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十六国风云 1.1 -- 应侯范雎

二、徙戎还是绥靖？

当时在东嬴公司马腾的辖区并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境内，散居着大量匈奴人，数目不下于五十万。所谓成都王的昏招就是向这些匈奴借兵，在东嬴公的腹心之处捅把刀子。

（如果将史书中“落”视同“户”，再按“一户五口”的方法计算，大致可得人口数。我偷个懒，直接采用了朱大渭教授的数据，他的考证结果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总共有八十五万六千匈奴融入汉族，减去北朝归附的十七万，余六十八万六千，其中绝大部分居住于并州）

中原汉人向异族借兵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东汉时期，东汉王朝就曾多次向匈奴借兵攻打羌人，汉末的袁绍、曹操也都曾将乌桓骑兵编入过自己的军队。

从这个角度出发，成都王向匈奴借兵只是遵循传统，当时引外族干涉中原事务的始作俑者也并非成都王，而是幽州都督王浚，他的麾下主力并非汉人，而是鲜卑与乌桓族的骑兵。

既然如此，为何偏偏是成都王承担骂名呢？

原因在于今夕不比往日，形势不同了。东汉王朝指使匈奴，袁、曹指使乌桓，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兵可使，指望匈奴乌桓救命，恰恰相反，当时中原军事鼎盛，匈奴、乌桓只充当偏师，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东汉皇帝、袁绍曹操与匈奴、乌桓是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双方实力悬殊，匈奴、乌桓不敢有异心，只能臣服，为汉人奔走卖命以求得到恩赏。

王浚抵达幽州的时候，西晋王朝还只腐烂在内部，没有外露到表面，王浚借着余威，恩威并施，依然可以使鲜卑俯首听命。

成都王就不同了，他在濒临绝境时将匈奴当做救命稻草来抓，却没有任何手段来制约匈奴。如此一来，借兵就会有开门揖盗的危险。

在成都王之前，并州的匈奴总体而言还是十分驯服的。这些匈奴都是亡国之余，他们是两汉以来在历次匈奴的内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流亡者后裔。

匈奴崛起于秦汉之交，极盛之时，东起外兴安岭西至西域，南起河套平原北至贝加尔湖，如此广袤的疆域任由匈奴人驰骋，西方、北方各民族全部臣服于匈奴铁蹄之下。

但是匈奴在向南扩张时，遭遇了由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一个认为“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另一个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胡者，天之骄子”，谁也不服谁，那就少不得要兵戎相见，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打就是三百年，汉人惨胜。

在汉人的军事行动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打击之下，匈奴内部多次分裂，于是不断有匈奴向南迁徙，臣服于中原王朝，寻求庇护。

匈奴第一次重大分裂发生在西汉宣帝年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在内战中失败的呼韩邪单于举部南迁，向汉称臣，居住于并州北部。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权，南匈奴依附于汉朝，北匈奴继续与汉朝为敌。

在汉朝的庇护下，南匈奴逐渐恢复元气，重新占领漠北王庭；北匈奴则在汉朝的打击下不断萎缩，到后来退居西域，再也无力骚扰汉朝边境。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三千里奔袭，斩杀北匈奴郅支单于，留下一句豪言供今天的某些人意淫：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第二次分裂发生在东汉初光武帝年间。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日逐王比在斗争中失利，就效仿他祖父当年，率部归附汉朝。日逐王比为了表示对汉朝的忠诚，还继承了“呼韩邪单于”的称号，他就是历史上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匈奴也再次形成南、北匈奴对立的局面。

南匈奴依然被安置在并州，汉朝廷依然是扶持南匈奴打击北匈奴。百年前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北匈奴被汉朝打击得无法在故土生存，被迫向西迁徙，从此北匈奴在中国史书上基本消失，他们转换了一个舞台，将中亚、西亚、欧洲搅了个天翻地覆。

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却没有能够实现复兴，百年前曾被匈奴打败的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与乌桓两族迅速崛起，占据了匈奴故土。南匈奴的活动区域依然只有河套地区，他们将匈奴的王庭迁到了并州太原郡的左国城，断绝了回归故土的希望。

到了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南匈奴趁机占据并州全境，并且南下一直骚扰到黄河北岸。建安年间曹操平定北方，认为南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所以他扣留了南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南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做司马进行监督，南匈奴政权名存实亡，后来呼厨泉单于病死于中原，南匈奴就此亡了国。

所以到了晋朝，时盘踞并州的匈奴只是昔日强盛的匈奴帝国被切割、切割、再切割之后的残余，力量已经十分孱弱。

如何对待这支残余势力，汉人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将他们尽数驱逐出中原，论者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野蛮落后不知礼教并且居心叵测的戎狄潜伏在肘腋之下，迟早是个祸害，必须赶走以绝后患。

早在曹魏时期，邓艾就曾建议司马师有计划地将那些与汉人杂居的羌人、胡人迁徙出境。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

到了晋武帝太康年间，侍御史郭钦再次建议迁徙匈奴以及其他异族，他向晋武帝描述了异族失控的可怕后果：“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郭钦建议晋武帝趁着平定吴国统一天下的余威，出重兵驻扎到北方诸郡，分批驱逐诸郡的杂胡，加强胡人向内迁徙的管理。赦免平阳以北的死刑犯，改为流放，同时迁徙汉人四万家，用以填补胡人离开后的空白，增加北方诸郡的汉人比例。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郭钦的意见，此后有匈奴从塞外赶来归附，晋武帝仍然把他们安置在北方诸郡。

到了晋惠帝元康年间，关中爆发由氐人齐万年领导的叛乱，关中氐、羌、匈奴都参与了叛乱。这次叛乱破坏力巨大，元康九年叛乱平定之后，许多人都看出来解决民族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在这个背景之下，时任山阴县令的江统写出了著名的《徙戎论》。

《徙戎论》是主要针对关中羌、氐的，顺带也提到了匈奴。江统说：“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江统建议趁着平定关中的兵威，将关中的羌、氐等异族驱逐出中原，然后再对并州的匈奴也如法炮制一番，以杜绝胡人乱华的可能。

但是与十多年前的郭钦一样，江统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不采纳徙戎建议的当朝权贵自然代表着另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可以视为绥靖政策，对异族以安抚为主，进行有限度的羁縻。

用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两种政策，郭钦、江统显得很不正确，“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想法太狭隘，而且用驱逐隔离来解决民族问题是落后并且不人道的。

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伦理。用发源于四五百年前，在最近两三百年才成为主流的人文思想去约束一千七百年前的古人，就像在坐着磁悬浮嘲笑千里马徒有虚名，是一件很无聊的事。

如果今日依然有人煸动仇恨，倡导要以武力解决民族纠纷，这人不是蠢货就是混蛋。当今社会已经在技术上解决了人类生存的问题，各族和平共处是有物质保障的，今日的民族矛盾大多关乎野心、政治权力、文化分歧与前代恩怨，这与古代的民族矛盾性质截然不同。

古代物质极端匮乏，草原上各游牧民族发生战争，是为了争水草，好延续本族人的生命，中原在一大统王朝建立之前，各国交战是为了争土地，好养活更多的同胞。匈奴与汉人交恶，起因就在于争夺河套平原的丰腴土地。

在当时，土地意味着粮食，粮食意味着生存，异族人夺走我们的土地，就是在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八个字虽然是由中原士人写出来的，但表达的却是当时各族一致的心声，对于汉人而言，胡人都是心腹大患，但是在胡人眼里，汉人何尝不是狰狞的恶魔？每到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汉人的天子要求“八方进贡，万国来朝”，汉人的军队驰骋大漠，屠灭他们的家园，颠覆他们的国家，迫使他们匍匐臣服，然后又派来官吏做太上皇。这些官吏十有八九不是好货色，一方面看不起异族人，根本不把他们当子民看待，另一方面死命搜刮，敲骨吸髓，及至贩卖人口。把大量仇恨的种子播种在地，想让它不发芽，岂可得乎？

就如僧多粥少的故事，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共存，却无法催产更多的生存物质，那剩下的唯一途径就是竞争，兵强马壮者存活，羸弱力衰者沉溺于历史的河底。这在当时是个打不开的死结，冤怨相报了无宁日，唯有一声叹息。

抛开价值判断不论，再来判断这两种政策的实用性。因为预知了“五胡乱华”的惨烈局面，许多后人都以郭钦、江统的观点为优，晋武帝的作法为劣。历代有不少人责怪晋武帝、晋惠帝不能察纳雅言，姑息养奸，顺便又追溯历史，责怪汉光武帝、魏武帝等人不能后算数百年，引狼入室遗祸子孙。

但事实上这是无法用优劣两个字简单下定论的。民族政策讲究审时度势，肯定不可以教条死板地执行。后人议论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倘若复杂多变的民族问题可以用隔离政策一刀斩断，简单解决，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民族纠纷了。

外族内迁并不是从西晋才开始的，入迁的民族也不仅仅是匈奴一个。早在西汉中期，汉武帝南征东越、闽越，先后将两越举族迁徙到江、淮之间，后来这两个民族就消失了。到了东汉初年，汉光武帝觉得天下初定，百姓需要休养生息，不愿意多动兵戈，于是听任南匈奴迁徙入塞。对匈奴如此，对于桀骜不驯的羌人、氐人，东汉政府则采取一种强制迁徙的政策，每每有羌人不服管束发动叛乱，东汉政府就先派兵镇压，然后将叛乱的种族强制迁徙到关中，孤立于汉人的包围之中。这个迁徙政策对于削弱羌人是否有效姑且不论，但是纵观整个东汉，内迁的羌人都是十分驯服的。

到了三国时期，韩遂、马超凭借羌人势力称雄关中，后来被魏武帝打败。魏武帝生怕陇上的羌人、氐人会被蜀汉所用，于是将这些异族大举迁徙关中。到了这个时候，散居关中的异族人总数已经十分庞大，汉人在数量上的优势已经不再十分明显，可是，纵观整个曹魏时期，这些异族人始终十分驯服，即使有蜀汉的不断进攻，关中也始终被牢牢掌控在洛阳中枢之手。

完全可以预料，如果这种驯服姿态继续保持下去，终有一日那些匈奴、羌族、氐族就会与先前的东越、闽越一样，被无孔不入的华夏文明同化，成为一名汉族人。

可惜，这种和平的演变方式到了西晋就无法持续下去了。那么，同样是绥靖政策，汉光武帝做得，魏武帝做得，晋武帝依样画葫芦，为什么就坏事了呢？

原因不是异族人到了晋朝就进化得更加凶悍，而是比起诸位前辈，晋武帝实在太差劲，西晋之亡，实亡于晋武帝。

就以关中局势为例，剖析一下司马炎这个皇帝有多么不称职。

关中是天下第一形胜之地，晋武帝因此定下“石函之制”，约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这倒没什么可非议的地方，虽说什么皇帝家天下，百姓全是子民，只是嘴上好听，历朝历代哪个皇帝不把老百姓当贼防着？晋武帝只信任本家同姓，只派宗室担任关中都督，这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关中又是胡汉各族混居的多事之地，必须选用治境安边的能臣，司马家偏偏只量产窝囊废。被派去镇守关中的都是晋武帝的亲叔父，先是五叔司马亮，后是九叔司马伦、八叔司马肜、七叔司马骏，全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关中都督既然只能任人唯亲，那么关中各州刺史的任命就显得尤其重要。晋朝的刺史不仅管民政，还掌管着一州军事，刺史的优劣直接关系一州太平，人任自然要慎之又慎，可是晋武帝不会用人。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武帝割雍、凉、梁三州的一部分设立秦州，任命胡烈为首任秦州刺史。胡烈是雍州安定人，他的父亲胡遵、兄长胡奋、胡广都是武将，胡烈本人也是武将，曾随钟会入蜀立有战功。胡烈人如其名，刚烈有余谋略不足。这道任命刚刚颁布，大司马陈骞就劝晋武帝三思，说：“胡烈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不是安定边疆的人才，恐怕会成为国家的耻辱。请陛下三思。”

晋武帝不听，结果第二年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就在秦州造反，杀掉了胡烈。

当时都督关中军事的是司马亮。司马亮既然是皇帝的亲叔父，不怕侄子对他翻脸，自然就不用担心丢官丢富贵，自然也用不着太过勤于职守。得知辖区发生叛乱，司马亮慌忙派出军队去镇压，可他也是个不能知人、不能御下的人，由他派出去的将领走到半路，听说叛军势大，逗留不敢向前。战报传到洛阳，晋武帝一看亲叔父如此不争气，脸上挂不住，就将司马亮免了官调回洛阳，没隔几天又任命他为抚军将军，都督南方军事去了。

接替胡烈继任秦州刺史的是杜预，杜预虽然不姓司马，但他的妻子高陆公主是晋武帝的姑妈，杜预即是晋武帝的姑父。

派出了杜预，晋武帝思来想去，宗室里找不出人有能力去担任都督，外戚里面除了杜预，还有个羊祜可委以重任，可惜当时羊祜正在荆州与吴国的陆抗对峙，脱不开身。最后晋武帝派出了并非宗室也并非外戚的石鉴。

石鉴并非无能之辈，早在曹魏末年，他就担任过护匈奴中郎将镇守并州，是有经验的老臣。但是晋武帝太健忘了，石鉴与杜预是不能放在一块儿共事的，他俩是结过仇的死对头。如果说这事许晋武帝并不知情，那么不久之前，时任司隶校尉的石鉴参劾时任河南尹的杜预，害杜预丢了官，他总该还记得吧，这还没过多久，他就任命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又让杜预除了秦州刺史，还兼任安西将军司马，给石鉴打下手，这算怎么一回事嘛。

果然，石鉴与杜预一到任上马上又掐了起来。石鉴说，兵贵神速赶快出兵，杜预则说，如今胡人兵强马肥，我方孤军深入那是冒险，不如先运足粮草，等冬春之际水草干枯，胡人没了粮草，再发动攻势也不迟。

石鉴一听怒了，心想你这个安西司马竟然敢违抗我这个安西将军的军令，当即一道奏书送到洛阳，参劾杜预不做正事，先给城门与官舍搞装修，贻误军用物资的调拨。晋武帝闻讯大怒，派御史带着槛车去将杜预押解回京，杜预就这样再次丢了官。不久之后，石鉴也因为以败为胜谎报军功而免职获罪。

在此之后接任关中都督是司马骏，这时晋武帝已经有点心灰意冷，甚至在朝堂上讨论起该不该放弃秦州以西的土地。秃发树机能纵横陇右近十年，十几万地方军队对他束手无策。

最后平定叛乱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咸宁五年（公元279年），禁军将领马隆毛遂自荐，他招募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军队深入陇右，只用半年时间就斩杀了秃发树机能。

十年对半年，十几万对三千，这两组相差悬殊的数字除了证明马隆确实是名良将，也暴露了西晋地方军队的惊人低劣，将帅的惊人无能。将帅无能自然要怪晋武帝用人不明，而地方军队战斗力如此低下，明显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秦凉发生叛乱后，晋武帝一度很不解，他问臣子，百姓放着太平日子不过，非要造反，这是为什么呢？

有个叫阮种的书生回答，发生叛乱那是理所当然的。曹魏以来，各异族纷纷归附，很少再发生侵扰行为，边境太平久了，边防军队就变得懈怠，边塞设施长年失修，百姓也对这些邻居失去警惕，而地方官吏不改恶习，习惯性扰民，中央派去的都督刺史又缺乏统御的才能，对待异族要么欺诈凌辱，要么敲骨吸髓，要么妄加杀戮。各异族犹如悍马，对他们不加羁縻却又不停地鞭笞，他们怎么可能不造反？

另外还有曾经做过邓艾军司马的段灼也抗议晋武帝封赏不公，歧视地方军队。他说，当年讨伐蜀汉，朝廷在凉州招募羌族健儿，许诺必有重报。但是在应募入伍的五千凉州士兵立下一等战功之后，朝廷却又颁布了一道“乙亥诏书”，地方军队的军功不与中央禁军同等对待。地方军队中唯有金城太守杨欣部下三十人，以攻克江由城的功绩受到封赏，其余无一人受封，而与此同时，却有众多只立下等军功的禁军将士被封为侯爵。一方面是功高不赏，另一方面是微功滥赏，如此不公平，未免令将士们寒心。

作为受到歧视的二等公民，地方军队如此不中用，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了。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这种美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马隆平定秃发树机能之后，就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身份留守关中，最后病死在任上。马隆镇守关中的十余年，关中无事，但到了惠帝元康年间马隆病死，历史马上重演，关中再次大乱。关中只是王朝西部边陲，北部并州有匈奴，东北幽州、平州有鲜卑、乌桓，这两个地区的情况与关中大同小异，只是绥靖政策在这两个地区发挥了作用，暂时没出大乱。

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个王朝已经开始全面腐烂，迟早都会露骨。郭钦在太康年间建议晋武帝徙戎，实际就是预料到有来日大难，所以要曲突徙薪。既然无法指望顽症立愈，恢复强壮体格，那只好寄希望于隔离隐患。

这番先见之明是在对牛弹琴，晋武帝连传位给白痴太子这种蠢事都要力排万难百死不回地做出来，还能对他有什么指望？倘若晋武帝是个合格的皇帝，他就应当改革积弊整顿朝纲，把国家治理得朝气蓬勃，这才是釜底抽薪的上策，又何必要搞隔离异族这种扬汤止沸的下策？

等时局继续败坏，到了元康末年江统写《徙戎论》的时候，已是想亡羊补牢，可惜为时太晚。当时关中已乱，流民已经四处蔓延，而洛阳又开始闹“八王之乱”。中原大战在即，汉族百姓都活不下去要造反，何况异族人呢？

可见，徙戎也好绥靖也好，都不是戎狄之乱的原因，关键在于中原王朝的国力兴衰。秦朝远逐匈奴七百里，胡人不敢南下牧马，更不敢弯弓而报怨；东汉收容各异族入塞，也并没有导致中原大乱。

孱弱如西晋，无论是绥靖还是徙戎，都拉不住在亡国之路奔驰的大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