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那座滥尾坝的一些常识 -- 西安笨老虎

掉个书袋先 做回标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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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因初探中，我将部分专家1955年前的主要水利、水电相关经历移到 邱处机不经过牛家村了；

2. 资料收集有限，谬误难免，欢迎指正；

3. 欢迎回帖，不要送花、宝推。发贴的目的是大家互相借鉴、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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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1958年就注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个滥尾工程，为什么还要修呢？

[FLY]“黄河治理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一步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让黄河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FLY]-- 2006年，胡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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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淤、善决、善徙”是黄河的特性，一旦决口，洪水可北抵京津，淤塞破坏海河水系；南达江淮，淤塞破坏淮河水系, 纵横25万平方公里。频繁的决口改道，给两岸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害：历史上黄河决口1590次，改道26次，水患所至，黄沙扑空城，人为鱼鳖。“黄河平、天下宁”，从古至今，黄河治理都是治国兴邦的一件大事。 只有江河安澜，人民安居，社会才得以稳定，国家农工商诸业才能兴旺。从这一点出发，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三门峡水电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是这绝对不是其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工程。当然， 作为党政军主席，他老人家当然希望黄河能治理好，不要祸害黄河中下游的人民。

“黄河清，圣人出”大概出自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讲话：

将“黄河清”作为圣人出宣扬得最厉害的，是清雍正四年那一次，大抵也是因为雍正皇帝得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同时这个皇帝“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雍正起居注》）李鄂荣先生查到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这一次“河清”，就成为中国历史记载中最后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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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2月22日成立黄河故道委员会算起至今，黄河中下游已60余年年凌汛、伏秋大汛没决口，创造了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然而，谁又知道刚刚上任的王河官当年有多么难呢？ 让我们看看王河官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抗洪经历(1947-1958)：

1947年3月15日黄河回归故道之后，防洪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

1947年8月，黄河归故后的第一个汛期。黄河多次涨水，渤海区43处险工相继出险.

1９４８年凌汛期间，山东汛情严重，滨县张肖堂水位比１９４７年伏汛最高水位还高出１．０９米，水流靠堤出险，经昼夜奋力抢护，化险为夷；山东春修任务繁重，修筑各项土方工程２５６．４万立方米，整修秸埽３１８段，动用秸苇柳枝２７６６万斤，砖石坝３１７段，连同秸埽护根共用砖石３．２万立方米，共用民工１３３．９万工日，支付工资粮１０３３．３万斤，并筹运备防秸料１６２８．７万斤，砖石５．６万立方米，共支付秋粮３７００万斤及１９亿元（北海币），

1948年汛期，黄河中上游连降大雨，大小洪峰接踵而至。随着洪水的涨落，大河主溜上提下挫，摇摆不定。6月15日，高村险工的7-8坝被冲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黄委立即投入到高村大抢险中。 (此时的黄河南岸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反动派为了水淹解放区，派部队袭击黄河抢险队伍，阻挠堵口施工，并出动飞机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轰炸)。解放区党政军民组织起12个县的4500辆牛车，运输抢险用料，黄委集中9个县的工程队在解放军掩护下，由行署韩哲一副主任、黄委王化云主任统一指挥。时任冀鲁豫黄河委员会秘书长的袁隆被委以重任，与工务处长马静庭、修防处主任韩培诚组成三人小组，在抢险现场带领工人和群众，冒着枪林弹雨和炎炎烈日，同洪水顽强搏斗，经过7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搏斗，党政军民团结一心，终于打退了敌人，修好了工程，取得了不决口的胜利，黄河高村险工转危为安

1949年是黄河丰水年，汛期先后发生7次洪峰。1949年9月14日,今三门峡（原陕县） 水文站河面出现12000 m3/s大流量, 洪水总量达222亿m3, 10000 立方米/秒 流量以上持续99个小时,5000立方米/秒 流量以上持续14天之久,历来罕见。黄河下游两岸堤防虽经人民治黄以后三年培修加固，但堤防标准仍然很低，而且隐患很多。9月22日，洪峰到达泺口，流量7410立方米每秒；相应水位30.7米，超过1937年蒲台麻湾决口时的水位0.21米。洪水迫岸盈堤，全线吃紧，多处险工抢险告急，谷家、麻湾、大马家、綦家嘴、王庄、前左抢险尤为险恶。王化云亲临濮阳坝头前线,指挥堤防抢险抗洪，钱正英则冒雨骑马到谷家等险工指挥抢险。 在洪水涨落过程中，沿堤共出现漏洞434处，发生渗水、蛰陷、脱坡的堤段150多公里。平原、河南、山东三省党政军民组成了40万的抗洪抢险大军，奋战40个昼夜，终于战胜了洪水，确保了堤防安全。(多处民埝决口，洪水倒灌其实还是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后来的分洪区 东平湖)。[大水过后，河堤急待培修加固，修防任务十分繁重。其时国家财政非常困难，但中央人民政府仍然批给黄河修防1.79亿斤小米的工程费，几乎占全国水利建设费用的1/4。]

1953年8月3日 黄河武陟秦厂出现11200立方米每秒的洪水

1954年8月5日 黄河武陟秦厂出现15000立方米每秒洪峰。

1955年1月29日 利津五庄黄河凌汛决口。5.9万平方公里，受灾17.7万，死80人

1958年7月17日，郑州花园口出现22300 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颠狂、暴烈的特大洪峰，把京汉黄河铁桥冲垮两孔，使南北铁路交通陷于中断，对黄河下游造成严重威胁。 周总理于7月18日下午飞临黄河在郑州降落。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分洪好，还是不分洪好？若要分洪，就必须使用北金堤滞洪区，这样固然可以保证山东位山一带窄狭的河道安全泄洪，但却要淹没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损失4亿多财产。若不滞洪，又怕一旦下游决堤，人民生命财产将蒙受更大的损失。(

黄河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的中下游河道宽阔，水流缓慢，流经黄土高原时携带的大量的泥沙大量沉积下来，使河床不断抬高。为了防止河水泛滥，河堤也不得不一再加高，自郑州黄河花园口一段起，河床平均比两岸地面高4-5米，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0米。历代治河主要在堤防工程如何完善上下功夫。(1949年-1955年间，新中国也实施了大规模的修防工作，通过实行宽河固堤，开辟滞洪区进行防洪[因为滞洪区内有100多万人，陈云用10多分钟才下的决心开辟北金堤为滞洪区]。) 根据几千年来的治黄经验，证明单纯靠大堤防洪的办法，不能根本解决下游防洪问题，何况日常维护堤防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严峻的防洪形势以及对黄河下游淤积的忧虑[1９８２年８月２日，花园口站出现１５３００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由于河床连年淤高，郑州花园口至台前孙口河段洪水位普遍比１９５８年高１米左右。开封柳园口高２．０９米，长垣马寨至范县邢庙河段高１．５～２．０２米。共淹滩区村庄１３００多个，受灾人口９３．２７万人，耕地２１７．４４万亩，被淹农田基本绝收。 当洪峰预报发出后，河南、山东即组织３０万军民上堤防守。]，在洪水威胁最大的河段修建有调节能力的大水库进行蓄水拦沙的同时发电、灌溉、改善航运是当年水利、水电全面落后的新中国自然而然的选择。治水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个不断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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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黄万里教授的建议(低坝不拦沙或者不建坝)不被采纳呢？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说过，黄万里教授的眼界有点窄，只看重治理水害，不懂得综合利用水资源。三门峡水利枢纽是集防洪(凌)、灌溉、供水、拦沙、发电、改善航运等于一体的一个大型水电工程。因此，除了预见到了泥沙淤积产生的问题之外，他的意见不但当年不可能被接受[不发电，李局长的水电总局就通不过，土共当年也是会算账的]；现在看仍然不能被接受[我不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个失败的工程，后面我会加以探讨]；以后怕是更不能被人接受鸟(防洪、水、电需求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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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温善章的意见呢？ 一方面，温善章是个刚出校门不久的技术员，他的意见书仅仅数页，肯定没有中苏专家已完成的厚达半米的设计书和资料更具有说服力(convincing?); 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根治黄河和综合利用水力资源[发电]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与自信；温善章的“拦洪排沙”方案既不能满足消除下游水害要求也不能充分发挥水库发电等综合利用要求，所以他的意见书不被接受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后续改建工程基本按照他和叶永毅1957年6月的的建议方案进行的，但是也是在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实验研究工作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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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胡同坝址

最早提出在黄河三门峡修建拦洪水库是在1935年。国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李仪祉(陕西近代龙王爷)倡议在潼关至孟津河段选择适当地点修建蓄洪水库。挪威的主任工程师安立森（S.Elisson，其时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供职 ）经过实地考察，发表了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个坝址的勘查报告。　1944年，侵华日本人编成了《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73万字)，提出“黄河中游梯级开发”方案。三门峡为其中最大的一座。 1946年冬天(12.12)，国民政府聘请包括4位美国专家在内的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实地考察。[4位美国专家是雷巴德（E. Reybold，美军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葛罗同（J.P.Growdon，Reybold助手）、萨凡奇（J. L. Savage）、柯登（John S.Cotton, Savage助手）]。

然而可惜的是：

1950年3月26日～6月30日，黄委会首先组织查勘队以吴以教任队长、仝允杲、郝步荣任副队长，查勘了龙门至孟津的黄河干流段，特聘请冯景兰、曹世禄两位地质专家参加三门峡、八里胡同和小浪底三处坝址的考察。经过这次查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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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浪底？

这还是基于三门峡水库多年应对泥沙淤积的探索实践基础上的。当年一方面国家资金紧张，无法修建如此综合利用价值极高的水利枢纽；当年中国水利、水电科技明显不发达、经验欠缺， 选择坝址于此，怕是真的要忍对黄河哭禹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