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继续代理政委 -- 达雅

东周以来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周边蛮夷不断被“以夏变夷”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这中间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华夏在制度方面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是蛮夷都不否认的。这就使得蛮夷们努力学习华夏，最后变成了华夏。这是三千年的常局。

但是，1840以后，常局不再，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变局中，英法德俄日美这些新蛮夷自恃船坚炮利，根本不承认中华制度的先进性。不仅蛮夷们不承认，甲午战争之后，华夏自己也不认为自己的制度有什么先进的。于是学习西方就成为一百多年来的潮流，革命作为结束落后局面的药方就成为上上下下的共识。国民党共产党都是革命党，差别不过在于怎样革命。

革命的逻辑基础是“制度落后导致被动挨打”，但是这个逻辑基础其实是有问题的。人类到现在为止，其实对于怎样判断制度落后并无共识。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是最先进的了，但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则话，具体到一国一时，决定和反作用究竟哪个居主导，其实大家也搞不清楚，只能是声音大拳头硬的就是有理。很多时候，大家是根据结果反推原因，因为生产力落后所以觉得生产关系不行；因为造不出好枪炮打不过人家就认为自家制度不照。

但问题在于，制度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今天革命了，制度改变了，明天早上生产力就突然上一个新台阶，不会造的东西统统都会造了，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这几十年里，制度是先进的，但是生产力仍然是落后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生产力落后就觉得制度不行。

但是人民常常不吃这一套，尤其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三千年来一直是领先的，所以一旦落后了就特别受不了，反应过度，就觉得制度不行要革命要换制度。但是制度是不是真落后呢？其实也讲不清楚。无非是觉得我们被蛮夷们打败了，蛮夷们的制度都是那个样子我们却是这个样子，所以肯定是我们的制度不对。这种思潮一直流传到今天。

但是这种思潮是不成立的。忙总在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教训的时候说：

其实道理很简单，举例来讲

这虽然说的是企业管理，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执行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运作空间的，成功与失败很多时候是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制度的结果。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都是共产党当家，但是路线方针政策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就完全改变了。

中国当年搞洋务运动那阵子，还是对自己的制度很有信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根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制度不行。事实上当时大清的制度确实也不算落后。放眼世界，英德俄奥这些都是君主制，事实上一直到孙中山领着大家闹革命驱逐鞑奴那阵子，君主制仍然是世界强国的主流。当然了，你如果非要说彼君主制非此君主制，人家的君主制哪里哪里先进大清的君主制哪里哪里落后，那你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但是反过来，我也可以找到大清的君主制比英德俄奥这些新蛮夷的君主制强的地方。例如，大清是彻底地搞郡县的，地方官员对于上级最多是阳奉阴违，根本没有公然对抗中央的空间。而德国的君主制，地方割据的残余在制度上还是很严重的。

因此，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实就是一条，被日本这个计划外的敌人打败了。洋务运动本来针对的是英法这样的敌人，中法战争中军事上中方是优势的，因此洋务运动其实完成了自己既定的目标。而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更大程度是在战争策略上，就现在的资料看，日本当时也很紧张，为了准备在华北和清军决战财政已经快搞不下去了。如果中国方面不认输，坚决打下去不说打败日本，搞个平手不用割地赔款的希望还是很大的。而中国认不认输，根本就是个策略问题，与制度无干。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甲午战争打败了，大家就觉得这套制度不行了，要维新，要革命，根本不给上述书斋式探讨任何机会。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自以为掌握了历史真理的革命者轰轰烈烈地推进着历史的进程。整个20世纪的上半段，中国都在制度方面用功。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尽管这一点，直到今天还不能被大家普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