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精卫于1927年11月的演讲――分共以后 -- 自向荒郊寂寞红

可是其中的内容和后来的事实比较，实在是有意思。

共产党问题

说共产党“以为国民党分裂之后，创痕是一时不能即合的，借此机会，使国民党自相残杀，不难使之同归于尽。”，结果国民党果然分裂，互相残杀，而共产党得以生存（此观点可参照毛泽东《中国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然而国民党的自相残杀，并非全由共产党的挑拨离间所造成。

农民问题

可见汪精卫也明白农民问题的重要，在这篇讲话里说了好大一段。

汪精卫说农民的解放需要从社会经济，政治，外交诸方面进行，承认这很不容易。这么不容易的事情还说“经此一番解释，农民必恍然无疑。再不去上共产党阶级斗争的老当，而明白承认民族联合共同致力国民革命，为农民解放运动之唯一方法了。”农民能听懂他那一套经济政治外交的解释，“恍然无疑”的支持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吗？或许更愿意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那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摘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共产党的理论

汪精卫对共产党理论的煽动性使有着清醒认识的，故而说“而尤其危险的，是农工商学各团体里头，有些热心的人，本来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而误认共产党的理论，是国民党的理论，且以为是国民党里头最革命的理论。”危险也罢，确有人认为共产党理论是革命的。

国民党与群众运动

“如今一般腐化分子，口口声声，不要民众，凡有接近民众的，几乎就要疑心他是共产党，这种荒谬心理，固然可恨可怜。”分共以前，国民党中能踏踏实实做群众运动的人就不多，分共之后的国民党已经没有什么接近民众的活动了，基层的党部只到县级而已，更不要说农民运动了，尤其是“共产党嫌疑”一词成为了国民党党争的工具，谁又敢去冒大不韪做群众运动。

“建设起来”

“我们如其能建设起来，则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前做过的不为徒劳，以后做去，当更有把握。不然，不但不能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反为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做机会了。”可是，国民党没能建设起来。虽说27-37年有国民党统治的黄金十年之称，但这期间有着中原大战，农村依然有高利贷，外交方面虽然有改定新约之举，然而对日关系由恶化继而转入被侵略的地步。按照汪精卫对农民问题从社会经济，政治，外交三个方面的考虑。至少在农民问题上没有建设起来。对于工人和企业主而言，“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需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之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这方面确有所建树，但是要考虑到中国人口中农民占的比重是很大的。对于学生，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的文网，连陈公博的《革命评论》都抄了，更不要说什么能如何使学生负起让中国有自由平等之文化的责任了。果然“不但不能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反为军阀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做机会了。”所以国民党“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不但不是“不为徒劳”在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里简直就是罪恶了。

综上所述，这篇讲话和以后发生的事实，用善意的说法叫做力不从心，用恶意的说法叫做说人话不干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