汉化，这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下面提到的两件事情，标志着章宗最终放弃了维系民族传统、遏止女真汉化的努力。一个标志是泰和六年（1206年）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在此之前，金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是禁止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汉人通婚的，世宗对此尤其注意严加防范，《金史》卷七○《完颜思敬传》云：“初，猛安谋克屯田山东，各随所受地土，散处州县。世宗不欲猛安谋克与民户杂处，欲使相聚居之，……其后遂以猛安谋克自为保聚，其田土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但随着女真人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与汉人之间的通婚事实上已无法禁止。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之”。[123]这是当时为缓和女真人与汉人之间因土地争端造成的矛盾激化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至泰和六年（1206年）十一月，“诏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124]亦即正式宣布开禁。此举意味着金朝政府撤除了阻挡女真人汉化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泰和七年（1207年）十二月，“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隆薄［125]这说明章宗出于不得已而放弃了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企图。

　　对于世宗、章宗挽救女真民族传统的企图，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向来是给予否定的评价。这种价值观中包含着太多的狭隘：立场的狭隘，观念的狭隘，以及胸怀的狭隘。我觉得，将世宗和章宗的所作所为一味地斥之为落后、保守、倒退，未免过于简单粗暴了。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文明和野蛮、先进和落后，都不能构成一种文化必当同化于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理由。不管历史的最终结局如何，他们为保存民族文化、维护民族传统所做的努力，都是值得尊敬的。

　　不过，女真族的汉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时代就已经决定，金朝中期，汉化已是大势所趋，世宗和章宗不但无法改变这一方向，甚至不能减缓汉化的速度，因此他们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劳的。以女真字为例。??管世宗、章宗时代曾千方百计地提倡和推广女真大小字，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民族文字在金源一代使用并不普遍。目前已经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的碑刻材料多达数十种，并且近年还不断有所发现，其中多数为墓碑丈铭；而金代的女真字碑刻材料总共只发现了五种，其中竟没有一方墓丈。这说明在金朝的女真民间社会中，女真字始终没有得到普遍的应用，可能很少有人用女真字来撰写墓丈铭。另外一个迹象也很能说明问题。辽朝的契丹字碑刻没有与汉文对译的，而金朝仅有的几种女真字碑刻倒多是有汉文相对照的，如《大金得胜陀颂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就是这样，又《女真进士题名碑》碑面刻汉文，碑阴刻女真文，因碑面的汉文后来被磨去改刻河神庙碑，现已无法对照，但估计也是与女真文对译的。像这种汉文、女真文对译的情况，一般底本都是汉文，女真文本则是汉文的译本。譬如《大金得胜陀颂碑》，碑阴的女真文与碑面的汉文完全对译，唯独女真碑文第22行颂词比汉文少四句，显系翻译时遗漏，据此即可知碑文的底本原是汉文。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女真字在金朝不会是一种很普及、很成熟的文字。[126]世宗和章宗的苦心孤诣完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六百年后，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与金世宗和金章宗完全相同的处境。满洲统治者对于汉化的消极影响早就有所警惕，还在入关以前，太宗皇太极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召集诸亲王、郡王、贝勒及朝廷臣僚等读《金史?世宗纪》，对世宗维护女真民族传统的举动大加赞赏，并以此劝谕众人不忘满洲传统，他说：“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127]皇太极的担心确实是有道理的。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高度重视，是高宗乾隆朝的事情。自乾隆以后的清朝统治者，日益感受到汉化的威胁，因此发起了“骑射国语”的运动。他们极力倡导满洲人保持骑射的长技和本民族语言，强调保持民族传统的重要性。

　　高宗乾隆曾告诫满洲臣僚说：“我朝满洲先正遗风，自当永远遵循，守而勿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校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128]高宗还多次强调要保持满洲的传统服饰，决不改服汉人衣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在为官修的《皇朝礼器图式》一书所作的序中就表明过这一态度：“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129]后来他又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屡屡发挥他的这种观点。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高宗在审阅三通馆进呈的《嘉礼考》一书时，就服制问题再次对满人提出儆戒：“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弱， 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130]高宗以前代北族王朝的覆亡为鉴，把保持满人衣冠旧制看作是维系民族传统的最重要一环，故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问题。

　　乾隆以后的嘉、道、咸三朝，继续高扬“骑射国语”的旗帜，反复重申保持满洲民族传统的重要性。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谕内阁曰：“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131]宣宗道光七年（1827年）的一则上谕说：“清语骑射，为满洲根本，人所应习。……各省将军、副都统等，其仰体朕意，将所属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渐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132]又咸丰时颁发的《八旗箴》中有这样两句箴言：“国语勤习，骑射必强。”[133]体现在这些话里的基本精神，都是强调不忘传统。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清朝统治者为抢救满洲民族传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却未能阻止满族人的彻底汉化。直到咸、同以后，面对列强的洋枪洋炮，才不得不放弃了要求满人勤习“骑射”的一贯主张。乾、嘉、道、咸四朝为保存满洲文化和维护满洲传统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与金世宗和章宗朝的情形极为相似，这两个北方民族的汉化王朝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在汉化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人为的努力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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