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谁给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办法？ -- 双石

　　我国自抗战军兴以来，《大公报》随着战局的西移，在中枢所在地继续继出版，公开地成了国民党的喉舌。该报以社论驰名于时，战时又辟《星期论文》作为代论，广征文人学者撰稿。百里素有军事学者之名，抗战时期，正是该报组稿的对象，而百里也乐此不疲。

　　他在国外时，也经常寄稿交该报发表。回国后索稿更勤，他所欠下的文债几乎无法还清，加以各界人士经常为他召开讲演会，请他前去讲演国内外大势，所以这是他生平最忙的时期，每天除与当局研讨外交及军事方针、接见各方宾客而外，夜间还得写文应付报馆，累得他少有体息和睡眠的时间。以上这些工作，为全国军民坚定长期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还写有《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分析工业落后和武器不如人的国家，同样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就决不能取胜，那么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能够获得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接着分析几座大城市之得失，与战争全局不发生影响：“我们是农业国家多工业国家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坂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与中国的抵抗力完全没有影响。”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想屈服中国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的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他谴责日本假口防共，大兴问罪之师，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共产是思想问题，若谓威力可以压铡思想，世界上就绝对不会有革命问题发生，也无从有新生的国家了。……凭着日本二百万军队来防止中国赤化，等予俄皇尼古拉用禁卫军压迫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

　　他还写过《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一文，讥诮日本还够不上和他的盟友并驾齐驱：“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仍然走上了那条路。一样地陷了下去。”“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唱反共，只怕还够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里。”

　　百里的一生，从文学、历史到军事多研究范围很广，著作也很丰富事其最能表现他的中心思想的，应当首推《国防论》。

　　《国防论》出版于一九三七年春天。书中收集他自一九一三年所作的有关国防的论著，包括讲演、意见书、序言等，全书约十万字。此书问世后，他还准备再写有关国防经济的著作，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他奉命出使欧洲，只好为之搁笔。直到百里逝世，此书迄未着着手撰写。

　　《国防论》在扉页上强调了一旬话：“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他在《国防论》的导言中：强调历史对国防的重要性：“研究高深兵学的人，无不感到研究历史的重要。中国数十年来创办新军，事事只知求教外人，结果只学外人的皮毛，不能深入国民的心理，适应民族的传统，以致节节失败，原因有一部分就在于历史没有研究好。

　　“古时中国民族进入农业经济的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们能利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井田），以拒骑兵及战车的突击。这一小方阵成为一个最小的抵抗单位，同时又成为共同劳作的经济团体，所以中国古代军制即包含于农制之中。这种寓兵于农的精神之发展，后来又造成了长城与运河，这两者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国民的军事特色，就是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世界任何民族，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这就是百里国防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个结论得自他对古今中外各民族兴亡史的深刻考察。

　　百里认为：古代蒙古人因游牧生活而成功地利用了马（骑兵），欧洲沿海民族因经商而成功地使用了船（海军）。马和船本是吃饭的工具，同时又是战斗的工具，因此他们两度征服世界。不过他们是不自觉的、偶合的成功者，靠人为制度首先使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者者，是中国的井田制。

　　“国防经济学是一门最旧的、同时也是最新的学问。中国古代早就懂得了‘寓兵于农’、‘强兵必先理财’、将军事与经济密切结合起来的道理，如周公的‘封建’，管仲的‘尽其东亩’，曹操的‘屯田’等等。对西方来讲，国防经济学却是最新的科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军事学家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还理解得很不充分，号称军事首领的德国，其参谋部在战前只有一篇论金钱、一篇论粮食的文章，讨论战时经济。欧战开始后出现的原料统制，有钱买不到东西，市侩囤集居奇，工厂发财，农民倒运，农民放弃土地投身到工厂，这一系列问题，使社会经济生活根本动摇，并直接影响了军事。通过这教训，西方才渐渐成立了国防经济的新思想。”

　　百里认为，要建设国防，必须提前解决两个问题：一、如何使国防设备费有益于国民生产的发展。我们太穷了，应当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二、如何能使学理与事实密切她沟通。现在不是空谈就是盲动，盲与空有相互的关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关于第二个问题，乍看起来，似乎是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但这里所讲的，是掌握知识的人（知识分子）与做事的人（统治阶级）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百里不便公开抨击国民党政治的腐败无能，，只能纡回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国防论》问世于抗日战争的前夕，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前途，百里是作了充分的估计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抵抗外来的战争中，几乎无役不败。政府腐败，士气消沉，帝国主义以及洋奴、汉奸们，因此大放厥词，胡说中国人种不良，民族性太劣，什么方法也救不了中国。事情要真是这样，那么中华民族几百年之前早就灭亡了，怎么能生存到今日？肯定地说，只要找到恢复我们民族的真实本领，中国一定会再度强盛起来。”

　　日本一定会侵略中国，百里对此是毫不怀疑的。早在一九一

三年，他就暗示中国练兵要以日本为假想敌。一九二二年，他更明确指出：“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日本是军国主义的国家。“军国主义对外富有侵略性，只承认自己国家的存在，却否认别的国家的存在。”侵略主义的国家也讲国防政策，然而即使“全太阳系为其军略上所占领，而未有己也已也。”

“这种国防政策，非但他人不相信，即自身之国民亦不之信。”

侵略主义国家，在战略上利在速战，武力中心在第一线。百里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上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

　　基予上述想法，百里拟定了建立民军的三条组织大纲：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二、编制之原则，——军事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宜少；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后来的历史证百里的上述看法，总的说来，是十分正确的。

　　《国防论》对岳飞所讲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语，他有独特而正确的解释：所谓一心，不是存乎主帅一人的心，是指全军的精神一致。过去把动词“一”误解作形容词，是错误的。他认为过去的纪律赖刑法来维持，现代的纪律是由各人内心自发的（人自为战），应该启发其爱国心及自尊心，使人人乐于为国家效命。

　　他早就说过：“现代战争倘不基于国民的启发性，决不能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他认为，轴心国作战，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民主国作战，人民处于自的地位。如果轴心国与民主国破裂，战事的第一阶段，轴心国以团结付散漫。以有准备对付无准备；可能处于压到的优势；而战事拖延愈久，散漫的也团结起来了，无准备的也加速完成准备了，那时候，民主国必愈战愈强，轴心国将由涣散、枯竭而趋于毁灭。这一看法，也许是由自动与被动的民族精神推推演而来的。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67页～第171页，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