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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网文摘录,做个备份 -- 谢家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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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辩论的逻辑。学习一下

所谓理性在这里是指一种合理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推理方式与论证方式。人的权利和自由需要理性来认识并以理性的方法来维护。论辩演说看起来是个纯技术性的问题,但它背后是理性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理性传统。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贺卫方教授谈到的一个中国古代辩论的例子:

在汉初,两位大臣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进行了一场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这时景帝坐不住了。“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辩论到此结束。

从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中你可以看到,两人都不会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讨论。

黄生只下结论不做论证。他提供的一点点论证,就是下不能犯上。但为什么在上者成为暴君时,臣下也不能推翻他,他却没有涉及。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针对辕固生的说法来反驳。他那个帽子鞋子的比喻,是用类比来代替论证。将两个表面相似的事物硬拉扯到一起,来进行类比论证。鞋子当然不能扣在头上,但这不等于臣民不能诛暴君。鞋子帽子的比喻适合于解释一个理论或命题,不能用它代替论证。按黄生的逻辑,对手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如果君主是帽子,推翻暴君只是帽子破了,我要换个新帽子,有何不可呢?如果这帽子掉进污水沟,或烂得不成样子,我们何必还要戴它呢。这样,争论只能在鞋子和帽子的关系上展开,也就是走入歧途。

如果你论证暴君不可诛杀,你应该提出别的论证。比如,暴君是一个人做恶,诛杀他引起天下大乱,会出更多的恶徒,许多暴君。革命带来的无序,比忍受暴君统治更坏,我们要两恶相权取其轻;比如,你还可以论证,制度的稳定多么重要,为了维护制度的权威,需要容忍一时的压迫,而破坏了制度的权威,社会将永无定日;一旦秩序受到蔑视,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判断打破秩序,社会将无秩序可言;再比如,如果每个人都自己去判断谁是暴君,然后就可以动手革命,那么造反永远会有理由,即使汤武这样的“圣君”,也有人反对他,认为他们是暴君。等等。黄生没有讲类似的话,而是提出上下关系不可移易的说辞。但汤武革命并没有否定上下秩序,而是重建了这样的秩序。在上者换了人,但上下秩序并没有变。也就是说,并没有废除帽子,将鞋子扣在头上,只是换了帽子而已。

辕固生为人正直,声誉很好,而他的观点也受今人推崇。但在我看来,他与黄生一样,也是一脑子浆糊。中国古人都缺少逻辑思维的习惯,不懂得如何准确地给概念下定义,合乎逻辑地思考和推论,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前一段话还在讲理,但只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没有抽象到一种政治哲学的论证,但后一段话,却是直接搬出刘邦来吓人。在汉景帝面前,这个话题是个禁忌,黄生是无法继续他的推论的。辕固生事实上是把黄生的嘴堵住了,吓住了,不能再争下去了。

这样的一场讨论是双方在吵架,抬杠,没有理性的交流,没有思想的进步。以取胜为目的,而不是以获得真理为目的。这恰恰是中国人论辩的一个经典案例,代表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一个传统。

在不久前一次政治学的研讨会上,一学者谈到社会公平问题时说:社会的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另一个人打断他的话头问:社会不平等永远不能消失吗?那你怎么看共产主义?前一个学者就被噎住了,无言以对。按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甚至连平等这个概念都没有用了,因为不再有不平等。如果按前一个学者的理论,既然不平等永远不会消失,共产主义就无法实现,但这个结论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是个政治禁忌。后一个人不是去讲理,而是依靠着政治话语的霸权,逼得前一个学者哑口无言。但这不是理性的讨论,也不是理性的胜利。

你看,二千年后,辕固子的论辩方式还在继续。只不过内容变了。

中国历史上面临这个悖论:按照儒家理论,诛暴君是合法的,汤武革命一直是受到肯定的,当然,这是儒家没获得统治地位时的理论。当儒家成为皇家理论后,这个学说就面临着尴尬。儒家学说开始更多地倡导忠君伦理,甚至愚忠。但忠君伦理面临另一尴尬,每个朝代至少多数朝代的开国者都是反叛者,如何在肯定汤武革命的同时又不能给现在的臣民动辄造反留下借口?如何在否定臣民造反提倡忠君的同时又肯定开国皇帝造反的合法性,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在西方,围绕这个悖论,会产生许多大部头著作,为不同观点提供政治哲学的根据,如君臣关系是怎样一种性质?由此展开到政治共同体是怎样一种社会组织?人们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君与臣的义务是什么?推翻暴君是否合法?在什么条件下合法?以什么方式才合法?等等。但在中国,都变成了上述黄生与辕固生这样的浅薄而短暂的口水战。从孟子到黄宗羲,争论了两千年,理论上没有进步。

黄生和辕固生的思维缺陷也存在同学们身上。我经常感叹,我们的同学缺少逻辑思维的训练,不懂得怎样合乎逻辑地思考和论证自己的观点。

比如有一次我讲民主时谈到,有一个农民出身的资格最老的人大代表,是个文盲,当人大代表几十年没投过反对票并以此为荣。她一直成为媒体正面宣传的典型。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将其视为人大制度的一个耻辱。一个同学站起来很不满地抗议说:丛老师,我不同意你说的,你不知道,那个代表是个好人,给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等等。我跟他说,她是不是个好人与我谈的话题无关,我说的是她不是个好的人大代表。人大树立这样的典型本身说明我们的人大制度有缺陷。这个同学的问题在于,他反对我的A论点,却在论证观点B。将完全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如果他合乎逻辑的与我争论,就应该说,人大代表就是不应该投反对票,从不投反对票的就是好的人大代表。

另有一次,我讲到美国关于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的争论。一个同学说,我反对在中国提倡同性恋结婚。我说,我只是在阐述一个客观事实,并没有支持在中国同性恋可以结婚。介绍一个事实与表达一个观点,这是两回事。而在他看来,你介绍美国这个事,就是同意或支持这个事。他把人家对客观事实的介绍当作观点主张来否定。

在我的博客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批评者,你没办法与他讲理,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讲理。你说东,他在说西。有时还会强加你一个观点,再反驳你。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他过度地归纳和推演,把自己想像或联想到的内容强加给你,说那就是你说的,然后再反驳你。讨论和交流时,最怕遇到脑袋里一团乱麻的人,你没办法给他理清头绪。更不要说,有的人就是毫无道理的骂人。

其它学者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学者批评中国社会的某个政策并认为美国这方面政策比较合理,,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你说中国不好,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你看,由批评中国社会的某种弊端,被归纳成“说中国不好”,然后再到质问“你为什么不到美国去?”这中间多少明显的逻辑混乱。

我们都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平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别人讨论或争论问题的方式,我们习以为常的推论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否充满着这样的逻辑混乱。

现在大学校园里的辩论赛很热闹,很多同学热衷于辩论赛,也经常有同学邀请我参加,当评委什么的,但多数情况下我都谢绝了。但由于不愿伤害同学们的感情,我从来没说过真正的原因,今天借这个话题可以说,我对现在流行的辩论赛很不感兴趣,觉得这种辩论赛强化了我们讨论问题的不良习惯。辩论赛上很少有理性的讨论和交流,表达观点的时间受到限制,而辩论一定要产生一个获胜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靠机智、声势取胜。我看过首届亚洲大专辩论赛,中国大陆的复旦队胜出,从那以后辩论赛在中国大学里流行开来。但如果我是评委,复旦队是失败的,胜出的应该是台湾队,因为复旦队不讲理。

思维方式和论辩方式是我们需要深入反思的问题。我们争论起问题来,往往是不讲理,抬扛、顶牛、偷换概念、偷换或转移主题、裁脏、耍懒、指桑骂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观点优先于事实、以势压人、以高音压人、以情代理、丑化和漫骂,说得难听点儿,有点泼妇骂街的风格,只是文雅一点儿的骂街,不骂脏话。当我们面对着内外的所谓“敌对势力”或“别有用心”者时,我们的一些媒体经常用文雅的骂街方式。大多数场合,受众不知道对方的说法,或只知其一,不知其它,或只知对方的观点结论,不知它的根据和理由。只有我们一边倒地骂、泼脏水。当年中共与苏共之间有过一场大论战。中共这边发表了著名的“九评”。我们吹牛说,九评多么厉害,超过原子弹的威力,十评写好了还没发表,赫鲁晓夫就下台了。我读大学时,认真地读过中苏论战材料,我觉得,苏联那边是在讲理,我们这边是在骂街。我们的调门总比人家高八度。长期浸润于这种文化环境,不能够反思它的缺陷,不知不觉中,就会对这种方式习以为常。

理性的讨论和论辩能够促进沟通和理解,能够带来思想的进步,产生合理的结论,而非理性的口水战则会扩大隔阂与对立,使荒唐的观点得不到有效的解构。威权政治和人治是非理性的制度,也塑造了非理性的人格和行为方式。民主政治是理性的制度,法治是理性的秩序。但在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时,威权政治下臣民的非理性思维方式不会马上跟着制度的转变而转化,这是走向民主和法治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说不上多严重,但也不是小问题。只有每个公民学会理性地思考和争论,民主和法治才能正常的运作。所以,民主和法治必然由理性来支撑。我们的公民如果不能学会理性地思考、讨论,戒除和矫正威权政治带给我们的思维和表达上的老毛病,就不会建立起民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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