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小子胡言之胡说六道: 勤政昏君, 崇祯皇帝笨到死 -- 左大嘴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是很讲究道德的，有人以为那只是儒家的教条，其实不是。对“德”字的推崇其实是从周朝开始的。

殷人是十分相信鬼神的，国家大事必定要取决于鬼神，甚至殷王的起居坐卧都要向鬼神请教一番。所以说孔子说殷人‘敬鬼神’。然而这样虔诚的教徒却不能避免政治黑暗、国家走向毁灭。随着汤王朝被武王推翻，纣王这个位老毛也夸过文武双全的末王自焚身死，周统治者们在高兴之余也不免有所感怀：怎么样才能保证我们可以长治久安呢？周人思考之得就是：鬼神是靠不住的，上天才是最终的主宰，而上天只会保佑那些符合一定标准的人，这些人的思想行为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才能够寿终正寝，才能够事业成功。这就是‘德’。

不过，这是的“德”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说的，一般人是不配有“德”的，所谓“德陪天地”。《国语》记载有大臣祭公劝诫周穆王的一段话对此有很清楚地说明。穆王是个野心很大的君主，有些像后来的汉武帝，想要“车辙马迹遍天下”，想要因为一点点小过失就征讨西面的犬戎，于是祭公就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翟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zuǎn)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这里面的君德表现为“勤政爱民”，至于耀武扬威那是不得已而未知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德”也逐渐在可以适用于主要贵族了。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什么是“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族兴旺，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那么什么是“不朽”呢？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而孔子的作为实际上是把这种‘德’进一步推广到了普通的‘世人’身上了。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说的统治者。“德不孤，必有邻”则是用于所有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同时也是对那些立志拥有这种品质的人的鼓励与安慰。 而“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则是对习得者的一种抱怨，显得非常的失望。而“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强调君子对小人行为的影响力的同时，也表明了“德”字本身已经扩展到了如此的程度，竟然已经包括到了“小人”的头上，同时，这些小人的“德”也自然迥异于最初的“君王”之德了。

对于君王之德儒家其实是继承了周朝的传统看法，儒家其实是对先前思想的一个系统地总结、扬弃与继承，很多东西并不是孔子本人的创见，而是在他之前就有了的，他接受了，有时候用他自己的术语表达了出来而已。孔子自己也说他是“述而不作，新而好古”，又说“礼失求诸野”，对此他是承认的。

孔子讲究：君君臣臣。当君主的要向各君主的样子，当臣子的要像个臣子的样子。那么，在儒家看来如何才算是一个好君主呢？孔子说：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好君主吴国的始祖泰伯不把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产以图利，贪权恋位。儒家来来的一位大师荀子也说：“利谓便国益民也。为政者见有大利，必宜兴行，但不可见小耳”。《大戴礼记?四代》：“好见小利，妨于政。”君主只执著于一点点蝇头小利，那时害德的行为。上文提到的周穆王好大喜功非要向犬戎耀武扬威，祭公劝他也不同，亲征的结果仅仅“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西面的蛮夷小国也不来朝贡了。这就是因小利而忘大义。

同时，君主还应该使用贤人，废黜斜佞之人。哀公闻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r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要让老百姓接受统治，就要用正直的臣子做官吏。

而对于臣子，孔子认为要“忠”更要“仁”但后者并不是对于臣子的特殊规定，而是作为一个上进的人的通用的最高标准。无论如何，“忠”，是臣子的职责。“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对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臣子尽忠的重要方式包括“进言”，进言也很讲究：

“侍于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 谓之『 躁』 ； 言及之而不言， 谓之『 隐』 ； 未见颜色而言， 谓之『 瞽』。”还没谈到那个话题就开讲，那叫“浮躁”；话题有了却又不说了那叫“知而不言”；说话也不看君主的脸色表明的心理反应，那叫“瞎了眼”。

臣子要认认真真的尽职责，替君子馆好国家，“事君，尽其事而后其食。”先给人家卖命干，然后再想着饭碗里肉多不多。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要让老百姓对统治者发自内心的尊敬，忠于政权，卖力地工作，那就得首先恭敬得体地面对老百姓，这样老百姓也就尊重政权了；自己先要做到父亲对子女慈爱、儿子对父亲孝顺，拿老百姓也就能够忠于政权了；把那些正直有才能的人用作官吏，并且教导那些不象话的家伙学好，老百姓也就卖力干活了。”

但同时呢，孔子又认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主要是不能用自己，那就开路一马斯。殷纣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一旦去位，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后世的儒家对于好君主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已经决不仅仅是“勤政爱民、任用贤人”几个字所能代表的了。

《资治通鉴》上记载了杜黄裳与唐宪宗对君臣问题的讨论：

唐宪宗尝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垂拱无为，何谓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优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叙，苟慎选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谁不近力？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无为而治也者。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西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无补于时，取讥后世，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之。

用白话说起大意就是说“人只要会用人，要信任臣下，放心让他们去做事就行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