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德国来华希望老师卢安克是恋童癖？ -- 坎肩也来谈马甲

　　作者：Erik Miller

　　发表时间：2003年10月19日

　　网址：外链出处

　　【提要】

　　一个堕胎和避孕的狂热反对者，全面隐瞒其资产和工作的性质，这么一个人如何能长时间受到自由世界批判性媒体的青睐呢？

　　克里斯多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把她称为“媒体圣徒”。直到今天，要想寻找关于她的批判性报道，仍然需要放大镜。关于她的书有成百上千，是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写的生活建议，美其名曰 “献给被遗弃者的一生”、“加尔各答的圣者”、“无畏无瑕的嬷嬷”或者“爱的力量”等等。

　　每个德国学生在上政治课时都会学到，媒体有启蒙的任务和自我要求，不受专制的控制和审查，进行深入的调查，即使对貌似不可触动的、就是“上边的人”也提出批判性的问题，保护我们免受权力滥用和操控的损害。而每一个青年人都可以在最近的一个报亭学习到，媒体带来的大标题是“Michelle Hunziker：她想和新欢要第二个孩子”或者“Roy悲剧严重得多：大脑被毁了？”

　　【图释：这种救护车是加尔各答市政府捐给特蕾莎修女的“博济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据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调查，这种车主要被用作“修女专车”，而很少被用于收容所之间的病人运输，并且从来不用于急救。】

　　事实上，德国尽管有数量巨大的媒体产品，但进行独立调研的记者却相当少：稿酬低廉、上级的规定、编辑室的多层过滤，为需要大量投入的工作限定了狭窄的界限。大型杂志有能力为一个 Top Story 支付大批费用，但是，什么是一个 Top Story，是由主编决定的。

　　关于德国顶尖政治家与 PR 顾问 Moritz Hunzinger 的关系的报道，两年间被提供给了不同的媒体，都遭到拒绝，最后才由《明星》杂志发表，并导致了Rudolf Scharping 事件曝光。经过短暂的闪光灯风暴，这一事件很快又从公众意识中消失。Hunzinger 引导政界人物与经济精英聚会的“议会晚会”和“政治沙龙”几乎不被质疑，就如同每年举行的欧美精英峰会“毕尔德伯格会议”很少被质疑一样。报道关于911的各种阴谋论时，《明镜》周刊采用的标题是“荒谬大观园”，一网打尽所有那些阴谋论疯子。这家杂志甚至毫不自私地把这个揭秘故事翻译成了英文。

　　媒体批判者诺姆·乔姆斯基早就怀疑，传统大众媒体的主要功能不是揭示真相，而是掩盖真相。这可以通过直接的假信息实现，比如 Forbes 和 Wall Street Journal 针对 Michael Moore 的电影 Bowling for Columbine 散布的假信息，但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侧重某些事实和观点 ——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关于娱乐明星 Dieter Bohlen 的文学创作的报道规模和对安哥拉地雷或沙地阿拉伯人权状况的关注程度。有时候，特定的视角完全被忽略。

　　一颗明星的诞生

　　如果不带偏见地查考一下特蕾莎修女的业绩，我们就可以确定，媒体系统地扭曲了现实，并且完全忽略了批判性分析。这个已故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媒体故事开始于英国人穆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 —— Catholic Times 在她去世后于1997年10月12日写道：“如果不是他，世界或许永远不会知道特蕾莎嬷嬷。”穆格里奇是一个狂热的保守主义分子，认为世俗的自由主义是 “所有破坏力量中最大的”。他是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赞助的记者之一。这是一个 CIA 组织，任务是在欧洲建立对抗共产主义的对立文化。除了“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它还资助自由派左翼社会意义不大的表达方式，就是抽象艺术和“后现代化思维”（关于这个课题的权威著作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的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1999, Granta）。

　　穆格里奇的特蕾莎项目开始于1968年的一个BBC采访。当时，生于阿尔巴尼亚的修女特蕾莎在加尔各答领导的还是一个规模相当有限的垂死者收容院 —— 这并不是什么有创意的机构，特蕾莎出生之前，加尔各答就早已经有了类似的机构。不论是规模还是所提供的医疗保障，特蕾莎的机构都是最低限度的。在这里，孤儿可以有饭吃，垂死的人头上有个屋顶，这一切都具有传统的天主教风格：护士修女们没有值得一提的医学训练，不过垂死的人要受秘密洗礼。与其他的机构相比，比如拥有图书馆和学校的印度 Ramakrishna-Mission 或每天分发1.8万份饭的美国 Assembly of God 传教所，特蕾莎的修女团即使在今天也微不足道。

　　对于基要分子穆格里奇来说，特蕾莎修女正是他向世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人物。为此，他首先是在美国找到了支持者。1969年，穆格里奇与导演 Peter Schafer 共同拍摄了纪录片 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随后有同名的国际畅销书出版。这部纪录片具有传奇性，是因为穆格里奇声称在特蕾莎的收容院拍下了“摄影奇迹”：他声称昏暗房间里那种柔和的光线是无法从技术上解释的。一直到1994年，摄影师 Ken Macmillian 才解释说，当时他们试用了柯达的一种新胶片。“当我们最终看到电影的时候，我已经想欢呼赞美柯达，但是穆格里奇不让我这么做……同一天，我就因为加尔各答 ‘奇迹’收到了所有这些电话。”

　　在美国，宗教右派欢庆特蕾莎修女，而她则开始宣传对避孕和堕胎的 拒绝。影响巨大的教徒，比如新教徒 Billy Graham 和天主教徒 William F. Buckley Jr.，造就了在加尔各答从街上收容“穷人中的穷人”的“活着的圣徒”的说法（这种说法虽然是胡说八道，却得到了特蕾莎感激的重复）。

　　还在1971年，穆格里奇就预言特蕾莎修女将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在她去世前就预言她将会被封圣。特蕾莎则越来越由修女发展成了媒体人物，她不仅以各种由头周游世界，而且在自由派圈子里也成了教皇拿得出手的代表。每会见一个政客，她都要请求制止堕胎、避孕药和避孕套。经过两次失败之后，她终于在1979年被授予诺贝尔奖。这是一场资金丰厚的宣传运动的结果，而她则利用这次机会，向世界舆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 是我相信，今天和平最大的破坏者是堕胎，因为这是直接的战争，直接的杀戮 —— 直接由母亲自己实施的谋杀。（……）今天，堕胎是最大的邪恶，是和平最大的敌人。今天汇集在这里的我们，是我们的父母所要的。如果我们的父母不想要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里。

　　 我们想要孩子，我们爱他们。可是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呢？许多人为孩子们担忧，比如在非洲，他们大量死亡，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其他原因。但是数以百万计的孩子们有意死去（原文如此），因为他们的母亲的意愿。如果一个母亲能杀死自己的孩子，那么，还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去杀人或者互相杀戮呢？什么都不能。

　　对于一个以减少世界上的痛苦为己任的女性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话语。但是，在随后的年月里，特蕾莎的另一个形象就要显现出来：作为教皇的奸细，她并不拒绝人的苦难，而是要庄重地举行并促进人的痛苦。就在特蕾莎修女晋升为右派的宠儿而且也被克林顿和戴安娜王妃这样的自由派献媚的同时，媒体也热情地加入了这场游戏。

　　特蕾莎的世界

　　鉴于这些情况，她的修女团并不像她在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所说的那样在大街上成群地收容苦难的人，这几乎要让人感到欣慰了。修女团虽然拥有急救车，但是这些急救车安装了沙发，变成了修女专车，有时候用于往每年一度的修女节送鸡 —— 这些车辆不是用于运送病人的。查特吉通过多次测试性的呼叫证明，收容所受到急救呼叫时仅仅是要求呼救人向正规的呼救台求救（谁要是不说英语 —— 多数穷人反正不说英语 —— 那他根本不能和修女团的多数工作人员沟通）。那些修女们也根本不是在街上收容受苦的人，相反，如果求救的病人有亲戚，不论穷富远近，一律被拒绝

　　特蕾莎一直虚夸自己的工作规模，一次说每天在加尔各答为4000人提供饮食，下一年就说是9000人。查特吉对发放饭食的赈济厨房拍摄多天，估计每天在加尔各答得到饭食供应的人数最多不超过300人，有时候赈济厨房还要饭票，而得到饭票是很复杂的事（查特吉不无讽刺地说道：“Dnarapara… 的少数那些天主教家庭有所有的饭票”）。特蕾莎的这些数据从来没有受到媒体的质疑。

　　在另外的场合，流传着 61273 这类可笑的数字：因为特蕾莎教授“自然避孕”（天主教教条允许这种所谓的“日历避孕法”，因为这要求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禁欲）而有这么多的婴儿未出生。如同在其他天主教地区，加尔各答最穷的人的确被要求学习按日历计算可以有性生活的日期。这种极端不可靠的方法是允许的，而使用橡皮套则是对潜在生命的谋杀。此外，按照天主教的官方说法，橡皮套是不可靠的（参阅避孕套有个洞）；自然避孕安全而可靠，避孕套则是杀害生命的、不起作用：只要是贫困与天主教相聚，教会就到处用这种宣传鼓励饥饿、疾病和大规模死亡。特蕾莎一生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狂热代表。她的修女团遍布世界，如同查特吉在第7章所描述的那样，她们常常不履行任何赈济功能，而是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样负责让土著人改信天主教。

　　不论是到什么地方进行政治宣教，她都严厉反对避孕套，如同反对堕胎一样。不用说，即使是轮奸和乱伦的结果，她也认为绝对不可堕胎，并且在国际上为这样的立法而游说。

　　未出生的生命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至于已经出生的生命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她在1981年访问海地时表达得非常清楚。她高兴地对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的夫人说：“总统太太，这个国家因为您的事业而生机勃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论用什么手段获得军事独裁者的什么支持，都是合理的。

　　特蕾莎修女与穷人

　　可是，究竟什么是特蕾莎修女阴暗的真相呢？就算她的政治观点与主流观念不符，难道她不是一个诚心帮助穷人的好心人吗？查特吉的调查表明，特蕾莎在媒体中就自己工作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系统的欺骗。在现实中，她的工作人员与其说是与死亡斗争，毋宁说是促进死亡，她们连就近的急救呼叫都置之不理。

　　在印度次大陆出现危机时，特蕾莎的修女团反正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查特吉在他的书的第11章按不同的项目对特蕾莎的博济会和印度的 Ramakrishna-Mission 进行了对比，比如在应对危机和灾难方面，查特吉列举了出书前几年的共16个事件，Ramakrishna 每次都提供帮助，而特蕾莎修女团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大灾难发生时，“活着的圣者”往往是在第二故乡罗马，或是在美国，或是正在为反堕胎巡游世界。即使是她的“属灵”顾问、众多歌颂特蕾莎的书籍的作者之一 Edward Le Joly，也早在1986年与一个修女谈话时就说，特蕾莎“总是不在”。戴安娜王妃多次想在加尔各答与特蕾莎相会，未果，因为后者从来不在加尔各答。这样，她们最终会面是在罗马和纽约。

　　特蕾莎满世界抱怨，远离了加尔各答的受苦人是多么可怕，可是暗地里应该恨透了这个避孕和堕胎毫无困难的城市。查特吉写道，她在这个城市从来不可能公开控告 “未出生的生命”的苦难，要不然至少会被口水淹死。有一次她倒是面临了被暴打的危险：1984年12月的博帕尔工业灾难中，死亡人数和纽约世贸大楼遇袭一样，而她只会说“Forgive, forgive”（饶恕，饶恕）。在护理受害者方面，不论是她还是她的修女团，都没有起到值得一提的作用 —— 当然，在未做任何批判性审视而接受所有新闻声明的西方媒体中，她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她对穷人所受苦难的真实态度，在198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被问到她是否教导穷人忍受命运时，她回答说：“我想，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分享基督的苦难，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我相信，穷人的苦难是对世界其他人极大的帮助。”谁要是对这种逻辑感到困惑，那他就应该看到，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的那个宗教是以一个死刑刑具为象征的。

　　这样看来，医疗措施困乏、拒用止痛药等等，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主编 Robin Fox 博士在1994年9月17日描述了自己在特蕾莎一间收容所的观察，忍不住进行了批评：“我被告知，很少被允许进行检查。修女和志愿者用于区分可治和不可治病人的数据呢？答案还是没有。这种系统性的方法与收容所的精神是不相符的。特蕾莎嬷嬷更相信预定的安排，她的规则是要防止（人们）涌向物质主义。”据查特吉说，特蕾莎粉丝们的反应导致多天不能正常工作，他后悔说了对特蕾莎具有批判性的话。

　　特蕾莎修女自己总是强调，用最简单的手段治疗穷人是多么重要。真正让人惊奇的，不是她自己真这么认为，而是西方媒体毫无批判地报道这种杀人的拯救学说。有意不区分可治的和不可治的病人，与针具和其他用具（如果有的话）缺乏消毒一起，当然会导致感染和不必要的死亡。希波克拉特誓言毕竟是一个异教的发明。特蕾莎反复强调，“美丽的死亡”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美丽的死亡是没有痛苦 的死亡吗？当然不是 —— 讲得最多的一个特蕾莎轶事是，她对一个垂死的忍受剧痛的癌症病人说：“是耶稣在吻你。”病人回答说：“那你告诉他，不要再吻我了。”这种轶事，在天主教圈子里总能引发心领神会的微笑。

　　 　一个神话的破裂

　　为特蕾莎修女的形象带来第一道裂痕的，是克里斯多弗·希钦斯的纪实作品《地狱天使》（Hell's Angel，1994）和随后于1995年出版的100页的论战文《The Missionary Position》。这两部作品大体上是以很尖刻的方式讨论同样的指责。书中缺乏信息来源，但是其中提到的事实从总体上没有争议 —— 鉴于希钦斯的风格和单打独斗的角色，他的批评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希钦斯作品的很大部分是以生活在英国的印度人查特吉（Aroup Chatterjee）的调查为基础的。查特吉参观并拍摄了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采访了相关人员，并就特定的事件试探了修女们的反应。今年，查特吉的书出版，与此相比，希钦斯的作品简直就像学生作文。

　　查特吉的作品 The Final Verdict 全文可以在出版社的网页下载，长达400页，信息来源完整，是对特蕾莎一生业绩的清算。此外，查特吉直接参与了特蕾莎的宣福审定程序，向梵蒂冈负责此事的权威递交了自己的意见，甚至被邀参加一个业余神职审查人的问讯会，以确定特蕾莎的“神圣性”。他的意见当然对宣福过程没有任何影响，而他自己也不要求教会人员中断宣福审定程序：“如果我是生意人，我当然会让自己最好的售货员出面。”

　　【图释：特蕾莎修女1984年于博帕尔。她对这场夺取了3000人生命的工业灾难唯一的答复就是要求“饶恕啊，饶恕！” 在西方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特蕾莎式反应，而对印度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挑衅。】

　　除了查特吉，特蕾莎去世后的几件出版物也进行了深入一些的挖掘。1998年9月10日，《明星》发表了 Walter Wüllenweber 调查特蕾莎修女团资金情况的文章“拿取比给予有福 —— 特蕾莎修女：她的千百万资金在哪里？”（英文版）

　　参考了现有的资料，简朴的圣者神话就所剩无几了。希钦斯认为，特蕾莎修女首先满足了人们相信有什么人关心穷人的心理需要，这样就可以不用自己去关心。事实上，特蕾莎神话首先是西方媒体预谋沉默的结果。查特吉的书至今基本上被忽略，尽管他可以向每一个提出疑问的人提供调查时的录像、录音和其他记录。如同 Hunzinger 故事一样，关于艾格尼斯·刚察·博亚丘的真相的故事销路不好。

　　换在10年前，这种预谋的沉默还可以继续下去，但是，互联网现在给想知道情况的人提供信息，这样，人文主义网站就链接了查特吉的书，当然是在维基的特蕾莎修女词条。恶劣的是，个别天主教徒无法完全避免现实，因为，如果用 Google 搜索“Mutter Teresa”，搜索结果的第一页就会出现卑鄙的无神论者创建的德文网页“加尔各答的死亡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