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那天晚上科罗廖夫和我们一直畅谈到凌晨四点。他对生活的热情一直感染着我们。在他二楼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极其详细的月面地图，他还有一座月球仪。书房的醒目位置挂着一个做工十分精细的旅伴一号模型。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橡皮泥，这是他用来构思太空船外形时使用的。

但是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恐怕还是挂在红木书桌后面的一幅画，画的是列宁迎着狂风走过冰封的芬兰港。这幅画的名字是《如履薄冰》。科罗廖夫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压根儿想不到科罗廖夫之所以愿意开口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

他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回医院，不过只需要做一个常规手术。手术由当时的卫生部长，也是科罗廖夫的朋友鲍尔斯.皮托夫斯基亲自主刀。他告诉科罗廖夫，手术时间很短，不会有多少感觉。

他的妻子事后说，当他动身去医院以后，她发现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外衣口袋全都翻了出来，很显然，他想找一个两戈比的硬币带去医院以求能带来好运，可是他没有找到。

妮娜.伊凡诺娃第二天去医院探病，正好碰上一位大夫来向他通报身体检查结果。

科罗廖夫指着自己的心口问他：“我还有多少时间？”

“别担心，”医生答道，“您的命还长着呢。”

但是科罗廖夫生日聚会两天之后的凌晨，我接到了尤里打来的电话。

“快，咱们得走了罗沙，”尤里说道，“谢尔盖.帕夫洛维奇去世了。”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来，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也叫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所以我问道：“哪个谢尔盖.帕夫洛维奇？”

“你什么意思，”他说，“当然是科罗廖夫！”

我极其惊骇。这怎么可能呢？仅仅两晚之前我们还在一起的。我立刻动身，在科罗廖夫的家里和尤里碰了头。我们赶到的时候妮娜.伊凡诺娃几乎要晕倒了。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亲友，但她受的打击如此之大，几乎已经认不出我们了。

科罗廖夫的手术原定时间很短，因此麻醉剂用量不大。但情况很快就棘手起来。先是大出血，然后在肠壁上发现了一个癌瘤。为了切除癌瘤，医生追加了麻醉药，结果导致了呼吸和心率的问题，插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下巴形状不正——很可能是当年在古拉格让人给打坏了。医生进行了气管切开术，然后手术就结束了。医生离开了手术室，但他很快又给叫了回来。科罗廖夫的心跳停止了，没能抢救回来。

关于究竟谁应该为这起悲剧负责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认为如果当时找个专家而不是卫生部长来主刀，情况会好得多。但是科罗廖夫总归是逃不过一劫的。斯大林治下的古拉格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他的心脏早有隐疾。

科罗廖夫的遗体被运往了商会礼堂（house of unions）的柱厅（hall of columns），安置于高台之上，四周布满了悼唁者留下的鲜花。红黑两色的缎带遮盖了洁白的大理石柱，柴可夫斯基与贝多芬的音乐在空气中回荡。

这一天，人们终于知道了总工的名字。

为了向他致敬，红场上专门进行了一场阅兵。勃列日涅夫亲自致悼词，他说我们的国家失去了“她最为杰出的儿子”。

尤里也做了发言，他说航天员队伍失去了父亲。“人类历史上的一整个章节都要以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的名字来命名。”他庄严地说。“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次探月飞行，第一次载人航天，还有第一次太空行走。”

这是对科罗廖夫毕生事业的最好概括。

之后，科罗廖夫的遗体被送去火化。勃列日涅夫、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中央书记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尤里和我一路轮流护送着他的骨灰，将其最终安置在了克里姆林宫墙。

苏联上下对科罗廖夫的逝世不仅只感到惋惜，更多的是惊骇。尽管科罗廖夫在世时从不抛头露面——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受到打搅——他的去世却将他身份的秘密彻底大白于天下。

《真理报》的讣告上配有科罗廖夫佩戴勋章的照片。讣告指出，他曾两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还是列宁奖得主。随后的一系列悼唁文章终于让他的同胞们了解了他远超任何美国人的成就。

早在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之前，科罗廖夫就开始认真讨论发射可返回式探测器的问题了，目标不仅仅是月球，还有火星和金星。1957 年旅伴一号上天，正值他五十大寿。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送给他一张合成照片，照片上的他站在月球上，两条实验犬在他脚边跑来跑去。两年之后，一艘无人飞船成功绕行了月球，第一次拍下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六十年代初，科罗廖夫就开始投入了载人登月的工作。尽管当时各项具体工作都有专门科室负责，科罗廖夫的工作量依然极其庞大。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世纪登月飞船。“联盟”式火箭（Soyuz）的研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其基础设计一直沿用到今天。

其他方面的设计工作由格里高利.巴巴金（Georgi Babakin）弗拉基米尔.切洛梅伊(Vladimir Chelomei)，瓦伦京.格鲁什科(Valetin Glushko)等人负责。科罗廖夫和切洛梅伊之前有过合作，但他和格鲁什科的关系很差，原因大概是技术上的分歧。他们两个如果能合作得再紧密一点，我们本来可以避免很多问题，比如火箭燃料的选择和火箭引擎的数量等等。这两方面的误算将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

科罗廖夫和格鲁什科的性格南辕北辙，科罗廖夫从来不会批评自己的对手，无论是从个人还是技术层面，但格鲁什科却经常在背后说科罗廖夫的闲话，管他叫暴君，还抱怨他不知感恩，因为当年他的出狱也有格鲁什科起的作用。我对这种言论很反感。

总工的代理瓦西里.米辛（Vasily Mishin）在他去世后接替了他的职位。但是没了科罗廖夫的指导，米辛等于是废了。他是个优秀的工程师，但有贪杯的毛病，而且优柔寡断。这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

和科罗廖夫相比，米辛和航天员的关系也要差很多。他接手登月项目之后，新老航天员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尤里和我以及最初一批人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而之后有大量的平民成为了航天员。1963年，第一批平民加入了航天员队伍，其中有几位科罗廖夫研究所的工程师和包括瓦莲京娜.捷列什科娃（Valentina Tereshkova）在内的五名妇女。第二批应招平民中包括几位设计局的工程师，这是为了让他们对太空船对人体的要求有直观的了解。

这批人不需要接受我们当年接受过的体能训练和测试。

工程师们的年龄普遍比我们大，不过我们做航天员的经验要丰富得多。但是米辛和工程师们的关系更好，一直刻意提拔他们，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他。

当时我就害怕科罗廖夫的去世会给登月计划带来大量的困难，具体有多难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只要科罗廖夫再多活哪怕几年，我们就能率先完成绕月探测的任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的太空项目还要接受一连串的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