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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亦是风花一代愁—谈谈媚俗 -- 烤面包的胖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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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也说一说我的理解

我很赞同您说的媚俗是一种压迫,不过,我觉得这种压迫既可以是社会的(正面或反面)影响,也可以是个体(主动或被动)强加于自身的影响,不一定是制度上的。

“社会主义就是好”,当这句话偶然提起的时候,一个人对这句话的评判更多的来自于自身的体验--或者是赞同,或者是反对。然而,当这句话铺天盖地的时候,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一个人很容易陷入一个被动的选择当中。在这种压迫性的环境中,更有可能的是用社会与群体的反应来作为自己的依据。也就是说,选择的标准不再是自身的体验,而是自己与社会或群体的互动。选择了随波逐流就意味着赞同,而选择了别出心裁或者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意味着反对。而不管是赞同或者是反对,其实都远离了自身的体验而成为了站队(选边)的过程。

“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这句话是西方世界的“共识”。至于这个“共识”是否为真,其实对不管对个体来说还是对西方世界来说都不见的是那么重要。假设你身在美国的大街上接受狐狸台的采访,当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主持人关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是否为真,主持人关心的是你选择了那一边。当你赞同这句话的时候,你被认为是“大众”(你同西方世界有同样的“共识”),当你反对这句话的时候,你被认为是“小众”(你同西方世界没有“共识”)。

当德国的一个政治组织曾为萨宾娜举办画展的时候,萨宾娜已经被假定为同西方世界有同样的“共识”,那么自然而然的,萨宾娜必然要赞同“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由此引伸出来的必然是“她的画作是争取幸福的斗争”。萨宾娜反对这样的标签,结果是引来了疑问:你是说共产主义不迫害现代艺术吗?。在这里,问题的核心已经不再是萨宾娜的画展应当被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而是萨宾娜对“共产主义迫害现代艺术”是否有同样的共识。也就是说,不管萨宾娜选择的是“大众”还是“小众”,其实都已经远离了问题的本质。

“非如此不可”,个人觉得可以更多的看作个体加于自身的媚俗。这种媚俗其实既可以是被动的(外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内在的)。比如说:

  当然,那(沉重责任)是一种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会习俗留给他的。而他热爱医学的那个“非如此不可”,则是内在的。他经历的磨难如此之多,内在的使命感越是强烈,导致反叛的诱惑也就越多。

再比如说,当萨宾娜流泪的时候,实际上是萨宾娜自己主动地拥抱媚俗。在萨宾娜的双亲死后,她的生活是不完美的。而越是不完美,越是对完美的家庭充满了渴望(“一位可爱的母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这种渴望使得萨宾娜对完美家庭的幻象极度的敏感,以至于每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都会使她拥抱幻觉而流出泪水。这种关于完美家庭的幻象(谎言)就是萨宾娜愿意相信并拥抱的媚俗。

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宁,那么静谈,那么和谐,由一位可爱的母亲和一位聪慧的父亲掌管。这种幻觉是双亲死后她脑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梦,她就越是对这梦境的魔力表现出敏感。当她看到伤感影片中忘思负义的女儿终于拥抱无人关心的苍苍老父,每当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辉,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泪水。

这种内在的,主动的媚俗,在《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里倒是很多,少年维特的例子很多时候是对谎言/幻象/媚俗的拥抱,这应当就是米兰昆德拉所指的“需要凝视美丽谎言的镜子,对某人自己映像留下心满意足的泪水”。

严格说起来,我感觉外界施于个体的媚俗同个体强加于自身的媚俗是应当区别开来的。如果说前者的基础是压迫,那么后者的基础则是幻象/谎言。当然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他们有“共产主义==谎言”的共识,考虑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政治背景,也许正是因此,米兰昆德拉将他们放在了一起。对这两种媚俗的消解也是不同的。对压迫的媚俗,正如书名所揭示的,要将生命中的“重”化作“轻”。而对另外一种,萨宾娜要做的,是去面对现实:

她被这首歌打动,但并不对这种感情过于认真。她太知道了,这首歌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媚俗一旦被识破为谎言,它就进入了非媚俗的环境牵制之中,就将失去它独裁的威权,变得如同人类其它弱点一样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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