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略谈中国传统清真寺的建筑风格 -- 江城孤舟

在伊斯兰教未兴起之前，阿拉伯民族即已具有了相当高的建筑水平，建设了诸如也门的马里卜大坝和沙姆地区的奈伯特岩石城与台德木尔宫殿等宏伟工程。但是这些工程多受到周边诸如波斯、罗马等文化的影响，而非纯正的阿拉伯风格。而此时真正“纯正的”阿拉伯人，也就是生活在半岛的贝督因游牧部落们，此时尚处于蒙昧时代，并无什么建筑学概念。其中麦加古莱氏部落最尊崇的神庙“克尔白”，传说由阿拉伯人始祖易卜拉欣所建，也只是简单的由山石建成，徒有四壁，并无屋顶，也无门窗。日后改建，不过是“由一门一窗进光；双层的屋顶由４根木柱支撑着；一根出水管排出屋顶的雨水”而已。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时代中，阿拉伯游牧人曾将发掘出的金银镶嵌在克尔白的大门上，又在其周围开辟大院，以供群众朝拜和聚会之用。随着麦加商路的畅通，周边诸部落在其附近举行集市及赛诗会，据传他们将优胜者的诗歌用金水写在麻布上，悬挂在克尔白内，称为悬诗。如此种种，正是日后阿拉伯建筑与装饰风格之滥觞。

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对其宗教建筑，先知穆罕默德提倡“以敬畏为地基”，崇尚俭约，摒弃浮华。第一座清真寺——库巴寺只是临时性建筑，第二座寺是“空旷的大院，四周的墙壁用土坯砌成。一边用枣椰树叶修了顶子，另一边则是露天的”。然而正是此时，奠定了阿拉伯清真寺建筑的基本风格和形制。由于聚礼的需要，决定了清真寺必须有较大的内部空间；因为伊斯兰教要求做礼拜前要小净和大净，寺内便需要设置浴室；而为呼唤信徒而宣礼，为确定斋戒日期而观测月相，虽然当时尚未在建筑上反应出来，但是已经为日后的宣礼塔和望月楼奠定了需求。而此时，穆罕默德常在清真寺内演讲，其宣教台（“敏拜尔”）也成为日后中国清真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古兰经》，明文确定了礼拜时的朝向是麦加，直接决定了日后东西方各地清真寺的方位布局。

当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军队的征服运动对外扩张后，由于信众大幅增加的缘故，清真寺也风行西亚北非各地。最初阿拉伯人曾将部分犹太或基督教堂改作清真寺，但由于其军队和移民往往在旧城外另建新城之故，也自然新建了大批清真寺。此时阿拉伯人在征服过程中已经有条件吸取拜占庭和波斯的风格和建筑工艺，又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因此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建筑风格。

公元649年，阿拉伯人在麦地那重建先知寺，又在埃及重建阿慕尔清真寺，随后在叙利亚地区建造了著名的倭马亚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可是正如美历史学家希提所说，“先知在麦地那修建的朴素的清真寺(不是麦加的圣寺)，变成了回历一世纪修建清真大寺的榜样。”这些建筑以圆柱、圆顶、高塔、凸壁为外观特色，既可以看作是沙漠地带挺拔的枣林与圆形的帐篷给阿拉伯人的启示，也可以说是符合了旧日的建筑传统。这一时代的建筑大多有卵形或椭圆穹顶、半圆形弓架结构、瓷砖或乳石装饰的墙壁以及金属版盖的屋顶，同时开创了在面向麦加的墙壁上开建窑殿（“米哈拉卜”）的习俗，又增设了宣礼塔（“米宰奈”），成为日后清真寺的学习样本。不过宣礼塔的形式没有一定之规，各地多依照所在地方的高塔的传统形式而建筑，如后来马里的杰内大清真寺塔楼就是苏丹式风格，伊拉克也有撒马拉转塔这样风格独特的杰作。其内部装饰也逐渐繁复，除用料华贵、绘制精细外，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因此不用人或动物图文，全用花卉、几何图案或阿拉伯文字为饰。这种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叫做arabesque(阿拉伯式)的风格，也为后世中国清真寺建筑提供了典范。

唐朝是一个对宗教相对较为宽容的朝代，也就在这个时代，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在唐朝，波斯的摩尼教、西方的景教在唐代都有传播，而其寺院建筑风格也都逐渐中国化。伊斯兰教也不例外。

我国史学家公认第一个阿拉伯使团是在哈里发奥斯曼时期的公元651年来华，而在此前的唐太宗贞观元年就有一位从海路到中国传教者艾布·宛葛素，在广州建立了我国第一座清真寺“怀圣寺”，其宣礼塔“光塔”至今犹存。然而怀圣寺在历史上曾经被焚而又重建，目前的怀圣寺是康熙年间重修后的规制，历史意义小了很多。

随着来华经商或从事其他活动的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日渐增加，在唐宋时期，早期的回族雏形已经形成，由此产生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代清真寺。当中保留至今的，以东南沿海四大寺，即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中国传统清真寺依然处于初创阶段，也依然保留了相当多的阿拉伯建筑元素，如用料多为砖石结构，不同于传统木结构的中国古建筑，像定州礼拜寺尚残存部分元代砖结构，即为阿拉伯风格的半圆拱顶建筑。又如其平面布置与中国古建筑讲求对称不同，多呈现非左右对称式，不甚注意中轴线，像仙鹤寺即因其建筑群平面布置形似仙鹤而得名，这实系伊斯兰特点。且中国清真寺均建有伊斯兰教独有的宣礼楼（“邦克楼”）或望月楼，而其中广州怀圣寺的“光塔”自唐代保存至今，中实光滑，有螺旋小梯可登塔顶，外形就具有典型的阿拉伯风格。

但由于早期来华的穆斯林人数较少，多与汉族通婚，在中国又失去了在其原籍的政治支持和文化背景，因此必然会受到汉族长久以来的辉煌文化影响，其建筑风格也不例外。

自元代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回族开始形成。有明一代，伊斯兰教在中国进一步扎根。回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性，即有着浓郁中国风格的伊斯兰文化，两者并不相冲突，而是和谐共存。回族在思想上出现了“回儒一体”风潮。这些反应到建筑上，就是明清以来创建或重建的回族清真寺，在整体布局、建筑类型、建筑装饰、庭院处理等各方面，都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与阿拉伯清真寺已经大为不同。

例如，中国内地清真寺已经大多采用中国传统宫殿或四合院布局，如北京牛街清真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都是一系列四合院循序渐进的布局，每个院落各具功能，这是中国独创的特色。阿拉伯式拱券大门和尖塔式砖砌宣礼塔（邦克楼）在内地也被中国式的寺庙大门与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所代替。大殿建筑多为大木构架，起脊，带斗栱，也与前述的阿拉伯风格明显不同。

因此希提说穆斯林艺术是“根据各地区的地方条件加以因地制宜的运用”，并无错误，但他又武断的断言“至于中国的清真寺，则是佛寺的翻版”，则是不太准确的。

实际上且不论我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即使明清时中国内地清真寺已经更接近于纯粹的中国建筑风格，然而无论其如何大量吸收中国传统建筑手法，也无论其在外观、结构上如何变更，中国传统清真寺都必须严格遵循伊斯兰建筑的一些基本原则，具备伊斯兰建筑的基本特点，内在沿袭其自阿拉伯时代来就存在的建筑源流。

从主要建筑设置上看，中国清真寺一般都有礼拜大殿、邦克楼或望月楼、沐浴室，大殿的内部有圣龛（“米哈拉卜”）及其右侧（大殿西北角）的宣教台（“敏拜尔”）。这些正如前阐述，是由阿拉伯人首创的建设规范。虽然在外在形式上会有所改变，然而其实质是保持一致的。如回族清真寺屋顶用勾连搭结构，即将两座或多座建筑之屋顶前后联系在一起，其间形成排水天沟，将雨水排向天沟两端。这虽然是中国回族相较于外国穆斯林之独有特色，但是溯其本源，依然是出于尽量扩大礼拜殿面积，以满足穆斯林入内聚礼的需要。而且无论寺址位于什么方向，其礼拜大殿一律建在坐西朝东的方向，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风格不同，殿内的圣龛均背向西面。这是因为麦加的克尔白位于我国西方，为确定中国穆斯林礼拜方向之故。

因为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所以明清清真寺殿内绝无任何偶像，无任何人物、动物的画像、塑像或照片。这一点甚至比宋元时代的清真寺还要严格，如广州怀圣寺殿外平台就雕刻有对鸟、对凤、对狮、对蛇等图案，与当地佛教寺庙相仿；怀圣寺光塔顶原来还有金鸡立在上面，指示风向，这是佛教中迦楼罗信仰在中国的变种，与正统伊斯兰教义是不符的。而在明清的清真寺中此类雕刻和装饰便很少见。也因此如天津清真大寺等在殿堂正脊、垂脊上嵌有砖雕花饰，便与中国古建上装饰龙凤与吻兽的传统相异。殿内无论其装饰风格如何，饰以彩画还是素雕，大都是以美化的古兰经文，即经字画作为装饰，显得庄严、肃穆、神圣。寺内又常常悬挂传说最早由郑和从阿拉伯地区带回的“克尔白图”与“麦地那圣寺图”，以资纪念。总体上说，在明清时期，回族清真寺也一直是不离阿拉伯之根本的。

自近现代以来，随着与阿拉伯地区的交流日趋便利，国内新修建的回族清真寺已经越来越多的恢复了阿拉伯式风格。它们一般不再选用中国传统的木制结构（当然，现代中国一般建筑都也已不再使用木制结构），而在建筑外观上，大多采用了仿阿拉伯式样的绿色穹顶，四个小型圆顶分居殿顶一角，还常使用大理石等包镶，也常装饰有月牙等典型的阿拉伯标志。怀圣寺光塔顶的金鸡在明朝被飓风损坏后，在1934年重修就改成了尖顶。现代某些城市在重修清真寺时也没有遵循传统风格。

总而言之，中国的回族清真寺，是中国与阿拉伯建筑文化交融的结晶。在其现存的中国传统的外观下，隐含着近两千年的阿拉伯历史印记，堪称是体用互补的范例。然而这一建筑形式能否在未来持续乃至发展下去，则大有疑问，这是个不好的现象。

• 【警示】逐渐消失的汉式清真寺——回族汉化进程已然逆转
• 【原创】和江城老师：对"勾连搭结构"做一点胡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