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德刚：袁世凯传 -- AleaJactaEst

一、袁世凯史传再发掘

　　「纽约时报」现任驻华特派员泰勒（Patrick E. Tyler），最近于二月六日该报发表一篇有关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故居的「专访」。他说近来蒋在大陆上已不再是个「暴徒恶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的朝山圣地（mecca）。每年平均有访客百余万，且在逐年增涨之中。这些访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陆人，然台湾往访者每年亦不下十余万。

　　作者并感概地说，文化大革命期中，蒋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严重破坏。老人的骸骨与墓石，被红卫兵乱抛于山林之间。可想象是惨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复，焕然一新；连那座寺庙「文昌阁」亦经重建，而当今的管理员六十四岁的王某却正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属于当时反对毁墓的「保守派」──其实也是天晓得也。

　　记得七八○年代之间，我个人亦曾数度返乡。旧中国的骨肉之情，还使我幻想去「访旧宅、扫祖墓」。数度试探没结果之后，返美曾作了一些还乡诗，有句说「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我因回去的早，国家还没有开放重建。有些诚实的「乡农」故旧，尚告我实情。那些在开放后才回去的至亲好友，还乡之后，居然还能「哀毁骨立」、「泣血哭墓」，回来告我说：「他*的坟还在！他*的坟还在！」吾知其为「保守派」红卫兵之杰作也。

　　前些年与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见老总统蒋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级浮屠的「慈恩塔」，祭祀的是蒋母遗像。──这位基督大总统，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惭愧的做了个「历史学家」，吾知其心境也。

　　据泰勒的报导说，蒋公近在大陆（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带），其声望至少与毛某平起平坐的。连中共治下的公务人员，都承认「蒋介石不是个坏领袖」。他和毛泽东的分别，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各为其主（义）」而已。──毛所致力实行的共产主义；蒋所致力实行的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连「共产主义者」对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则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呢。

　　别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这家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它对中国新闻报导的态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见的；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国中央执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凯而下，诸位总统、主席，到「假皇帝邓小平」（这也是该报封给邓的荣衔），直至****、李鹏，在该报的评述之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

　　该报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么「凡天下可刊载的新闻，无不刊载」（“All the News That is Fitto Print”）。可是去秋****访美，美国工商界在华尔道夫大旅馆，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会，这则「可刊载」的天大新闻，「纽约时报」硬来它个「只字不提」，把老江封杀得干干净净。

　　纽约时报这种偏见，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可是「纽约时报」对我们国共两党，如稍示青睐，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争相转播，视若殊荣──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宠埘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四星级的模范监狱

　　「纽约时报」何以如此偏激呢？说穿了也没啥深文大义。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时代」（Colonial Period）在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地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

　　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万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争」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们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

　　可是把话反过来说。平时锦衣玉食，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和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家和政客们，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其不流于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况。前不久，在我们纽约华人小区强力反对下，美国政府罔顾我小区利益，在我「华埠」隔街建了个「模范监狱」。──乖乖，这那叫「监狱」呢？它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它比那脏兮兮的「北京店」阔气多了呢！那些所谓「三星级」、「二星级」等等，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气昂然，开口闭口什么「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贫下中农」看看，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活活饿死。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冤魂之一而已。与毛主席的恶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所著的书名）治下的中国，也还不算太坏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蒋公敌和毛公敌在今日大陆，也就平起平坐了。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了，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不过，「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鸣，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规」（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

　　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 stat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巴黎和约，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在法理学（Juris 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来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　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笔者附注：共产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就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表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毛泽东不通西学　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中共建国之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话」，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那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你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罢。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里的Right（权利）和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生，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都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恍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攻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梁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辞）。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XXX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XXX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的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栗」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辞，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斯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要做伪君子，莫作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明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l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值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着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又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 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君子呢？大家都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到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真」；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贻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一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拼」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作真小人也。

二、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青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加以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沣监国，对袁世凯乃立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那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哑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Ｃ字打头的英文名辞：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埘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需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需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Ｑ，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n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碉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骨董了。――不把这些骨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碉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在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制的世系表复印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垫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一─？）、甲三（一八○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老二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士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Edited by Ar-thur W. 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vol.Reprinted by SMN Publishing Inc.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民，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了。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则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作「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大导师毛泽东，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新中原」的远景若何，笔者就无从逆料了。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

　　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页七九（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tio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G. How-ard,in4vols.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vol.4,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雏。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那儿去呢？

　　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已是科甲出身，乃鼓励乃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门，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纨哑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胆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小钦差、大监国、抗日反帝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已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四十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澄（一八三五─一九○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Yuan Shih-k’ai,1859-1916：BrutusAs-sumes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书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剌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前四七六），周天子之下有二○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达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千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al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槠炉」（Meltin Pot）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s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拚」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拚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拚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作「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耍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罢。美国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他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毛泽东很欣实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斯）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辞」（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 rown interest），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横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末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未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觎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 G. 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 G. Mollendorf），去朝鲜协助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因此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是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审（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澄（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个「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竟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碉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