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帮人发一帖，请人间树马大善人及古文化爱好者朋友们进来一叙 -- 风中的羌笛

泉同学：看来您对此还是有些冤气啊！很好很好，“久在军中，有些火气”嘛。我想我还是先道个歉吧，虽然“沙包”二字是您自己提出来的，我在这里乱叫还是很不好的，敬请您原谅。

虞喜的53度是跟据他的观测和尧典记录进行对比，以日短星昴作为观测的对比点而得出的结论。现代天文学承认虞喜的观测结果（这里还是应该指出，虞喜的观测结果中，其四星调合还是有2度左右的误差的），现代天文学也承认虞喜的计算方法的正确性。所以对于虞喜的53度结果，我们考虑到虞喜所处的年代的历史局限性，表示了接受和赞赏（请注意我没有提到尧典记录的观测结果）。

但是若是任何一位现代天文工作者或天文专业学生跟据虞喜的观测结果和尧典记录来作出同样的53度结论，他是要受到批评的。因为在尧典记录的观测结果中，昴星出现在它不应该出现的位置，它跟其他三星的位置自相矛盾（昴星跟其他三星不可调和，竺老的结论是差了24度之多）。这个四星不可调和，跟观测所处的年代并没有关系。就是按你所说的，按5400年前左右来分析过四星的位置，尧典记录的观测结果也还是不可调和的（昴星跟其他三星的相对位置是基本不变的）。也就是说尧典记录的观测结果不能作为现代天文的岁差基本计算数据，其计算误差有3500年之多。

若仅仅作出四星不可调和的结论，竺老1924年的论文还是不成其为论文的，竺老的贡献在于，在承认尧典中昴星观测错位的基础上，在尧典其他三星的为基础进行调和，对比当时的其他记录和考古学证据，得出了尧典记录为殷末周初之现象（1200BC-——1000BC）。这其实也就是你所提到的对另三个时间点的分析。

我们没有虞喜对另三个时间点分析的纪录，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若虞喜对另三个时间点进行了分析，他也会得出跟竺老相近的结论。毕竟原始数据是一样的，而计算方法也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