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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翻译原创】《走出毛泽东阴影》之富婆 -- e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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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翻译原创】《走出毛泽东阴影》之富婆5 (完)

译者的唠叨:这篇报道的第五小节,也是最后一小节。作者将亲自上阵,直面富婆陈丽华,描述他对富婆的采访和与富婆的互动。谢谢河友们持续的关注!

另,翻译的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谢谢。

富婆 之五 (大结局)

陈丽华与我会面过两次。这两次,她都送给了我礼物。在我采访她之后,她让我关掉录音机,然后,挥手示意她的秘书——站在我们边上的一位年轻而干练的男士——过来。秘书急忙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走上前。第一次,陈送给我一件丝绸唐装和一件羊绒长大衣,而且,她坚持要我在离开前试试尺寸。从未撕掉的标签牌来看,大衣价格将近五百美元。第二次,陈又给了我一件丝绸唐装,并让秘书在唐装的口袋里放上一千元港币。这两次我都极力拒绝,并告诉陈,收受礼物违反了《华盛顿邮报》的规定。但是富婆丝毫不为所动。她说,世界各地的记者都采访过她,并接受了她的礼物,如果我拒绝,她将认为这是对她个人的一种冒犯。这两次,我们都为此推来阻去好一会儿。当我最终妥协并表示我会把这些礼物捐献给慈善机构时,陈富婆就会因达到了目的而看似非常满意。

我们是在她的公馆二楼的会议室见面的,很可能就是陈向高志晟律师示好的同一间房间。房间门外的过道边悬挂着陈与当时的政治局九大常委握手的照片,以及陈和过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国外名流的合影,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就我亲眼所见,比起在电视上的形象,陈可以说是走下神坛,更加贴近生活。陈是一位高大的女人,散发出一种母亲般的光彩。她明显对于访客的到来非常高兴,但同时,由于有限的学历和低微的出身,她又表现出了一些不安全感。她经常试图使用成语连成紧凑句子,来表达她的想法,显示她的学识,但问题是,她的成语用的完全不是地方,也使得的她的话支离破碎。她用了大段的时间谈论紫檀——紫檀的美丽,紫檀的历史,紫檀的稀少——有一次,她甚至要我捏捏她的胳膊,来显示紫檀的健康功效。“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你看得出来吗?”她问道。我礼貌性地回答看不出来。“我患糖尿病已经十七年了,你看得出来吗?”她继续道,“看不出来吧。所以说,紫檀对于治疗我的糖尿病作用极大。”

陈非常高兴地重复了她在文革期间抢救古董衣柜的故事,随后,她热切地谈论了在缅甸的丛山峻岭间她与一群杀人峰的遭遇。但是,当我询问她是如何致富的,陈总是顾左右而言它,或者老生常谈。“都是辛勤劳动的结果。”她告诉我,“一些记者问我钱从哪里来。他们都想问这个问题,今天你也问了。我会给出同样的答案。我钱挣得合理,花得也适当。换句话说,我的劳动所得,我想怎么花都行。我对在中国投资非常有信心,也证明我的钱也都是合法所得。有些事情是很私人的,我不想谈太多。”我试图理解陈的逻辑,但我的汉语水平却使我无法理解陈的回答。然而,陪同我采访的一位中国同事事后证实,陈是在胡言乱语。

后来,我采取了更加直接的一种方式。我问陈是否拥有某种特殊的门路,可以购买北京南边家具工厂仓库里的古董家具,而这些家具都是文革时期红卫兵掠夺来的。陈大笑着说,她只从仓库里购买了少量不值钱的家具。然后,她补充道,她从未卖过任何一件自己收集或者修复的古董家具。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陈述,因为陈已经告诉我,在投身房地产业以前,她是做古董家具生意的。如果她什么家具都不卖,那她靠什么谋生呢?“我有储蓄,我也有我的商业机密,”她回答道,“我不想再谈这个了。”

陈承认在中国做生意,关系网至关重要,但是,她否认与政府领导们有任何特殊的联系。“关系确实非常重要,但与你想象的不同,”她说,“不像人们通常说得那样,关系可以盖过法律,可以胜过一切。就我的经历来说,并不是那样。”相反,陈说,她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是建立在诚实和信任的基础上的。“你需要良好的信誉才能建立关系网,”她说,“你按照规定和政策办事。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他们才会信任你。”一旦他们信任你,陈继续说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滥用这种信任。“一些关系培养了数十年的朋友,我可能从没有让他们帮过忙,”陈说,“领导人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你可以尊敬他们,但你不能向他们提要求。如果你向他们讨好处,完全依靠他们,好像靠在靠背椅上,这就会产生问题……领导们就会与你保持距离。”

当我问陈,如果没有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创业者是否也能成功时,陈坚持说这是可能的。她说,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遵循法律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去政府各职能部门。去土地局,规划局,还有当地政府……去喝杯茶,尽力了解情况。”就这么简单,陈坚持说,并且补充道,没有必要请政府官员吃大餐或送上重礼。她说,她自己只送给官员们一些艺术品,比如她的工匠们制作的一些檀木器具。(在这次采访之后,陈送我一千元港币。她的秘书说这是给我的午饭钱。)

陈为北京老城区的大规模驱逐和拆迁进行了辩护,称自己是有远见的开发商,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而老百姓并不理解她。“一些群众不想搬家,这是可以理解的。故土难离嘛。尽管他的房子小,但他长在这儿,习惯了。”陈说,“如果你让他搬,他可能开始并不理解。但是,当他离开后搬入公寓楼,改变了生活方式、习惯和品位,他自然会觉得开心。”陈说,当一些居民抵制拆迁的时候,“我们尽力与他们协商。”她声称,在没有达成协议之前,她从没有驱逐任何人或拆掉任何一栋房子。陈开始和我谈起金宝街项目,吹嘘没有一位被拆迁者提出异议,但是,她一定是感觉到了我的怀疑,因为她提起了华新民,虽然华的名字她老说不对。在那时,陈的公司已经推倒了华家的房子,开始在上面修建一家私人俱乐部。

“我与政府签订了合同。我并没有和华建民签任何合同,但华建民老是给我找麻烦,”陈说,“她指控我侵占了她家房子的地。她是法国人,她以法国人的口气对我一个中国女商人说话……我不管你是法国人还是其它什么国家的。我将使用本土的合理合法的手段搬迁你的家。政府给了我这样的权力……她不应该来烦我,她应该去找政府。”

一次又一次,陈强调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她并没有抢夺私有财产;她依据法律,从政府手中购买了土地使用权。她并没有依靠在长安俱乐部建立的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来谋取特权;她去政府相关机构咨询并研究法律法规。她并没有依靠关系移民香港;她是在“探访亲友”之后合法移民香港的。她并没有恐吓记者;她只是在记者发表充满谎言的文章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于每一个问题,她都有回答或者借口,只有一次,她看起来有些不安,那是我提起高志晟的时候,此时高已经被逮捕。当我说出高的名字,陈看起来非常痛苦,她的脸刷地变白。她说她从没有听过高的名字。

当我问起像她这样的创业者怎么看待专制的政治制度时,陈也显得有些慌乱。她含糊地说了一些在中国的外资的事情,直到我明确表示,希望她谈谈更喜欢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我想,对于中国来说,一党制更好。因为多少代以来都是这样,”她说,“我并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我希望仍然是我们现在的一党制。一党制有很多好处,它意味着有人会治理这个国家,指明方向……”我提醒她,在毛泽东的一党统治下,发生过一些灾难和破坏,包括陈自己在文革中也吃过苦头。“那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一切都非常好。”陈回答道。她停顿了一下,满面笑容地说:“我是一个简单的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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