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谍海孤舟—法国情报部门一个负责人的自述》 -- 以一敌七

我在博齐奥街的住宅几乎被团团包围。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成群结队地拥到我住宅的四周。他们站在我的一些邻居的屋顶上，窥视着屋子里的动静。他们想出其不意地用望远镜头来拍摄我的照片。只要一看到我家的窗户边有人影晃动，他们马上就咔嚓咔嚓地按动相机的快门。然而，不久前，我还是领导法国最秘密的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依靠伪造的身份证和虚幻的贸易公司招牌，我的真面目从来没有暴露过。为了保密，我甚至避免参加有我们的英国和美国盟友出席的最机密的工作会议。即使对我的上级，我的助手、我的情报员和联络员，我也只用一个代号，他们中的某些人叫我菲维尔，而另一些人则用马亚尔、托马和多纳德等名字称呼我。

在二十多年时间中，我成功地把自己隐蔽起来，从来没有被人摄入相片，也从来没有让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叫“勒鲁瓦”。现在，我却被自己为之服务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抛了出去，人们无视保密规定，一下子公开了我的身份，并将精心选择的一些所谓“情报”故意透露给新闻界，这些勾当大多是原先属于公民行动队特工处的那些人干的，他们极其阴险毒辣地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所谓的“神秘的勒鲁瓦上校”，声称“他肯定了解本巴尔卡事件的底细”。

这种欺骗舆论的行动对本巴尔卡事件的真正的罪犯来说不啻是上帝的恩赐，使他们有时间把水搅浑，洛佩斯不断叫嚷：“我什么都跟我的上司勒鲁瓦－菲维尔上校讲了，他庇护了我。再说，

①拉乌尔萨兰(RaoulSalan)1958年被戴高乐将军任命为法国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代表；1960年退休后去阿尔及尔，并在那里发表“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宣言，表示他与政府的立场有分歧。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搞“秘密军队组织”，从事一系列恐怖活动，反对戴高乐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1961年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次年在阿尔及利亚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

——译者

我只是履行了我的职责……”

新上任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局长吉博将军对上述事件的有关材料一无所知，甚至连我搞的那几份简报也没有看过，但他却在呈交政府的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中冷酷地指控我向上级隐瞒了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一报告的摘要还郑重其事地转发给了佐林格法官。

说穿了，他们想让人相信，只有菲维尔一个人有错。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是无可指责的，它什么都不知道，它在工作中也没有任何缺陷和疏忽……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对我进行了惩罚，将我除了名，并使我成了大家怀疑的对象。这样做就自觉不自觉地为某一个警察部门效了劳。这个警察部门通过其情报员和密探已深深地卷入本巴尔卡事件。从一开始，它就竭力掩盖自己，保护自己的人员。

当卡伊警长得知我已受到整肃时，他可能会想，事情不会到此就结束。像我这样一个被逼到墙角的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卡伊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是一个倔强的、火炮性子的人，并不是那么好惹的。他担心我正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利用我掌握的秘密手段，开展一项可能会涉及各级领导的调查。

因此，他就派人对我进行严密监视。警察局的人日夜放哨、站岗。他们中的有些人坐在一辆小卡车上，一刻不停地把从博齐奥街一号进出的、被怀疑是跟我进行接触的人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我的电话被窃听，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毫无疑问，卡伊领导的警察部门以及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都对我动用了侦察手段，比斯托一定也害怕我可能做出反应。他会这样想：“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菲维尔甩了，难道他就不会试图报复吗？”

因此，在我住所四周麇集着警察、双重特务以及各种间谍和记者。这无疑是为了制造一种严重的气氛，以对我进行恫吓，瓦解我的斗志，使我成为任人宰割的、温和驯服的绵羊。我一出家门，马上就有人钉我的梢。他们干得十分愚蠢。我决定教训他们一番。我突然把我的汽车刹住，跳下车来朝他们走去，并冲着他们说：“这个行当我可比你们干得时间长，也比你们精通得多，只要我高兴，我马上就可以把你们这些尾巴甩掉，为了使你们能跟上我，我建议你们干脆坐到我的车里来，这样更方便些……”

我还发现了停在我住所附近的监视我的汽车，有一天，我躲过卡伊手下的人的目光，绕过一片房子，从布森街转回来，直接站到一个眼睛死盯住我家门口的警察的身后，我一眼瞥见，在他伸手可及的手套箱里，放着一支左轮手枪。我猫着腰向汽车门走去，这可把他吓了一大跳。我对他说：“可怜的朋友，你们都疯了吗？难道你们把我当成菲贡了？”

我回到家里，打电话告诉区警察分局，我家门前埋伏着一些持枪流氓，我怕被打死，再也不敢出去了。几分钟后，区警察分局局长派来了一辆警车。这使那些监视我的警察总局的便衣们狼狈不堪，他们不得不当着行人的面向区警察分局的警察出示他们的证件，并解释他们留在此地的原因。

尽管如此，佐林格还是有所顾虑、有所怀疑的。他不想走得太远，而是适可而止。检察院敦促他采取行动，他就采取行动。但在他看来，对我发出指控，这就已经足够了，我仍继续享有自由，可以看文件，也可以进行自我辩护。

但政府却并不这样认为。戴高乐要求司法机关毫不含糊地表现出自己的坚定性。应该抛出一个有名有姓的负责人作为牺牲品，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检察院的代表坚决要求立即将我拘留，但佐林格却回答道：“不，没有必要监禁他！”

检察院代表用最神秘的口吻警告佐林格，指出把我立即囚禁起来也许是一个上策。

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勒鲁瓦可能干出蠢事来吗？他是个爱冲动的人，如果他死了，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菲贡自杀了，如果勒鲁瓦也自杀，这会引起多大的政治风波啊……”

人们声称是根据上述理由把我投入监狱的。这件事竟被说成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势在必行的、宽大仁慈的行动。邪恶被蒙上了人道的面纱，把我关押起来竟然说成是为了我好。

佐林格对我说：“我是被迫这样做的，没有任何恶意。我想保护你，使你不致被自己的极端行为所害。”

我发作了：“我自己会关心自己的。不要找什么无聊的借口……”

他无可奈何地说道：“你不知道……”

晚上九点多钟，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已经回家去了。由于佐林格本来没打算逮捕我，所以他没有想到应把格里索尼留在身边。但总得有一名法院书记官来起草一份监禁我的文件。人们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忙乱的脚步声回响在冷清的法院大厅里，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法院书记官。佐林格走投无路，最后只得把一名法院看守找来，要他用打字机把审问我身份的记录打下来。

我对再也不敢正眼看我的佐林格说：“这几天晚上你一定会睡不着觉的，因为你干了一件卑劣的事情。”

后来，他们连夜把我进到拉桑泰监狱，但佐林格法官却茫茫然安不下心来。

拉桑泰监狱方面已做好了一切接纳我的准备。我一到那里就声明说，我不想同任何人说话，我认为自己是被非法囚禁的。

我被囚禁了一百十七天。在这段时间里，我只见到过典狱长、他的助手、几位看守以及一个偷汽车的年青人。这个年青人被派来作我的“勤务兵”，他每天替我打扫牢房。他时常睁大眼睛盯着我，问遭：“你真的是上校吗？你是个大间谍吧？所有的报纸都是这样写的，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些什么才被关在这里？”

我从未看到过别的囚犯。对我来说，拉桑泰监狱是一艘巨轮，是一艘冷清而凄凉的“夜航船”。我的妻子和我的律师最终获准前来探望。当他们来到监狱时，所有其他的犯人都被锁在他们的牢房里，不准出来，尽管这是探监时间。人们不清楚我究竟是什么人物，竟需要采取如此严格的防范和保密措施。

每次我的妻子和律师前来探视时，都得重复以下这种可笑而又恐怖的做法：在离开牢房前，我被迫把衣服脱光。一位看守把我的衣服取走。然后，我赤条条地在两个专门安排的看守的监视下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的那一头，我走进一间小屋，穿上已经转放在那里的衣服。接着，我就被带到探视室里去，在回牢房时，也得采取同样的方式。

我要求每天早晨去洗澡间洗个澡，他们也采取了上述荒唐的防范措施。

亲自监视我的每条行进线路的典狱长或副典狱长大概是这样考虑的：在一丝不挂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想到越狱的。

脸色温和的狱卒对我说：“我们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保证你的安全。把你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你！”

难道真的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关在曾监禁萨兰将军的那间牢房里吗？在受审前，萨兰将军曾被关在医务室二层走廊最尽头的这间最孤立的、最易于监视的牢房里。晚上，每隔半小时，探照灯就照射牢房一次，而看守则从门上的小孔里窥察我在屋子里的行动。

手持冲锋枪的共和国保安队队员在我每次放风时都死死盯着我，这难道也是为了保护我吗？我的放风不是在监狱的某个院子里，而是在一个五米见方的真正的铁笼里进行的。要经过一个狭长的盘梯才能进入这个四周和顶上都安着铁栅栏的笼子。我在笼子里放风时有点像一头落入陷阱的团团打转的猛兽。

实际上，我成了一名真正的国家级囚犯，所有那些把我关在这里的人都感到心虚。他们害怕我越狱，害怕因我被囚禁而怒不可遏的第七处的人员潜入监狱来营救我。第七处曾不止一次地为解救和保护自己的某一位成员而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七处里的人是不会扔下他们的上司不管的。

确实有一个把我从狱里营救出来的计划，而且为此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偷偷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并涂上了国家宪兵队的标记加以伪装。突击队准备在我放风时把直升飞机开到拉桑泰监狱的上空。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监视我的武装人员太多，共和国保安队受命在稍有动静时就开枪，特别是朝铁笼开枪。这个铁笼是特制的，关在里面的人无法从笼顶逃走。

他们哪里是在保护我，分明是在凶狠险毒地摧残我。我原来的身子虽很结实，但在拉桑泰监狱呆了没几天，就垮了。我头疼得厉害，脊椎骨也痛，我在冰窖般的牢房里盖着薄薄的被子，直打哆嗦。

在医务室里，人们在我颈椎骨部位进行注射。针打得是那样的痛，以至我担心自己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如果我完蛋了，人们会说我经不住耻辱，以一死来逃避责任，这样，别人就会把许多问题往我身上一推了事，我的妻子和律师见到我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感到忧心如焚。

但当我想到，就在这里，年岁比我更大、苦难比我更深重的萨兰将军曾经受了这阴森、冷寂的地狱般的生活，一般勇气便在我心里升腾而起。

3月2日，佐林格要我到法院去。当他就实质问题向我提问时，我发现把我拘禁在拉桑泰监狱只不过是整我的第一步，人们已决定把我的嘴完全堵住，置我于死地，而不让我有任何辩解的可能。

他们不是指控我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摩洛哥领导人本巴尔卡的话动，而是指控我虽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本来是可以阻止这起事件发生的。

用刑事诉讼法的术语来说，我是“没有揭发一件其后果本来可以限制的罪行”。

简言之，他们指责我在本巴尔卡事件中向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领导人封锁了情报：我虽然知道一切，但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我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的上司们搞错了，我在5月和9月曾两次用简报把洛佩斯提供的所有情况报告给他们。

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傲慢的新局长反问道：“什么简报？你能拿出来吗？”

“简报就在你们那里，你们应该把它交给法院！”

“很遗憾，即使有这样的简报，那也属于‘国防机密’，不能转交。况且，有没有简报还需要证明。”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以“国防机密”为借口，阻止我出示可以证明我无罪的文件。面如果我掌握这些材料的副本，并拿出来给法官看，那我就会触犯有关保守国防机密的法律，我就可能从拉桑泰监狱直接移解到东部要塞去接受国家安全法院的审判。

同样，我也得对我作为处长进行的所有活动绝对保密，我无权向佐林格说明我真正的工作，以表明我不可能被卷进绑架本巴尔卡的事件中去。要是我向佐林格说出这一切，我就有可能被指控犯“叛变”罪。

佐林格对我常去摩洛哥一事很不理解。除了他以外，许多律师在审理这个事件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隐约其词地声言，我很可能利用去摩洛哥的机会与乌弗基尔、德利米一起策划从肉体上消灭本巴尔卡的阴谋。

为了替自己辩护，我可以把我在库洛哥实际所做的一切讲清楚：十五年来，我一直是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设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情报基地之一的负责人，我在摩洛哥主要从事偷拆美国外交邮包的活动，并没有与乌弗基尔、德利米一起策划阴谋，我是一个秘密特工人员，竭力避免与这些人接触。我在摩洛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许多对法国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可是，不难想象，这样的揭露会在世界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响。如果对我这样一个掌握着如此众多国家机密的间谍继续审讯下去，这显然会引起麻烦。象我这种情况在法国特工部门是史无前例的，只有在美国才发生过类似的事。水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前领导人被带到议会委员会，甚至被带到法庭进行讯问。他们在法官面前坚定地保持蔑视性的沉默；此后，他们在没有受多大伤害的情况下脱身了。

我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我自己辩解的话，可能会触犯更为严重的法律。于是，我就要求佐林格法官直接向领导我的新的主管部门，即向武装部队部部长皮埃尔梅斯梅尔了解情况。

我对佐林格说：“应该由他来向你说明，我在摩洛哥究竟干的是什么秘密活动。这样，你就会明白，与乌弗基尔、德利米或其他任何摩洛哥人士进行接触，并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同样，也应由梅斯梅尔部长来证实，我的确在情况简报中写明，有人在打本巴尔卡的主意。即使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不愿把这些材料的全部内容讲出来，那它起码应承认，确实有这样的文件，而我也的确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我问佐林格，“如果不拿出这些简报，我怎么能向你证明我是无辜的呢？”

法官看出了我内心的复杂矛盾。如果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把我开除，我倒能自由地为自己辩护，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就可以痛快淋漓地揭露局领导的渎职行为和卑劣的手段。

但我只是被停职，我的名字仍留在花名册上。尽管身陷图圄，我却继续按期领取薪俸，好象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外面从事着正常活动一样。只要误会一消除，我就有权要求恢复工作。

正是这种奇特的处境束缚了我的手脚。我必须卑谦地恳求那些把我一脚踢开并交给司法部门的局领导人为我讲几句公道话，帮我摆脱目前的困境。

在梅斯梅尔的眼里，我象是一个胆敢触犯其尊严、干扰其平静心情的粗野的小人。他十分轻蔑地说：“武装部队部部长没有必要参与为一个受控告的人进行辩护活动。”

在得知梅斯梅尔拒绝提供协助后，我觉得自己似乎跌进了深渊，这下全完了，一点生路也没有了。我不能为自己辩护，而我的上司又拒绝帮助我。

我对佐林格法官说：“既然如此，一切审讯都是徒劳无益的了。你不要指望我会回答你提出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问题。我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的了，我也不会再在你的审问记录上签字……”

佐林格感到十分惊愕，他说：“但我应该把预审工作进行到底！”

受到总理府反复催促的代理检察长巴尔巴鲁大声嚷道：“你阻挠法院工作的正常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进行审判？”

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慌，因为戴高乐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政府赶紧处理掉这件“低级卑鄙的事情”，此外，戴高乐将军对司法部门工作松懈拖沓表示了惊讶。

我对巴尔巴鲁说；“你应该去找梅斯梅尔，是他为预审设置了障碍！”

我决心不再讲一句话。我要让梅斯梅尔承担责任。人们知道我是无权进行自我辩护的，我早就被定了罪。由于我还属于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因此，我不能违反保密法。我只得求助于极端的解决办法。

回到牢房后，我开始绝食。如果他们想要让我死，他们会达到目的，但我却能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清白。

我的律师让马吉亚尼通知梅斯梅尔部长办公室：“为获得每个被告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即辩护权，我的委托人只得这样做。”

既然梅斯梅尔不愿为一个还活着的人辩护，那他就应该对一个人的死承担责任。我毫不妥协。典狱长、看守、护士都来恳求我，劝我至少喝一点水。他们向我解释说，所有在监狱里进行绝食的人都喝一点流质，以免肾功能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他们对我太不了解了，我双唇紧锁，不进一点食。我活着有志气，死也要死得有骨气。

在最初几天，我还有气力走动。人们匆匆忙忙把我的妻子叫到探视室，希望她能央求我放弃绝食计划。但我的妻子对我十分了解，知道我是一个顽强刚毅、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年青时代，她同我一起分担了许多风险。在结婚的那天，我们俩刚走出教堂，她就看到我咒骂那些企图搜捕我的德国人。我身上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挑战欲望、前进冲力和坚强决心。不能设想她会在目前这种时刻恳求我改变我的为人。

五天后，我站不起来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在我的周围，晃动着许多警惕的脸孔，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以及部长派来了观察员，为了使我恢复体力，人们想给我打针，但我拒绝接受任何医疗措施。他们大概还不至于象某些国家的监狱里面那样硬往我鼻子里塞一条进食管吧！牧师也应召前来帮忙，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叹着气说：“太荒谬了！这样搞下去，最后会出事的！”

第十二天，人们告知我：“你胜利了！部长同意回答法官的问题，你的律师获准了解那两份简报的内容……”

然而，他们在查阅报告问题上又搞了许多名堂。但不管怎么说，我的辩护律师让马吉亚尼终于被允许阅读那两份简报了。

一本正经地主持这场奇怪的报告查阅仪式的福韦尔对我的律师说：“注意，不准你转抄和摘录！”

马吉亚尼回答说：“这是在开玩笑吧？我至少得把日期，名字和一些细节记下来……”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无关紧要，因为在探索事实真相方面已有了第一个突破，洛佩斯狼狈不堪，开始承认他讲的全是谎言。在法官的办公室里，他痛哭流涕地求我宽恕。他永远是一个小丑！我与佐林格进行了最后一次争吵。他眼看自己搞的材料全部被推翻，觉得十分懊丧。在洛佩斯承认他作的是伪证后，佐林格竟还以为我手下的这个工作人员想为我掩饰。

“你总不能说你对本巴尔卡一事全然无知吧？”

“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再三告诉你，我不知道此事！每次我从洛佩斯那里得到一鳞半爪的情况，我都立即向领导汇报了，但他们觉得这些情报没有利用价值……”

佐林格摇头表示怀疑：“你说服不了我！”

我抓住了他的领带，把他提起来向墙上推去。他的身躯很轻，我都没有感到什么份量。他脸上布满了惊骇的神色，头发乱成一个个絮团。

“如果我把你从窗口扔出去，你是否就心悦诚服了？”

就在这时刻，我的目光遇到了法院书记官格里索尼的目光，他是一个正直的科西嘉人，在怯院工作已有五十年之久，他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事，但他没有进行干预，既没有大声嚷嚷，也没有叫看守进来，他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来的微笑，朝我晃动了一下食指，以示不赞成。

“嘘，嘘！”他用的是一个老教师抱怨一个不守纪律的小家伙的口吻。

我放开了佐林格。他整了整领带，用手理了理头发，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我能让法院同意不予起诉吗？这一定做不到。他们只是改变了搞垮我的方式而已。他们不能继续把我关下去，因为这会使他们丢面子并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应。佐林格被这事搞得焦头烂额，不久便把档案材料移交给萨布莱罗勒斯法官，并建议将我释放。6月8日，我离开了拉桑泰监狱，准备对付最后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