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赖永初（六） -- 王外马甲

天色刚放亮，贵阳城里就喧闹起来。背筐挑担的货郎穿梭在街头巷尾，有卖粽叶的、卖艾草的、卖雄黄酒的、卖钟馗像的、卖咸鸭蛋的、卖竹哨子的、卖小风车的……有的敲着小锣有的打着响板，叮叮当当，引得各家各户都敞开了房门。

黎明的朝阳中，大人们相互拱手致意，小孩子们则在屋檐下拍着双手，卯足了劲儿放声高唱：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艾蒿插在大门上，红枣粽子糌白糖”

“端阳五月五，划船敲锣鼓，钟馗抓小鬼，天师骑艾虎……”

这是1919年的6月2日，在小贩们卖力的吆喝声和孩子们稚嫩的欢笑声中，端午节来到了。

这一天，“赖兴隆”钱庄的人们也是早早的就起了床。老板赖嘉荣打开店门，在屋外插艾草、在屋内挂菖蒲，还在墙上端端正正地贴了一幅钟馗像。厨房里充满了粽子的香气，老板娘赖时氏在锅灶间忙碌着，大锅里正用艾草汁煮着糯米饭，饭里面还混着茱萸、柏子、桃仁和大蒜头，绿莹莹的透出一股清新的味道。餐桌上放着炒好了的黄鱼、黄鳝和黄豆芽，这些都是端阳节里必须品尝的食物。

按照贵阳的习俗，端午这天还应该出门“游百病”，也就是男女老少成群结队的到郊外去游玩，拜山神、摘野果，然后再把采摘来的花草药材带回家里煮水洗澡，叫做“沐兰汤浴”。只可惜因为要照看生意，店铺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出城玩耍的机会，惟独八岁的小伙计韦岭是个例外，这小家伙得到了老板的特许，三口两口吃过早饭之后就赶紧戴上虎头帽（用蒲草编成的斗笠）、背起小竹篓，兴致勃勃地在屋前屋后转来转去，迫不及待的准备动身出发。

“大掌柜，给你说，今天我要挖个天麻回来给大家洗澡”

“哈，你个小屁娃，能挖到野芋头（独角莲）就不错了，还想挖啥子野天麻……”

“小韦岭，天麻都长在山背后的阴凉地方，好挖得很，你今天一定能挖两颗回来，让大掌柜看看你的本事”

“莫要听他们乱讲，我们才不挖天麻，连野芋头也不要挖”，老板娘赶紧走上前来，伸手给韦岭挂上香袋，又用雄黄酒在小孩的脑门上写了个“王”字，嘴里念叨着说：“端午间，草窝窝里头有长蛇，被咬一口划不着。你今天就跟着我一起摘杨梅、看龙舟，下午再捉只鸭子回来给大家吃，不许在山上乱跑，听到了没有？”

小韦岭只好无可奈何地点点头，可脸上却是一副不甘不愿的表情。

香袋是用蒲草编成的，里面装着山奈、白芷、桔子皮之类的东西，每人都有一个。大家先是各自佩带起香囊，然后再依次把脑袋伸到赖时氏的跟前，任由她在额头上、鼻梁上和耳朵旁涂抹雄黄酒。

“带上香草袋，不怕瘟神害，身上带雄黄，早晚阳气壮……”，老太太一边洒着黄酒一边念念叨叨，那模样象极了教堂里的大主教。

“这些事现在只好由我先做着，等来年你们成了家，自然就交给你们媳妇去管”

“依我说，想找媳妇就不要涂那么多雄黄酒，身上好大的气味，人家白娘子都不敢拢边了”

“呸，好个作怪的娃儿。你又不是许仙，难道还想娶个妖精回家不成？”

几句调侃惹得大家都哄笑起来。

虽然是过端午，店铺的生意却不能停。早饭过后，老板娘带着小韦岭们“游百病”去了，其他人则照常干活。

跟几年前相比，“赖兴隆”的店面改变了许多。原本是夯土的地面铺上了水磨青砖，原本凌乱的货架换成了阔气的银柜，堂屋里添设了楠木家具，墙上挂着字画、桌上摆着自鸣钟，茶几上还预备了专门招待客人的旱烟杆、水烟筒和听装“派律”香烟（PIRATE，海盗牌），几个衣装整洁、精神抖擞的伙计在“恒业永兴”的金字牌匾下来往穿梭，戥银子的声音、敲光洋的声音、数铜钱的声音和“噼哩啪啦”的算盘珠子声交织在一起，俨然一副大生意大买卖的派头。

银钱业号称是百业之王，开钱庄的自然也就更加注重瞻观。“赖兴隆”的店面整洁雅致，在当时的贵阳算是比较体面的了，但实际上，它的境况却并不象外表上的那么风光。

有人认为“赖兴隆”是贵阳的第一家钱庄，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贵阳在早些时候也是曾经有过票号的，比如著名的山西“日升昌”就在这里开过分店，只不过因为贵州的物产贫瘠、商业落后，对货币的流通需求很低，所以那些银钱商人折腾来折腾去也难以有所作为，辛亥前后就纷纷关门大吉，直到十六岁的赖永初借着战争的机会发了一笔横财，才又重新拾起了这个行当。

说起来，赖永初开钱庄也确实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他先前连自己家的杂货铺也没有真正掌管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金融方面的经验了，小伙子只不过是在合江的客栈里听别人忽悠了一通“赚钱就是转钱”的道理，然后又觉得钱庄这买卖一没有仓脚库存，二不用机器厂房，而且不受天气时令的影响、一年四季都可以开张，感觉真是不错，于是脑袋一热就从华之鸿那里讨了个银钱业的执照，把门面装修一番就干起了新的行当。

可是，生意人换行当并不象店铺换个门脸那么简单。“赖兴隆”过去是做杂货零售的，现在一下子转做了金融，这等于是从商业链的最末端直接跳到了最前端，突然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而这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当，零售业的门槛低、容易上手，业内人也都平淡和睦、比较客气；可银钱业圈子则是一副官商做派，门槛高、作风保守，最为势利和欺生。贵阳的银钱业向来都是典当行的天下，当铺的股东大多是退仕返乡的前清官宦，这些人先前已经联手赶走了陕西老板和山西老板，现在又看见赖永初这个靠“卖私盐”发横财的杂货铺伙计居然也敢来染指银钱，自然更要处处刁难，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赖兴隆”钱庄开张的那一天起，“光裕典”的文明钰老板就公开表示：“开杂货铺的只要有货就能卖，想做钱庄光有钱还不行”，意思是赖家既没有政界的后台、又没有商界的声望，根本不配在银钱业里混。于是，“正兴当”“复源当”“济善当”等各家当铺也就跟“光裕典”联合起来，明里暗里的排挤新人，特别是在文明钰接替华之鸿担任了省商会的会长之后，商会的活动干脆拒绝赖永初参加，商场上实力最强的三大行业（盐行、绸缎行、典当行）也一概不跟“赖兴隆”发生往来，愣是硬生生的要把这新开张的钱庄打压下去。

存贷和汇兑是银钱业最重要的两大业务，但吸纳存款需要以商业信誉为支撑，开展汇兑则需要有行业关系做保证，而当铺老板们老奸巨滑，恰恰就在这两个方面挡住了赖永初的发展。开业两年多来，“赖兴隆”既没有拉到过百元以上的存款，也没有做成任何一笔汇兑单子……这窘迫的状况让钱庄的经营日益艰难，却也让赖永初渐渐按捺不住，终于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这一年的春节过后，贵阳的街道上突然贴出了一则广告：“赖兴隆”承诺向全城的商家开放小额借贷，其中二两银子（三块大洋）的借款如果能在两天之内归还，一律免收利息！

这消息一经传开，商界上下立刻就炸了锅——因为这等于是公开宣布银钱业里发生了内讧，钱庄跟当铺打起来了！

钱庄和当铺都属于银钱行业，但两者的经营是各有重点的。传统的钱庄主要是跟“上等人”打交道，也就是以信用为担保，借贷的金额通常在一百两银子以上；而当铺则跟普通大众做生意，以实物为担保，借贷的金额一般在百两银子以下。由于贵州的商业很不发达，大额的信贷需求其实并不多，所以贵阳的金融业务以往都掌握在当铺的手里，可现在赖兴隆突然决定“自降身份”开放小额借贷，五两银子也可以贷、二两银子也可以借，而且还不必抵押甚至不必付利息，这简直是搅乱了格局、硬抢了典当行的饭碗。

说实话，如此蛮干的事情在以往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钱庄老板大多都自矜身段，不大乐意经手三五两银子的小买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小额信贷的风险很高，如果没有实物作担保，借出去的钱款很有可能收不回来，所以但凡有点理智的钱庄老板无论怎么冲动也不至于拿自己的银子去赌气。可这一回，掌管钱庄的偏偏是个犟头倔脑的愣头青，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结果一着急上火就不管不顾的使出了拼命的招数。

赖兴隆店里的人们也知道这样的行为纯粹是两败俱伤，而且真的较量起来，当铺那边最多是做不成生意罢了，钱庄这边却有可能越做越亏本，算一算还是自己的损伤更大一些。可道理虽明白，却无奈大掌柜的正在气头上，其他人也不好硬拦着，伙计们只能在干活的时候睁大了眼睛，尽量不把钱款借给那些看上去不大可靠的客户。也有人在私底下嘀咕说：“赌气归赌气，太亏本的事情也不要做。最好先把免收利息的条款取消了吧，天下哪有钱庄放贷不收息的规矩”，而赖永初却置若罔闻，始终是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架势。

于是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赖兴隆的伙计们焦急地盼望着掌柜的能早点消了火气，当铺老板们耐心地等着看这傻小子破产倒霉，而街井的小商小贩们则抓紧时机、利用这难得的“优惠政策”尽量享受免费贷款的好处，只有赖永初依然是快意恩仇，不管不顾的我行我素……几个月下来，钱庄如预料中的遭遇到了大笔的“烂帐”、连连亏损，可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店面上的钱币兑换业务越来越红火，库房里堆满了成篓成筐的铜钱，几乎快要装不下了。

在1919年的贵州，市面上主要的流通货币只有白银、大洋和铜钱（当时还没有流行“铜元”，铜钱仍是一文一枚的“制钱”，也叫“铜子”），三种货币的兑换比价大致为一块大洋兑铜钱一千至一千二百、一两银子兑铜钱一千五至两千。这样的主辅币设置是以农耕经济的田赋制度为标准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商业经营的流通需求，所以经常弄得生意人在做买卖的时候不得不进行货币兑换。

办理银钱兑换每次可以收取百分之三的手续费，不过这项业务并不是银钱业的专利，任何店铺都可以做。那时候的三十枚铜子可以买一碗猪肉米粉，也就是每换一块大洋就至少要付出一顿“豪华早餐”的代价，所以人们除非万不得已，轻易是不会去“贴水”换钱的。这样平摊下来，每个商号日常能接触到银钱兑换的次数其实并不太多，想单靠这个业务发财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赖永初偏偏就盯上了这个不可能发财的买卖。他是杂货铺跑街的出身，当然知道城里钱币兑换量最大的群体是做小买卖的商贩。贵阳的商贩一般每隔几天就要赶一次乡场，虽然每次需要的流动资金不过只有四五两银子而已，可因为他们卖货的时候收到的大多是零钱，所以每当进货的时候就感觉特别麻烦。想一想就知道，一块大洋折成铜钱大约有十二斤，五两银子的铜钱就将近一百斤重，如果用担子挑着这么多铜币去乡下买东西，那肯定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商贩们通常的办法是用褡裢装一部分铜子，另外再换些银子或大洋带在身上，这也就给钱庄带来了商机。

赖永初推出的那个“二两银子两天之内免收利息”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吸引商贩的诱饵。小贩们头天借银子可以不付利息，可到了第二天还款的时候，因为交到柜上的全是铜子，所以就必须承担铜钱换洋钱的“贴水”。商贩们对此是很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反正每次进货都要兑换银子或大洋，现在只不过是把兑换的时间由赶场前变成了赶场后、把向别的商铺兑换变成了专门向“赖兴隆”兑换。在利益上没有任何的损失和风险，却可以向钱庄白白借到将近一半的流动资金，无形中大大降低了自己的经营成本，算来算去都很划得来。

这样的办法一经推出立刻就取得了立杆见影的效果，最显而易见的是，当铺的生意越来越冷清、钱庄的生意却越来越火暴。没过多长时间，城里卖蔬菜的、卖山货的、卖面条米粉油饼糕点的、甚至连杀猪宰羊的屠夫都成了赖兴隆的客户，以往只有“上等人”才能光顾的银钱柜台这时聚满了布衣短衫的小商小贩，店铺前终日人声鼎沸、伙计们忙得四脚朝天，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街坊邻居莫不称赞赖家小伙的本领高强，就连《贵州少年日报》也发表评论说“赖兴隆走的是平民化的商业道路，代表着大同世界的新方向！”

只不过，店铺的外表虽然风光热闹，可赖永初却暗自叫苦不迭。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银钱兑换的那百分之三的利润其实抵不过“烂帐”所造成的亏空，而更重要的是，原本以为钱庄的业务范围扩大了之后就能吸引到商贩们的存款，可未曾想，钱庄的算盘精、顾客的算盘更精，那些小商贩虽然经常上门光顾、个个都象老熟人似的，可骨子里却还是对赖兴隆的信誉不太放心，每每是借了多少钱就只还多少钱，剩一枚铜板都要揣回家去，根本不肯存到钱庄的帐上。这样一来，赖兴隆就几乎成了个“换钱的铺子”，钱庄的业务也就只有单向的“银洋换铜钱”，于是经过从春节到端午这几个月的折腾，钱庄的库房里虽然堆满了成篓成筐的铜板，可柜上的三万大洋却只剩下不到两千块了。

赖永初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难题，而典当行的老板们却似乎对这样的局面早有预见。他们一方面加紧从各地乡镇调集铜钱、补充贵阳市场，另一方面又跟盐行和绸缎行的商家联合约定：跟赖兴隆钱庄的银钱交易，一律加收百分之五的手续费！这等于一下子就封死了赖永初的生路——他如果用铜钱去大商号换银元，不仅先前的获利要全部赔出去、而且还要倒贴血本，无异于自寻破产；而向小商号求援则根本无济于事，那些人既没胆量得罪商会，也没有能力消化这么多的铜钱……

虽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赖兴隆的实力足够强大，仍然还有赢得这场拼搏的希望。因为铜钱的总量是有限的（当时的贵州没有铸造钱币的能力，市面上的铜子全都是清朝时期的制钱），所以只要赖家能够持续保持高强度的货币兑换频率，一旦钱庄所储存的铜钱达到了相当的比例，市场上就会出现辅币不足、流通困难的情况。到那时，铜钱的价格肯定会急剧上涨，各大商家的联合封锁也不会再起任何作用，银铜交易的主动权自然也就转到了赖永初的手里……可问题是这一切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假使。眼下的情况明摆着，赖兴隆的钱柜里只剩下了一千多大洋，连三五天的时间都很难撑得过去了，而文明钰又把融资的各项渠道堵得滴水不漏，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更遇到四面埋伏，赖永初的彻底失败似乎已经就此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