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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西路军覆没之考证(下) -- 疯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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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西路军覆没之考证(下)

三、可怜无定河边骨:西路军战术四大失误。

战争是一个双方不断失误的过程,关键是谁能抓住对方的失误并放大,分析过政治背景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军事战略战术本身,西路军的败局是否命中注定呢?我不知道当时中央一干人等是否想到了一千多年前立国的西夏,西夏东征西讨,在辽(金)、北宋之间打出了一片天地,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先陕西,再宁夏,再攻河西走廊的步骤,其次从地利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河西走廊已经不是当年唐宋期间的生态环境,荒凉的地方养活不了几万人的部队,还有人和,甘肃青海回教势力极大,普通老百姓在宗教信仰下对二马相当之迷信,张国焘幻想放弃根据地孤军打入河西走廊并立足的念头显然是不能也不会成功的。

具体来讲,西路军指挥部在作战中有四大失误,直接导致或者加速了覆没。

(一)做大哥已经好多年:不听指挥闹独立性。

四方面军从建军开始就不是在中央的指挥下打仗的,所以会师之后要他们迅速转变脑筋服从命令听指挥似乎有点难度。

首先是无视宁夏计划的执行,不听军委命令带部队过河。还是陈昌浩的报告,“当时我们与总部、军委电文中,有这样的事实,我们要求不分散四方面军,提议三十一军甚至其余两军都过河。我们当时是以为总部命令是在军委指示之下的,以为军委、总部分散了四方面军。这无疑的是我们主观掩饰了退却路线之十足的表现,自己已经执行了国焘的退却计划,反而把分散四方面军的异议,归到军委身上(在渡河后才知道军委不赞成三个军渡河),这是我们主观上军阀主义与反党倾向之事实说明。不错,当时军委同意用一个军在河西,这是因为已经过了河,事实上已无法制止之后(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军委并不知道),但这也不能说是军委分散四方面军(如果需要分散,军委自有权分散),或者说是等于牺牲这一个军。因为这一个军的行动是随时可调过河东去的”,再来,“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

其次,过早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过河以后不在乎与陕北之间的联络,自行拟定平大古凉作战计划,过早放弃与陕北的联系,导致最后孤军奋战,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再次,把与苏联发生联系想的过分简单和理所当然。

“徐、陈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已、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关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

似乎西路军的领导已经忘了一个多月前,太祖刚刚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们,远方的援助只到宁夏的话语。

当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进退失据,青海马步青马步芳为了保存地盘开始反扑,中央意识到了远方援助不切实际,自身孤军深入的危险,在“林朱张周关于对西路军行动部署意见致徐、陈的复电”(1936年11月19日)指出,(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去新疆的表示。

“中央关于注意整顿部队建立正规制度致徐、陈电”(1936年11月20日)(乙)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西回旋地区,以小部兵力进占安西敦煌。”后一封电报的落款是洛甫、泽东。太祖和中央一直要求西路军保持进退东西回旋余地,因为河西走廊呈蜂腰状,没有根据地的出击是没有前途的。

同时,中央在电报中一再强调远方援助正在密集筹划中,且最快只能等到开春。徐陈这边却在整天盼望不可能来的援助。“徐陈关于西路军近月来减员情况及对形势分析致中央并朱、张电”(1936年11月21日),(四)五军全部约12月5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救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

这就奇怪了,双方似乎鸡同鸭讲,中央这边告诉徐陈,远方援助暂时不可能,西路军这厢拼命在讲做好接受援助准备。

(二)杀敌三千自伤一千:经常陷入阵地战和消耗战的危局。

喜欢打阵地战消耗战似乎是四方面军的传统,早先在四川就是如此,南下以后,刘伯承在红大讲正规战法还逼死了一个余天云。后来很多战史把马家军描述的很难打,其实并不尽然,根据史料,马步芳下辖正规部队和地方步骑14000人,马7000匹,马步青下辖正规部队10000人,马6000匹。另外马步芳有民团79000人,马47000匹,马步青有保安团6000人。其中,民团都是匆忙之间拉壮丁凑起来的,训练有限,战斗力很低。相比之下,西渡黄河的三个军,总指挥部含直属队及教导团,妇女抗日先锋团,少年先锋团、骑兵师共有21800余人。马家军要分兵守城,实际可以机动的兵力并不多,同时部队军官回民多,下层部队汉人多,并不团结。陈昌浩报告中说,“骑兵最大部分为回回,步兵大部为汉人,班或排长以上官长均回回。对居民关系极坏。回回多不识字,性甚野蛮与粗暴。”西路军在过黄河之后显露出来的强大攻击力,已经导致马步青军心涣散。举个例子,凉州为马步青骑五师司令部所在地,在战略上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11月下旬,红军抵达凉州时,两马主力兵力被牵制在古浪以东的景泰,凉州基本上就是一座空城。当晚马步青向马步芳告急的电文,不下七八次,马步芳束手无策,最后电告马步青“阿哥安全第一,可弃即弃,万勿因守城自己吃亏”。遗憾的是西路军并没有一鼓作气乘胜攻城,不然于此休整补充衣服弹粮,局面将会大不一样,而是绕城过去,继续西进。(换了太祖,即使不打城,也要围点打援啊,实在是可惜)此后西路军虽然攻下一些山丹、永昌、古浪这样的小城,但是往往陷入优势兵力围攻,即使有限的补给也在阵地战中消耗殆尽。

(三)打消耗战的表现就是不能集中兵力消灭敌人。

陈昌浩自己在总结中指出,“一条山时未多集兵击敌;甘、红、古浪时集兵不够,主力分开;永昌时期未能“齐打齐进”;高台时再次摆下一字长蛇阵,未将主力迅速靠近五军。分兵恶果,使攻时不能实行包围,守时失利消耗,行时被敌袭击,驻时单纯防御。分兵去抢占要点,诚属不妥,在甘北地形敌情及我力实况,可以不分兵抢占要点。因为主要方面不能歼灭敌人,虽抢到要点(如永昌、高台……)亦无所用,而正因为抢了要点,兵力单薄,给予敌人各个击破之机(如高台……),如果主要方面击胜敌人,要点不打自占,即有敌人占据,通过之亦不为难,并不绝对有所妨碍。”

这样的局势中央早就注意到了,在“中央关于注意整顿部队建立正规制度致徐、陈电”(1936年11月20日)中太祖着急万分,恨不得亲自去指挥。电文:乙、你们作战方法应该改变一下,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外一部分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给,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此后,太祖继续要他们集中全力消灭一部分追敌,为自己赢得先机。“军委给西路军电”(1937年1月8日)癸、前略。趁此时机已占领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到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侯亦度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趁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

可是西路军指挥部是如何做的?他们还是没有能够集中兵力,而是继续分兵分别占领高台临泽,仅有的数千人还要分成两部分,高台围城守了7天,最后全军覆没,这支宁都暴动,二万五千里长征走来的部队就这样被拙劣的指挥害死了,中间还因为救援,西路军骑兵师大部被打光。高台损失五军是西路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是实力,还是信心,都遭到严重打击,之后只能陷入被动防御中。

(四)心理上走极端:要么高估自己,要么对自己信心全无。

1、一口吃个胖子:对自身能力过分高估。刚刚渡河的时候,虽然指出气温、衣服、粮食、子弹,扩红、骑兵等诸多困难,但一再表示可以独立消灭二马。

如“徐、陈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丁、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依据现在敌力我力对比,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2、画饼充饥:远方接济盼不到,又盼望援军。

“西路军要求增援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24日电)乙: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迅速抽出这样的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的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

在山穷水尽只剩下一点力量时,还在不切实际的盼望援西军,“徐陈报告西路军不足三团在祁连山上与敌血战,形势危急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3月13日)(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这个时候西路军指挥部的一干人等简直都是跟吸毒犯了毒瘾一样,到处痴心妄想不切实际的东西,实在是可悲之极。

22日,临泽突围,23日,马元海发现红军有东返迹象,即调骑五师马禄旅东撤堵防,韩起功旅固守甘州及沙河堡,配备民团固守高台城,其余马彪旅、马步康旅机动分散,袭击红军。27日,红三十军在临泽唐家湾的两团部队,与沙河一带的第三十军会合,第五军、九军、三十军的主力,逐渐集中。这个时候,出现了两大有利因素,一是聚歼了马步芳的青海宪兵团,二是马步芳出现误判,担心红军沿甘新公路西上入新,严令马元海“死力堵击于肃州沙窝地带,阻止西进和东下。”深恐红军直驱入新,或回师东下,将所属马禄部也撤回,骑五师也全部脱离战斗。

悲剧的是,西路军指挥部再次对形势出现误判,把聚歼青海宪兵团看成是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其实,该团所有士兵1300余人,都是由西宁市居民中临时征拔的,入伍只有几个月,既没有经过相当时间的训练,更谈不上作战能力),再次信心满满要回头西进(其实,即使西路军突破重围到了新疆也不那么容易,结合盛世才后来的投机做法,可以猜到他不会顺利地让一支人强马壮的红军到自己地盘上来做客,他毕竟是个军阀而已。所以军委主席团可能鉴于此,才要求西路军不要急于西进,不要指望外援,要全部依靠自己的说法),于是,西路军的指挥部放弃了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带着一支人困弹乏的疲惫之师踏上了不归途,按照徐向前的回忆录,这个责任是要归咎于陈昌浩。

个人判断应该是西路军的部分领导人仍然不肯放弃西进取得远方接济的初衷,就像一个大家庭,儿子闹分家,说要出去打一片天下,结果在外面碰得鼻青脸肿,可是他却依然不肯回家,认为那样回来会很丢面子,或者觉得还可以再赌一下,真相如何,谁也不知道。

当时虽然损失了五军的主力,但是还有1万人的红西路军如果集中兵力东进突围还不至于最后被整建制的消灭,但此时的西路军指挥部居然放弃东进最后一次自救的契机,带着庞大的红军部队,离开公路线进入转入荒僻崎岖的山岭,而且正值天寒气凛,那样的地带地旷人稀,给养无着,不等征战,已经走上了绝路。战史记载,28日,红军离开甘新公路,自西墩堡、龙首堡,与先期占领甘州南部倪家营子的红三十军会合,兵力共1万余人,集结于甘州南乡的倪家营子,即以该堡为主体,联结周围20多个庄堡,层层据守,形成了长达20多华里的一条环形防御线。但马步芳尚难判断红军前进方向。29日,马元海电告:“红军大部队离开甘新公路,进入离甘州南70里的倪家营子,占堡寨43处,星罗棋布于周围30里之地,总人数约有13000余人,确系主力”,至此才肯定红军已由公路线向祁连南山地区活动。

此时,就连马步芳也看出了红西路军放弃甘新公路,龟缩倪家营子的败笔,他认为在素州沙漠地带围困,收效尚难,今既转入山林,则道路崎岖,无法补给,气候剧寒,行动更加不便,红军陷入绝境,胜券已操,即在省政府纪念周上公开叫嚣“红军进入山林,不易久居,我以骑步兵分头夹击,最后胜利可期。”并说:“自接战以来,我军在历次城池庄堡中损失很大,今情势已变,红军天天在被动中。”

对此,徐向前的解释前后不一,先说是中央要求固守待援50天,后说是为了依托防守有力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然后转入反攻。然而,所谓的固守50天,是1937年2月末的电文,此时的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被围困攻打10多天,虽然歼灭敌军上万人,但自身缺医少药,弹粮无续,从倪家营子突围之后东进不得,只能再次回到倪家营子等待最后覆灭的命运。该电文全文录下:军委主席团对徐、陈要求增援的复电”(1937年2月26日),发西路军、徐、陈及军政委,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主席团 二月二十六日亥。而这个电报是针对前两天的“西路军要求增援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24日 24时)电文中的要求所回应的,在这个电文中,徐、陈仍然是在讨价还价,言不着地,中央军委:甲、我们(二)十一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窑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有机即东进,无机另外想办法。乙、欲战胜此敌,只要八个足团,一两千骑兵,带足较强火力及山炮迫击炮一部即可,最好能抽出这样的兵力过河,以归还建制名义向凉州进攻。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或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望军委考虑,希予采纳。后略。

上下文对照起来,即可看出,并非中央来电命令固守五十天导致了最后的覆灭,而是此前已经弹尽粮绝,无法杀出重围,向中央要求所谓的外援,军委主席团不得已才叫他们固守待援,此时,国共两党谈判紧锣密鼓,谈判向来是实力的对比,首先红军实力不如老蒋,可以依靠的张学良也去了南京,只能多争取一份利益是一份利益。其次,蒋介石虽然要兑现西安被困的承诺,但他内心深处依然是要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所以一再电示二马尽快消灭西路军。再次,西路军失败的经历已经证明了甘肃地区不仅远离抗日根据地,而且不宜建立根据地,所以就像下围棋一样,太祖这样的高明战略家是不会去犯添兵的错误,手头的家当就这么一点,再把手头仅有的实力投进去和二马消耗,实在是毫无必要。此时日本侵华步骤有逐渐加快之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只有尽快做好准备投入抗日洪流,而不是沦为旧式军阀与河西二马争夺地盘。话再说回来,此时中央军还在西安兰州一带虎视眈眈,就算是老毛派了部队过去和二马拼得两败俱伤还是徒给蒋介石得了便宜。这个时候,军委主席团内部的复杂心理,今天的我们应该很难体会得到了,但可以从这篇电文中略微窥见一豹,全文录下,“1937年3月2日军委主席团关于增援西路军的理由致彭、任、刘、左并告周电”,彭、任、刘、左并告周:昨日电悉。(甲)中央军委决定增援西路军的理由如下:(一)西路军已全失自信心,处在危险地位,一切指示都无效力。只有增援一举可以稳定军心,撑待时日,以待问题之解决。(二)西路军如根本失败,影响极坏。(乙)但增援之实行及程度,必须服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周(恩来)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而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证明向西面是不会生存的。(丙)上述决定,请向军师两级主要干部解释说明。(丁)政治上解决及收买二马与军事上增援同时进行,如收效即可停止增援,此项请周注意 主席团 3月2日。

总结:

一,七十四年前的此时,红西路军正以偏师苦战冰天雪地中的河西走廊,编制不满,弹粮缺乏,敌人穷凶极恶,但是两万多红军将士依然表现出了让敌人胆寒的战斗精神,这是任何事实都无法抹杀的,他们为之奋斗的信念也是执着的,他们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此后不久,发生七七事变,中国时局突变,共产党顺应形势投入了抗战洪流,壮大了自己,顺应了民心,这才奠定了抗战胜利后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内战胜利的基础。

二,一直到内战结束,中共从苏联取得的援助都是极其有限,但辩证来看,也避免了像东欧那些国家过分依赖苏联援助而在战后失去了自身独立性的后果。其实,毛子永远是地缘现实考虑大过国际主义精神,从对待西班牙共和政府到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再到雅尔塔协定等等,他始终而且永远把自身的国家利益摆放到了第一位,当时为了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可谓不惜低声下气哀求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根本不会大规模的援助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即使有部分援助,也是为了避免日本击败中国,造成他的更大威胁。

三,西路军指挥的失误在中下级中影响极为恶劣,彭嘉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提到,“流落兰州的不少,多找到了职业,以挑水的多,有的在饭馆做小工,他们不愿回来,对部队极不满。”(彭嘉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1937年9月23日)。

四,四方面军虽然在西路军一役中损失巨大,但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留在了河东岸,同时部分高级干部也回到了延安,成为后来不可忽视的一个山头,所以太祖即使到了后来文革,也在分配派系平衡时念念不忘四方面军的代表。同时,四方面军由于西路军失败导致了巨大损失,导致他的不少高级干部远离了权力斗争,得以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基本未受冲击,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陈昌浩当时受到的冤屈并不比彭德怀等人来的大,他吞服安眠药应该也是个人悲剧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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